瀾江的子夜驚雷,在天亮時分,就已經變成了海西省政壇的一道刺目公告。
杜銘在辦公室,看著桌上那份剛剛由省委辦公廳下發的紅頭檔案。
《關於對瀾江市委書記趙明華同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的通報》
這份由省紀委下發的檔案,以一種無可辯駁的權威與快如閃電的速度,宣告了瀾江市一把手的政治生命,徹底終結。
杜銘的手指,在那份薄薄的A4紙上輕輕敲擊著。
他看的不是上麵的鉛字,而是那些冇有寫出來的東西。
冇有掃黑除惡。冇有黑社會保護傘。
甚至冇有一星半點,提及沙老三這個誘因,更冇有提那驚人的1.35億洗錢線索。
隻有一句冰冷的、標準的、切割得乾乾淨淨的“嚴重違紀違法”。
這是一份完美的切割文書。
孫盛源和李正行,動用雷霆手段,搶在杜銘向省委書記張瑞年彙報之前,主動引爆了趙明華這顆雷。
他們用自斷一臂的慘痛代價,完美地執行了李正行的“斷黑查腐”策略。
他們成功地在瀾江和西陵之間,在趙明華和王海之間,在“**問題”和“黑惡勢力”之間,用省紀委的權威,斬出了一道深深的防火牆。
“叮鈴鈴——!”
桌上那部紅色的加密電話,發出了刺耳的咆哮。
“廳長!”
電話裡,傳來了高鋒壓抑著巨大憤怒的咆哮。這位刑偵總隊長,顯然也看到了這份檔案。
“他們這是搶劫!趙明華被紀委帶走了!孫盛源親自帶隊,今天淩晨三點,在省城,成立了省級聯合調查組,把我們的人……把我們的人全都擋在了外麵!”
“我們查到的線索,”高鋒的聲音近乎咆哮,“我們費儘心機、頂著督導組的壓力挖出來的洗錢鏈,現在全成了他們紀委的功勞!他們把案子,從我們公安廳的手裡,硬生生搶走了!”
“這是繳械!”高鋒再次重複了這個詞,“我們還查不查西陵了?再不動手,王海那邊怕是也要被他們用這種方法‘保護’起來了!廳長!”
電話這頭,杜銘的沉默,讓高鋒的怒火也漸漸冷卻,轉為不安。
“廳長……?”
杜銘隻是淡淡地“嗯”了一聲。
高鋒的憤怒,他懂。這是將的憤怒。
但高鋒不懂,這是相的勝利。
李正行和孫盛源贏了嗎?不。他們輸得比誰都慘。他們失去了一個市委書記,一個本土派的重要棋子。
他們這是棄車保帥。
不,甚至不是保帥,他們是在割肉飼虎。
他們割下了趙明華這塊肉,餵飽了省委書記張瑞年的政治威信,也堵住了他杜銘這隻“惡虎”的嘴。
“高鋒,陳怡,”杜銘終於開口了,聲音平靜得可怕,聽不出半分喜怒,“立刻收隊。”
“……收隊?”高鋒愣住了,他甚至懷疑自己聽錯了,“廳長,我不明白!我們……”
“收隊,返回省城。”杜銘的命令不容置疑,帶著的冰冷決斷,“所有關於瀾江案的資料,整理封存。省紀委調查組需要什麼,我們就‘配合’什麼。西陵那邊,所有外圍調查,全部暫停。”
“……是。”高鋒縱有萬般不甘,也隻能服從命令。
“哢噠”。
電話掛斷。
杜銘站起身,走到了窗前。
他決定等一等。
換做旁人,此刻或許是暴怒,是憤恨,是功敗垂成的不甘。
但杜銘不是。
或者說,趙貞吉不是。
在他的軀殼之下,是一個在嘉靖、隆慶、萬曆三朝黨爭中,見慣了“嚴嵩倒台”、“徐階致仕”、“高拱罷相”的明朝內閣大學士的靈魂。
眼前的局麵,讓他感到一種跨越時空的熟悉。
這根本不是什麼掃黑”,這是黨爭。
這是“京察”,是“外計”。
是外來的省委書記張瑞年,與本土的李正行、孫盛源兩大勢力的政治博弈。
他杜銘,是副省長兼公安廳長。在這個棋局裡,他名義上,是張瑞年手中最鋒利的一把刀。
但杜銘心裡比誰都清楚,他這把刀,張瑞年用得並不順手,甚至對他有些忌憚。
畢竟,就在他來海西省之前的東州任上,他親手把張瑞年的小舅子——李國平,送進了監獄。
張瑞年需要他這把刀,去衝鋒陷陣,去咬死李、孫的本土勢力。可張瑞年也怕這把刀。一把連主人親戚都敢砍的刀,總有一天,會不會回過頭來,砍向主人?
一個失控的、戰功赫赫的“將領”,對“帝王”而言,其威脅甚至不亞於“外敵”。
他杜銘這把刀,太快了,太鋒利了。張瑞年空降海西,本意是讓他當一條“鯰魚”,攪動死水。可杜銘一出手,就直奔“龍王”的命門,差點把整個池塘都給掀了。
而杜銘更擔心。他擔心張瑞年徹底站穩腳跟後,
在清算了李孫的本土勢力之後,轉過來就對付他。
畢竟,嘉靖皇帝用海瑞鬥嚴嵩,嚴嵩倒了,海瑞的下場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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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獄”。
所以,杜銘不能真的當一把“刀”。他要當那個“執刀人”。
而李、孫二人的“斷腕求生”,高明之處在於,他們不是在對抗杜銘,他們是在“提醒”張瑞年——
“張書記,您的刀,太快了,會傷到‘大局’。您看,我們自己能‘清理門戶’,不需要這把刀來‘破壞穩定’。”
這一下,反而是把張瑞年,也架在了火上。
這不符合張瑞年“平穩掌控”的政治利益。
更何況,杜銘反思,他與李、孫二人的交鋒,從頭到尾,對方都冇有“主動”招惹過他杜銘。
是他杜銘,在平安海西會議後,按照張瑞年的指示,打響了第一槍。
現在,對方以損失一名市委書記為代價,換取了戰場的暫時熄火。
他杜銘,搞到這個程度,已經足夠了。
他一個“空降兵”,撬動了海西省鐵板一塊的政治版圖,讓高高在上的李正行和孫盛源,實實在在地“大出血”了一次。
如果現在,他不顧一切,繼續強行猛攻西陵的王海,那就不再是“奉公掃黑”,而是“政治傾軋”和“私人恩怨”。
那會逼得李、孫二人,甚至是他背後的“恩主”張瑞年,三方,都對他杜銘,產生真正的“殺意”。
一個被所有人忌憚的“孤臣”,是活不長的。
杜銘的腦海中,忽然閃過了一個他穿越後,在曆史書上看到的名字——袁世凱。
他對這位日後的竊國大盜本無好感,但其政治手腕,卻讓他這個曆經三朝黨爭的閣老,也佩服得五體投地。
袁世凱是怎麼在舊朝廷、革命黨和列強之間,最終成為贏家的?
不是靠一味的猛衝。
而是靠兩手策略:一手是小站練兵,暗中積蓄隻忠於自己的絕對力量;另一手是洹上垂釣,在政治失利時展現出極度的隱忍和退讓。
當朝廷死後,攝政王載灃要殺他時,他冇有硬抗。他做了什麼?
他立刻宣稱身患足疾,主動引疾而歸。
他跑到了洹上,穿上蓑衣,裝作一個與世無爭、垂釣為生的漁夫,擺出一副徹底退出政治舞台的姿態。
他用這種方式,成功地讓天下人都以為,他已經失勢了。
杜銘能看懂。
袁世凱釣的不是魚,是時機。
他練的也不是兵,是勢。
是他自己那支“唯袁公馬首是瞻”的北洋新軍。
等到“武昌城一聲槍響”,
清廷鎮壓不了,
革命黨也成不了氣候。
所有人,都隻能回頭,去求那個在洹上垂釣的袁世凱。
因為,隻有他,手中有那支“新軍”,有那個能力,來收拾殘局。
杜銘的目光,穿透了省政府大樓的玻璃,看向了更遠的未來。
他的目標,是省委常委。
常委的席位,不是靠打就能打下來的。是靠勢,靠“不可或缺”,“換”來的。
李正行和孫盛源,以為他們“捂住”了瀾江的蓋子,就贏了。
他們錯了。
他們捂住的,是一個膿包。
而西陵的王海,是另一個更大的膿包。
趙貞吉在明朝內閣幾十年,太懂“捂蓋子”的後果了。
杜銘也要開始“垂釣”了。
他要立刻收起所有的鋒芒。
第一是“洹上垂釣”。
他要讓所有人都看到,那個鋒芒畢露的杜廳長,在趙明華被紀委“搶走”後,已經“知難而退”,變得“成熟”和“顧全大局”了。
他不再是“公安廳長杜銘”,他要變回“副省長杜銘”。
他要主動向李正行“彙報工作”。他要主動向孫盛源“請教經驗”。他要主動向張瑞年“承認錯誤”。
他要讓張瑞年“失望”,讓李正行“放心”,讓孫盛源“輕視”。
他要從“三方忌憚的刀”,變成“三方都不在乎”的、那個“養病”的袁世凱。
第二是“小站練兵”。
他“垂釣”的這段時間,恰恰是他最好的“練兵”時機。
袁世凱在小站練兵,練的是“人”,是“槍”。
杜銘要利用副省長和公安廳長的雙重身份,抓“人事”。
杜銘知道,“門生故吏”纔是權力的根基。他要親自兼任警察學院的院長,親自授課。他要用他的現代知識和的權術心法,給那些一窮二白的年輕警官們“洗腦”。他要讓他們知道,誰是他們唯一的“恩師”。
他要推動全省公安係統數字化升級。表麵上是“科技強警”,實際上,他要將全省的警務數據指揮權,繞過所有市一級,全部垂直集中到省廳,集中到他自己的手裡。
他要打造一支不屬於瀾江、不屬於西陵、隻屬於省廳數據指揮中心的“北洋新軍”。
高鋒、陳怡這些人,就是“新軍”的“教官”和“骨乾”
這支隊伍,不再是張瑞年的刀,而是他杜銘自己的勢。
第三是“坐山觀虎”。
杜銘在明朝黨爭中,最明白一個道理:“君子不黨”。
他既不完全倒向張瑞年,也不與李、孫二人死磕。
他要遊離在三方之外,成為一個“專業的”、“有能力的”解決問題者。
他要等。
等李正行和孫盛源,在“捂蓋子”的過程中,與張瑞年產生新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等西陵的王海,那個更大的膿包,自己“爆”開,爆出一個連省紀委都兜不住的驚天大案。
到那個時候,當張瑞年焦頭爛額,當李正行束手無策,當孫盛源投鼠忌器,所有人,都會回頭。
他們會發現,隻有他杜銘,纔是那個能“收拾殘局”的唯一人選。
到那時,他杜銘入常委,就是水到渠成。
這纔是趙貞吉的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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