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朋友們好!
首先自報家門:我是山東高密人,可以說跟大家是老鄉。淄博是蒲鬆齡的故鄉,幾十年前我冇開始寫作的時候就知道蒲鬆齡,童年時期讀得最早的也是蒲鬆齡的小說。
我大哥考上大學後,留給我很多書,其中一冊中學語文課本裡,有一篇蒲鬆齡的小說《席方平》。儘管我當時讀這種文言小說很吃力,但反覆地看,也大概明白其意思。這篇小說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2006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生死疲勞》。這本書出來以後,有人說我是學習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山東大學馬瑞芳教授看完後對我說:“莫言,你是借這本小說向蒲老致敬。”
《生死疲勞》一開始就寫一個被冤殺的人,在地獄裡遭受了各種酷刑後不屈服,在閻羅殿上,與閻王爺據理力爭。此人生前修橋補路,樂善好施,但卻得到了土炮轟頂的悲慘下場。閻王爺當然不理睬他的申辯,強行送他投胎轉生。他先是被變成了一頭驢,在人間生活了十幾年後,又輪迴成了一頭牛,後來變成一頭豬、一條狗、一隻猴子,五十年後,重新轉生為一個大腦袋的嬰兒。這個故事的框架就是從蒲鬆齡的《席方平》中學來的,我用這種方式向文學前輩致敬。
我小學五年級輟學參加農業生產,讀完了村子裡能借到的所有小說。童年時期的閱讀,對我後來的創作非常有用,但可惜那個時候能借到的書太少了。每個村莊裡都有一些特彆健談的人,像我的爺爺奶奶,他們講述的故事後來都成了我的寫作素材。所以有人說,幾乎每個作家,都有一個非常會講故事的祖父或祖母。民間口頭傳說是文學的源頭。我小時候聽到的很多故事都是講妖魔鬼怪的,當我後來閱讀了《聊齋誌異》後,我發現書中的很多故事,我少年時曾經聽老人們講述過。這些故事到底是在《聊齋誌異》之前就有了,還是之後呢?
我想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鄉村的知識分子閱讀了《聊齋誌異》,然後把文言轉化為口頭語將故事流傳下來;另一種是蒲先生把很多民間傳說加工後寫進了《聊齋誌異》。
要理解蒲鬆齡的創作,首先要瞭解蒲鬆齡的身世。他的作品,一方麵是在寫人生、寫社會,一方麵也是在寫他自己。蒲鬆齡博聞強記,學問通達,說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絕不是誇張。他的科舉之路剛開始非常順暢,縣、府、道考試,連奪三個第一,高中秀才,但接下來就很不順利了。那麼大的學問,那麼好的文章,就是考不中個舉人。原因有考官的昏庸,也有他自己的運氣。他懷纔不遇,科場失意,滿腹牢騷無處發泄,正因為這樣,所以他能看到彆人看不到的,正因為這樣,他才與底層百姓有了更多的聯絡。他的痛苦、他的夢想、他的牢騷、他的抱負,都從字裡行間流露出來。
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徹底的。我們在讀前人的作品時,往往能看到曆史的侷限性,曆史的侷限性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人的侷限性。對前人的侷限性,我們大都持一種寬容的態度,但這種寬容裡邊似乎還包含著一種惋惜。我們潛意識裡想,如果冇有這種侷限性,他們會寫出更好的作品。但現在我想,我們這種對人的侷限的否定態度,對於文學來說,也許並不一定正確。我的意思是說:一個冇有侷限的人,也許不該從事文學;作者的侷限,也許是文學的幸事。
從蒲鬆齡的《聊齋誌異》中,一方麵可以看到他對科舉製度的批判與嘲諷,另一方麵也可以讀出他對自己一生科場失意的感慨和惋惜,當然也可以讀出他對金榜題名的嚮往。在蒲鬆齡筆下的很多故事裡,主人公的結局都是科場得意。由此看來,他對科舉製度還是有著很深的眷戀。
我曾經寫過一首打油詩,其中有兩句:“一部聊齋傳千古,十萬進士化塵埃。”如果蒲鬆齡金榜題名,蟾宮折桂,肯定也就冇有《聊齋誌異》了。從曆史角度看,蒲鬆齡一生科場不得意,其實是上天成就他。在淄博曆史上,考中進士的人有數百個吧?但都冇法兒跟蒲鬆齡相比。時至今日,蒲鬆齡不僅是淄博的驕傲、山東的驕傲,也是中國的驕傲、人類的驕傲。幾百年前,有這麼一個人寫出了這樣一部光輝的著作,他用他的想象力給我們在人世之外構造了一個精彩絕倫的世界,他用他的小說給人類和大自然建立了聯絡。
《聊齋誌異》也是一部提倡環保的作品,蒲鬆齡先生提倡愛護生物。在幾百年前,他用他的方式,讓人認識到人類不要妄自尊大,在大自然中,人跟動物是平等的事實。小說裡很多狐狸變的美女不但相貌超過人類,連智慧也超過人類。《聊齋誌異》也是一部提倡婦女解放的作品,那時婦女地位很低,在家庭中,女人就是生孩子的機器和勞作的奴隸,但蒲鬆齡在小說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我寫的《紅高粱》一書中,“我奶奶”這個形象的塑造其實就是因為看了《聊齋誌異》纔有了靈感。
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出,蒲先生對待婦女的態度也是一種不徹底的態度。一方麵他寫了很多自由解放的女性,對她們充滿了欣賞和讚美,但同時也擺脫不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禮教對他的限製。這種不徹底是時代的侷限。作家的不徹底性為小說提供立體的層麵,好的作品正是因為作家不徹底的狀態,才具有了多義性和對人的深層次理解。
當今社會,冇有理由苛求作傢俱有某種鮮明的道德價值觀念,當然也冇有理由要求作家成為白璧無瑕的完人。作家當然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但無論多麼嚴格的自律,也不可能白璧無瑕。另一層意思是,每一個作家都有他的是非標準,但在寫作的時候應該相對模糊一點,不要在作品裡那麼愛憎分明。我們在判斷事物的時候,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來判斷,很少有人站在多元角度上來判斷。但隨著時間和社會的變化,很多在當初黑白分明的事件,會有另外的解讀。
我們知道,讀書,看起來是讀書,在某種意義上是在讀自己。讀者閱讀時,可以從一本書裡讀出自己最喜歡的部分,因為他從這部分裡讀到了自己。作為讀者的我們,跟作為社會中人的我們,有時候也不是一個人。我們讀《紅樓夢》,大多會同情林黛玉,鄙視薛寶釵,但如果是我們為兒子選媳婦的時候,我們大概都會選薛寶釵吧。再如,當我們在評判目前教育現狀的時候,我們都會義憤填膺地批評應試教育,我們都知道這種教育方式對孩子不利,但一旦開始給自己的孩子報名參加各種特長班時,大多數家長都很積極。這也是人的不徹底性的表現。
我向蒲鬆齡先生學習的另一方麵,就是他塑造人物的功力。在成功的作品中,都有讓人難以忘卻的典型形象。就像講到魯迅,我們就會想到阿Q一樣,好的小說中肯定會有個性鮮明的人物。
我們寫作時,往往會被故事吸引,忽略了寫人。我們急於在小說裡表達自己對政治的看法,忽略了人物自己的思想和聲音。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蛙》,寫之前,我就明確自己要寫什麼。計劃生育影響了千家萬戶,影響了幾代人。如果我用小說的形式來寫計劃生育這件事,那還不如寫報告文學,用真實數字和真實人物,來呈現事件的來龍去脈。寫《蛙》,目的是寫一個人物。在我的生活當中,有一個本家姑姑,她是一個鄉村婦科醫生,她就是這部小說的人物原型。她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接生直到退休後都冇閒著。姑姑說,經她手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孩子少說也有一萬,經她手流產的孩子也得有幾千。但現實中,姑姑對自己的工作並冇有流露出更多的感受。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讓我產生了巨大的創作衝動。
《蛙》出版後,有記者采訪我,問:你為什麼要寫一個計劃生育的敏感題材?我回答:我並不是寫計劃生育的小說,而是寫一個婦科醫生的一生。
小說的成功離不開細節描寫。蒲鬆齡的小說裡就有可圈可點的範例。比如他寫一條龍從天上掉落在打穀場上,冇死,但動彈不了,這時有很多蒼蠅飛過來,落在龍的身上。龍就把鱗片張開,很多蒼蠅鑽到鱗甲下邊,龍突然合上鱗片,把蒼蠅都夾死在裡麵。這個故事發生的可能性很小,蒲先生也肯定冇見過有龍從天上掉下,但他在細節方麵描寫得準確、傳神,讓我們彷彿看到龍在打穀場上用鱗甲消滅蒼蠅。這個細節很有力量,讓一件子虛烏有的事具有了真實感。蒲先生對細節的想象力讓人歎爲觀止。因為他寫的細節符合常識,是根據每個人的生活經驗可以想象到的。把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呈現在我們麵前,讓我們非常相信,讓我們從中得到非常形象的閱讀效果。
《阿纖》,是《聊齋誌異》裡唯一寫高密的一篇。裡麵寫一個老鼠精非常漂亮、善良,善於理財,隻是終生有一癖好——囤積糧食。蒲先生這一筆寫得非常風趣,也非常有意味。這個細節就讓我們最終不能忘記阿纖跟現實中的女人雖然表麵冇有差彆,但她是耗子變的事實。類似這種細節比比皆是,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符合我們日常生活經驗的基礎之上。
什麼是想象力?解釋起來比較困難。有的人經常想入非非,但胡思亂想不算想象力。對小說家來講,想象力必須建立在豐富的生活經驗之上,並且要通過許多彆開生麵的描寫體現出來。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掌握觀察生活的技巧,每一個人每天都看到許許多多的事物,走馬觀花式的觀察冇有太大的用處,應該觀察彆人冇有觀察到的東西。要特彆重視小說不僅僅要講故事,靠情節一步步推動,更重要的是要藉助想象力和經驗寫出許許多多的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細節來,也正是這樣的細節,讓故事可信,讓人物栩栩如生。
關於小說寫作,其實並冇有特彆的奧秘。每一個作家構思小說的方式和習慣也都不一樣。剛開始寫小說,往往會犯一個毛病,我們的生活當中有很多讓我們非常感動的事件,很多人有非常曲折的經曆,當他講的時候非常生動傳神,一旦寫下來,就會索然無味。為什麼?因為冇有形成自己特有的語言方麵的風格,冇有熔鑄出自己的語言來。
怎麼熔鑄自己的語言?最好的方法是模仿。模仿就要閱讀,閱讀分好多種。從小說裡讀到好玩的事兒,是一種閱讀;如果你是一個文學愛好者,讀完還想嘗試自己寫點東西,那麼這時的閱讀就要特彆留意彆人的語言。
模仿彆人的語言,不是像語文老師那樣分析語句結構,重點是要抓住一種語感,讀的多了自然就能掌握語感。然後就是臨摹。模仿一個作家冇有用,模仿多個作家,就像學習書法臨碑帖,在這個過程中就有可能熔鑄出自己的語言風格。學習語言,一開始就是模仿。隻要形成了自己的語言風格,就有話可說。在這個基礎上,還要掌握一點,也是要向蒲鬆齡學習,他的小說五光十色,百味雜陳,充分調動了視覺、嗅覺、觸覺。寫作時調動自己各種各樣的感受,甚至是第六感,發動自己的聯想,運用大量比喻,這是寫作的基本功。然後就是事件、人物和作家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作家的思想不能直接在作品裡暴露出來,在作品裡越隱蔽越好。而且,真正的思想性強的作品,並不一定能被當代的人所理解。那些人雲亦雲的思想,其實不值得寫到小說裡去。
蒲鬆齡是值得我們重讀的作家。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主要原因就是其語言好。很多人說在當今社會,小說要死掉了,但我覺得小說不會死。語言帶給人的美感是其他藝術無法代替的。一段好的語言可以讓我們反覆朗讀,能產生一種獨特的言外之意,也就是意境。除了語言因素外,好的作品會有價值標準的多樣性,豐滿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所附帶的曆史資訊,這些會隨著時代發展,讓後來的讀者產生新的理解。
(二〇一〇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