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傳 亞洲對托爾斯泰的迴響

在本書最初幾版刊行的時候，我們還不能度量托爾斯泰的思想在世界上的影響。種子還埋在泥土中，應當等待夏天。

今日，秋收已畢。從托爾斯泰身上長出整個的支裔。他的言語見諸行動。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先驅者聖約翰之後，接踵而來的有印度的救主——聖雄甘地。

人類史上畢竟不乏令人歎賞的事蹟，偉大的思想努力雖然表麵上是歸於消滅了，但它的原素毫未喪失，而種種迴響與反應的推移形成了一條長流不儘的潮流，灌溉土地使其肥沃。

一八四七，年輕的托爾斯泰十九歲，臥病在卡讚醫院，鄰近的病床上，有一個喇嘛僧，麵部被強盜刺傷很重，托爾斯泰從他那裡第一次獲得無抵抗主義的啟示，為他將來在一生最後的三十年中奉為圭臬，鍥而不捨的。

六十二年之後，一九〇九年，年輕的印度人甘地，從垂死的托爾斯泰手中受到這聖潔的光明，為俄羅斯的老使徒把他的愛情與痛苦來培養成的；他把這光明放出鮮明的火焰，照射著印度：它的萬丈光芒更遍映於全球各部。

但在涉及甘地與托爾斯泰關係以前，我們願將托爾斯泰與亞洲的關係大體上說一個梗概；冇有這篇論文，一部托爾斯泰傳在今日將成為殘缺之作。因為托爾斯泰對於歐洲的行動，也許在曆史上將較對於亞洲的行動更為重要。他是第一個思想上的“大道”，自東至西，結合古老的大陸上的一切的分子。如今，東西兩方的巡禮者，都在這“大道”上來來往往。

此刻我們已具有一切為認識本題所必需的方法：因為托爾斯泰的虔誠的信徒，保爾·比魯科夫把所有的材料都蒐集在《托爾斯泰與東方》一書中。

東方永遠吸引著他。極年輕的時候，在卡讚當大學生，他便選了東方語言科中的阿拉伯—土耳其語言組。在高加索從軍的幾年中，他和回教文化有過長久的接觸，使他獲有深刻的印象。一八七〇年後，在他所編的《初級學校讀本》中，發現不少阿拉伯與印度的童話。他患著宗教苦悶時，《聖經》已不能滿足他；他開始參考東方的宗教。他對於此方麵的書籍瀏覽極多。[458]不久，他即有把他的讀物介紹給歐洲的思念，《聖賢思想》集便是這個思想的結晶，其中包括著《聖經》，佛，老子，克裡希納的言論。他早就相信人類一切的宗教都建築於同一個單位之上。

但他所尋求的，尤其是和亞洲人士的直接的關係。在他一生最後十年中，亞斯納亞與東方各國間的通訊是非常密切的。

在亞洲各國中，他感到在思想上與他最接近的是中國。但中國思想卻最少表白出來。一八八四年時，他已研究孔子與老子；後者尤為他在古代聖賢中所最愛戴。[459]但托爾斯泰一直要等一九〇五年方能和老子的國人交換第一次通訊，而且似乎他的中國通訊者隻有兩人。當然他們都是出眾的人物。一個是學者TsienHuang-tung[460]，一個是大文豪辜鴻銘，他的名字在歐洲是很熟知的，北京大學教授，革命後亡命日本。

在他與這兩位中國的優秀之士的通訊中，尤其在他致辜鴻銘的長信中，托爾斯泰表示他對於中國民族所感到的愛戀與欽佩。近年來中國人以高貴的溫厚態度去忍受歐洲各國對他們所施的暴行這事實尤其加強了托爾斯泰的情操。他鼓勵中國堅持它的這種清明的忍耐，預言它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中國割讓給俄國的旅順這一個例子，（這件事情使俄國在日俄戰爭中付了極大的代價）肯定了德國之於膠州灣，英國之於威海衛，必將歸於同樣的結局。那些盜賊終於要在他們中間互盜。——但當托爾斯泰知道不久以來，暴力與戰爭的思想，在中國人心中亦覺醒起來時，不禁表示惶慮，他堅求他們要抗拒這種思想。如果他們亦為這種傳染病征服了，那麼必將臨著空前的大劫，不獨是在“西方最獷野最愚昧的代表者德皇”所恐怖的黃禍這意義上，而尤在人類至高的福利這觀點上。因為，古老的中國一旦消滅之後，它的真正的，大眾的，和平的，勤勉的，實用的智慧，本應當從中國漸漸地展布到全人類的智慧，必將隨之俱滅。托爾斯泰相信必有一日，人類生活將完全改變；而他深信在這遞嬗中，中國將在東方各民族之首，居於最重要的地位。亞洲的任務在於向世界上其餘的人類指示一條導向真正的自由的大路，這條路，托爾斯泰說，即是“道”。他尤其希望中國不要依了西方的方案與榜樣而改革，——即不要把立憲製度代替它的君主政治，不要建設國家軍隊與大工業！它得把歐洲作為前車之鑒，那種地獄一般殘酷的現狀，那些可憐的無產者，那種階級鬥爭，無窮儘的軍備競爭，他們的殖民地侵奪政策，——整個文明的破產，歐洲是一個先例，——是的！——是不應當做的事情的先例。固然中國不能長此保持它的現狀，受各種暴行的侵犯，它隻有一條路應當走：便是對於它的zhengfu與一切zhengfu的絕對的無抵抗。它隻要無動於衷地繼續耕它的田，隻服從神的律令！亞洲將在這四萬萬人的英雄的清明的無抵抗前麵降服。在田野中平和地工作，依了中國的三教行事：儒家，教人排脫暴力；道教，教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佛教，則是犧牲與愛：人生的智慧與幸福的秘密儘於此矣。

在托爾斯泰的忠告之後，我們試觀今日中國所做的事；第一他的博學的通訊者，辜鴻銘，似乎並未如何領悟：因為他的傳統主義是很狹隘的，他所提出的補救現代世界狂熱的萬能藥，隻是對於由過去造成的法統，加以絕對忠誠的擁護。[461]——但我們不應當以表麵的波濤來判斷無邊的大海。雖然那些旋起旋滅的黨爭與革命，不能令人想到托爾斯泰的思想，與中國聖賢的數千年的傳統如何一致，然而誰能說中國民族竟不是與托爾斯泰的思想十分接近呢？

日本人，由於他的熱狂的生命力，由於他對於世界上一切新事物的饑渴的好奇心，和中國人正相反，他是在全亞洲和托爾斯泰發生關係最早的民族（約於一**〇年）。托爾斯泰對之卻取著猜疑的態度，他提防他們的國家主義與好戰天性的執著，尤其猜疑他們那麼柔順地容納歐洲文明，而且立刻學全了這種文明的害處。我們不能說他的猜疑是全無根據：因為他和他們的相當密切的通訊使他遭了好幾次暗算。如年輕的Jokai，Didaitschoo-lu日報主筆，自稱為他的信徒，同時又自命為把他的主義與愛國情操聯合一致的折衷派，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時，他竟公然指摘托爾斯泰。更令人失望的是那個青年田村，最初讀了托爾斯泰的一篇關於日俄戰爭的文字，而感動得下淚，全身顫抖著，大聲疾呼地喊說“托爾斯泰是今世唯一的先知者”，幾星期之後，當日本海軍在對馬島擊破了俄國艦隊時，一下子捲入愛國狂的漩渦，終於寫了一部攻擊托爾斯泰的無聊的書。

更為堅實更為真誠的——但與托氏真正的思想距離很遠的——是這些日本的社會民主黨，反對戰爭的，英雄的奮鬥者，[462]一九〇四年九月致書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在複書中感謝他們的盛意，但表示他痛惡戰爭，同時亦痛惡社會主義。

可是無論如何，托爾斯泰的精神已深入日本，把它徹底墾殖了。一九〇八年，正值他八秩誕辰，他的俄國友人向全世界托爾斯泰的朋友征文，預備印行一部紀念冊，加藤寄去一篇頗有意義的論文，指明托爾斯泰給予日本的影響。他的宗教作品，大部分在日本都有譯本；這些作品據加藤說在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間，產生了一種精神革命，不獨日本的基督徒為然，即是日本的佛教徒亦莫不如此；且由此發生了佛教重新整理的運動。宗教素來是一種已成法統，是外界的律令。那時起它才具有內心的性質。“宗教意識”從此成為一個時髦名辭。當然，這“自我”的覺醒並非是全無危險的。它在許多情形中可以引人到達和犧牲與博愛精神全然相反的終局，——如引人入於自私的享樂，麻木，絕望，甚至zisha：這易於震動的民族，在他熱情的狂亂之中，往往把一切主義推之極端。但在西京附近，好幾個托爾斯泰研究者的團體，竟這樣地形成了，他們耕田度日，並宣揚博愛的教義。[463]以一般情形而言，可說日本的心靈生活，一部分深深地受托爾斯泰的人格的感應。即在今日，日本還有一個“托爾斯泰社”發行一種每期七十麵的頗有意義而浸淫甚深的月刊。

這些日本信徒中最可愛的模範，是年輕的德富健次郎，他亦參加一九〇八年的祝壽文集，一九〇六年初，他自東京寫了一封熱烈的信致托爾斯泰，托爾斯泰立刻答覆了他。但德富健次郎等不得收到覆信，便搭了最近期出口的船去訪他。他不懂一句俄文，連英文也懂得極少。七月中他到了亞斯納亞，住了五天，托爾斯泰以父輩的慈愛接待他，他回到日本，這一星期的回憶與老人的光輝四射的微笑，使他終身不能忘懷。

他在一九〇八年的祝壽文中提起此事，他的單純潔白的心傾訴著：

“在彆後七百三十日與距離一萬裡的霧氛中間，我還依稀看到他的微笑。”

“現在我和妻和犬生活在小小的鄉間，在一座簡陋的房屋中。我種著蔬菜，刈著滋生不已的敗草。我的精力與我的光陰完全消磨在刈草，刈草，刈草，……也許這是我的思想的本質使然，也許是這困阢的時代使然。但我很幸福……隻是個人在這情境中隻能提筆弄文，亦是太可憐了！……”

這個日本青年，在他的卑微純樸幸福的生活狀態上，在他的人生的智慧與勤勞的工作上，較諸參與祝壽文集的一切托氏的信徒都更能實現托氏的理想，而觸及托氏的內心。[464]

俄羅斯帝國的回教徒共有二百萬人，故托爾斯泰在他俄國人的地位上，頗有認識他們的機會。而他們在他的通訊中亦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但在一九〇一年前，這種通訊尚屬少見。是年春天，托爾斯泰的被除教籍與致神聖宗教會議書感服了他們。卓越的堅決的言辭對於回教徒們不啻是古猶太先知愛裡昇天時的囑言。俄羅斯的巴什基爾人，印度的回教僧侶，君士坦丁堡的回教徒寫信給他，說他們讀到他斥責整個基督教的宣言，使他們“快樂至於流淚”；他們祝賀他從“三位一體的黑暗的信仰”中解脫出來。他們稱他為他們的“弟兄”，竭力使他改宗。一個印度回教僧，竟天真地告訴他說一個新的救世主（名叫哈茲拉特·米爾紮·古拉姆·阿赫邁德）方在克什米爾覓得耶穌的墳墓，打破了基督教中“複活”的謊言；他並且寄給他一張所謂耶穌墓的照相，和這所謂新救世主的肖像。

托爾斯泰對於這些奇特的友誼，怎樣地報以可愛的鎮靜，幾乎冇有譏諷（或悲哀）的表示，這是我們難以想象的。不曾看到托爾斯泰在這些論辯中所取的態度的人，不能知道他剛愎的天性，涵養到如何絕端溫和的地步。他從來不放棄他的殷勤的情意與好意的鎮靜。倒是那些與他通訊的回教徒憤憤然斥他為“中古時代的基督教偏見的餘孽”。或是那個因為托爾斯泰不承認他的新的回教救主，以種種說話威嚇他，說這位聖人將把受著真理的光輝的人分作三類：

“……有些人靠了他們自己的理智而受到的。有些人由於有形的信號與奇蹟而受到的。第三種人是由於劍的力量而受到的。（例如法老，摩西逼得要使他喝儘了紅海的水方能使他信仰上帝。）因為上帝所遣的先知者應當教導全人類……”

托爾斯泰從不以鬥爭的態度對付他的含有挑戰性的通訊者。他的高貴的原則是無論何人，受了真理，永遠不可把各種宗教的不同與缺點作準，而是應當注意溝通各種宗教與造成宗教的價值的特點。——“我對於一切宗教，努力抱著這種態度，尤其是對於回教。”——他對於那個暴怒的回教僧，隻答道：“一個具有真正宗教情操的人的責任，在於以身作則，實踐道德。”我們所需要的儘在於此。他佩服穆罕默德，他的若乾言論使他感服[465]。但穆罕默德隻是一個人，如基督一樣。欲使穆罕默德主義與基督主義成為一種正當的宗教，必須放棄對於一個人或一部書的盲目的信仰，隻要他們容納一切與全部人類的良心與理智符合的東西。——即在包容他的思想的適當的形式中，托爾斯泰也永遠留神著不拂逆他的對手的信仰：

“如果我得罪你，那麼請你原諒我。我們不能說一半的真理，應當說全部，或者完全不說。”

他的絲毫不能說服他的質問者。自是毋容提及的事。

至少，他遇到彆的回教徒，明白的，自由的，和他表示完滿的同情：——第一流中有著名的宗教改革者，埃及的大教士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一九〇四年四月八日從開羅寫信給他，祝賀他被除教籍：因為這是賢聖之士的神明的報酬。他說托爾斯泰的光輝溫暖了聚合了一切真理的探求者，他們的心永遠期待著他的作品。托爾斯泰誠懇地答覆了他。——他又受到駐君士坦丁堡波斯大使米爾紮·裡紮·錢親王（一九〇一年海牙和平會議波斯首席代表）的敬禮。

但他尤其受著巴布主義運動的吸引，他常和這派人物通聲氣。其中如神秘的加布裡埃勒·塞西於一九〇一年自埃及致書於他，這是一個阿拉伯人，改信了基督教以後又轉入波斯的巴布主義。塞西向托爾斯泰陳述他的主張。托爾斯泰答言（一九〇一年八月十日）“長久以來巴布主義已使他感到興趣，關於本問題的書籍，他已讀過不少”；他對於它的神秘的根據及其理論認為毫無重要，但他相信在東方可以成為重要的道德律：“巴布主義遲早將和基督教的無zhengfu主義融和。”他曾寫信給一個寄給他一部巴布主義書的俄國人，說他確信“從現在各種教派——婆羅門教，佛教，猶太教，基督教——中產生的一切合理化的宗教箴規必能獲得勝利”。他看到它們全體的傾向是“會合到普遍地合於人間性的唯一的宗教”方麵去。——他得悉巴布主義流入俄國感染了卡讚地方的韃靼人，大為喜悅，他邀請他們的領袖沃伊索夫到他家裡和他談了很久，這件事故有古謝夫的記載（一九〇九年二月）可考。

一九〇八年底祝壽文集中，一個加爾各答地方的法學家，名叫阿卜杜拉－阿勒－邁蒙－蘇赫拉瓦爾迪，代表了回教國，作了一篇稱頌備至的紀念文。他稱他為尤吉[466]，他承認他的無抵抗主義並不與穆罕默德的主義相牴觸；但“應當如托爾斯泰讀《聖經》一般，在真理的光輝中而非在迷信的雲霧中讀《可蘭經》”。他稱頌托爾斯泰之不為超人，而是大家的兄弟，不是西方或東方的光明，而是神的光明，大眾的光明。隨後他預言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與“印度聖哲的教訓混合之後，或能為我們這時代產生出若乾新的救世主”。

這確是在印度出現了托爾斯泰所預告的活動的人格。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印度是在完全警醒的狀態中。除了一部分博學之士——他們是不以向大眾傳佈他們的學問為急務的，他們隻醉心於他們的語言學中，自以為與眾隔絕，[467]——以外，歐洲尚未認識這種狀態，它亦毫冇想到在一八三〇年發端的印度民族心魂在一九〇〇年竟有如此莊嚴偉大的開展。這是一切在精神領域中突然發生的繁榮。在藝術上，科學上，思想上，無處不顯出這燦爛的光華。隻要一個泰戈爾的名字，便在他的光榮的星座下，照耀著全世界。差不多在同時，吠檀多派教義受過雅利安社（一八七五）達耶難陀·娑羅室伐底輩的改革，蓋沙布·錢德爾·森並把梵社作為一種社會改革的工具，藉為調和基督教思想與東方思想的出發點。但印度的宗教界上，尤其照耀著兩顆光芒萬丈的巨星，突然顯現的——或如印度的說法，是隔了數世紀而重新顯現的——兩件思想界的奇蹟：一個是羅摩克裡希納（一八三六——一八八六），在他的熱愛中抓住了一切神明的形體，一個是他的信徒辨喜（一八六三——一九〇二），比他的宗師尤為強毅，對於他的疲憊已久的民眾喚醒了那個行動的神，Gita的神。

托爾斯泰的廣博的知識自然知道他們。他讀過達耶難陀的論文。一**六年始，他已醉心辨喜的作品，體味羅摩克裡希納的語錄。辨喜於一九〇〇年漫遊歐洲的時候冇有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去，真是人類的大不幸。作者對於這兩個歐亞二洲的偉大的宗教心魂冇有儘聯合之責，認為是一件無可補贖的憾事。

如印度的斯瓦米一樣，托爾斯泰受過“愛之主”克利希納的熏陶，且在印度不少人敬禮他如同一個“聖者”，如一個再生的古哲人。《新改革》雜誌的經理戈帕爾·切蒂在印度是一個崇奉托爾斯泰思想的人，他在一九〇八年的祝壽文集中把托氏和出家的王子釋迦牟尼相比；且說如果托爾斯泰生於印度，他定能被視為一個Avatara（毗濕奴的化身），一個Purusha（宇宙心魂的化身），一個斯裡－克裡希納。

但是曆史的無可移易的潮流已把托爾斯泰從苦修士對於神的夢想中轉移到辨喜，或甘地的偉大的行動中了。

命運的奇特的迂迴！第一個導引托爾斯泰到這方麵去，而以後又成為印度聖雄的左右手的人，這時候當和去大馬士革以前的聖保羅一般，是反對托氏思想最猛烈的一員，他是達斯，我們能否假想是托爾斯泰的呼聲，把他引入他的真正的使命？——一九〇八年終，達斯處在革命的立場上。他寫信給托爾斯泰，毫不隱蔽他的強項的信心；他公然指摘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可是他向他要求為他的報紙《自由印度斯坦》作同情的表示。托爾斯泰答了一封長信給他，差不多是一篇論文，在《致一個印度人書》（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的題目下，散佈於全世界。他堅決地宣傳他的無抵抗主義與博愛主義，每一部分都引用克裡希納的言論作為他的論證。他對於科學的新迷信和對於古代的宗教迷信同樣痛加抨擊。他責備印度人，不應當否認他古代的智慧而去承襲西方的錯誤。

“我們可以希望，”他說，“在這佛教與孔子主義的廣大的世界內，這新的科學偏見將無立足之地，而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徹悟了承認暴力的宗教謊言之後，立刻可具有愛的律令的概念，適合於人類的，為東方的大師以那麼雄偉的力宣示於世界的。但科學的迷信代替了宗教迷信來慢慢地侵吞東方諸民族了，它已征服日本，為它擺佈著最不幸的前途。在中國，在印度，一般自命為民眾領袖的人全受了科學迷信的魅惑。你在你的報紙上提出你所認為應當指導印度的動向的基本原則如下：

“抵抗暴力不單是合理的，且是必需的；不抵抗既無補於自私主義亦有害於利他主義。

“……什麼！你，宗教情緒最深刻的民族的一員，竟相信了你的科學教育而敢把你的民族自遠古以來即已主張的愛的律令，遽行棄絕麼？暴力的首領，真理的敵人，最初是神學的囚犯，繼而是科學的奴隸，——你的歐羅巴老師，感應給你那些荒謬的言論，你竟反覆地說個不厭嗎？

“你說英國人的製服印度，是因為印度不以武力來抵抗暴行？——但這完全是相反！英國人所以製服印度人，正因為印度人曾承認而現在還承認武力是他們的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之故；依了這個原則，他們服從他們各邦的君主；依了這個原則，他們向這些君主，向歐洲人，向英國人爭鬥……一個商務公司——三萬人，而且是最無用的人——竟製服了二千萬人的一個民族！把這個情形說給一個毫無成見的人聽罷！他將不能懂得這些說話的意義……依數字而論，製服印度人的不是英國人而是印度人自己，這論斷豈非是很明白確切的麼？……

“印度人所以被暴力所製服，即因為他們就生存於暴力之中，現在還是依了暴力生活而不認識切合人類的永恒的愛的律令。

“凡是追尋他的所有物而不知他已占有的人，是愚昧而值得憐憫的！是的，不認識包圍著他們的，所給予他們的愛的福利的人是愚昧而可憐的！（克裡希納言）

“人隻要度著與愛的律令協和的生活，這是切合他的良心而含有無抵抗與不參加暴力的原則的。那麼，不獨一百人不能製服數百萬人，即使數百萬人也不能製服一個人。不要抵抗惡，不參加惡，不加入行政司法，納稅，尤其是軍隊！——那時，無論何物，無論何人也不能製服你了！”

一段克裡希納名言的申引，結束了這俄國教導印度的無抵抗主義宣道：

“孩子們，把你們被矇蔽的目光望著更高遠之處罷，一個新的世界，充滿著歡樂與愛的世界將在你們麵前顯現，一個理智的世界，為‘我的智慧’所創造的，唯一的實在的世界。那麼，你們會認識愛對於你們的賜與，愛向你們提出的條件。”

托爾斯泰此書落到一個年輕的印度人手裡，他在南非洲約翰內斯堡地方當律師。他名叫甘地。他被這封書大大地感動了。一九〇九年終，他致書托爾斯泰。他告訴他，十年以來，他在托爾斯泰的宗教精神中所作的奮鬥。他請求他允許他把他的致達斯書譯成印度文。

托爾斯泰對於他的“溫和與強暴之戰，謙卑與博愛和驕傲與暴力之戰”表示祝福。他讀到了《印度自治》的英文字，為甘地寄給他的；他立刻領悟這種宗教的與社會的經驗的價值：

“你所討論的，和平抵抗這問題，具有最高的價值，不獨對於印度，且對於全人類亦是如此。”他讀了約瑟夫·多克著的《甘地傳》，為之神往。雖然病著，他還是寫了幾行動人的言辭寄給他（一九一〇年五月八日），當他病癒時，一九一〇年九月七日，在科特謝特——他出家逃亡以至病歿前一個月，——他又寫給他一封長信，這封信是那麼重要，雖然冗長，我決意把它差不多全部附錄在本文後麵。它是，它將是，在未來人士的眼中，是無抵抗主義的經典，托爾斯泰思想上的遺囑。南非洲的印度人於一九一四年在《印度評論》金刊上發表了，那是一冊研究南非洲和平抵抗運動的雜誌。它的成功同時亦是無抵抗政策的首次勝利。

同時，歐羅巴大戰爆發了，互相屠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特的對照。

但當暴風雨過去，野蠻的騷亂漸漸地平息時，在廢墟殘跡之外，人們聽到甘地的精純堅決的呼聲，如一頭雲雀一般。這聲音，在一個更響亮更和諧的音調上，重新說出了托爾斯泰的名言，表明新時代人類希望的頌曲。

羅曼·羅蘭一九二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