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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前，當我寫這本小小的《貝多芬傳》時，我不曾想要完成什麼音樂學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經曆著一個騷亂不寧的時期，充滿著兼有毀滅與更新作用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來到我童年的伴侶——曾經在人生的戰場上屢次撐持我的貝多芬那邊，尋覓十天的休息。我來到波恩，他的故裡。我重複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們，就是說在我到科布倫茨訪問的韋格勒[2]的孫子們身上，重又見到了當年的韋格勒夫婦。在美因茲，我又聽到他的交響樂大演奏會，是魏因加特納[3]指揮的。然後我又和他單獨相對，傾吐著我的衷曲，在多霧的萊茵河畔，在那些潮濕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著他的苦難，他的勇氣，他的歡樂，他的悲哀；我跪著，由他用強有力的手攙扶起來，給我的新生兒約翰·克利斯朵夫[4]行了洗禮；在他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歸路，得到了鼓勵，和人生重新締了約，一路向神明唱著病癒者的感謝曲。那感謝曲便是這本小冊子。先由《巴黎雜誌》發表，後又被貝璣[5]拿去披露。我不曾想到本書會流傳到朋友們的小範圍以外。可是“各有各的命運……”
恕我敘述這些枝節。但今日會有人在這支頌歌裡麵尋求以嚴格的史學方法寫成的淵博的著作，對於他們，我不得不有所答覆。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時間。我在《韓德爾》和關於歌劇研究的幾部書內，已經對音樂學儘了相當的義務。但《貝多芬傳》絕非為了學術而寫的。它是受傷而窒息的心靈的一支歌，在蘇生與振作之後感謝救主的，我知道，這救主已經被我改換麵目。但一切從信仰和愛情出發的行為都是如此的。而我的《貝多芬傳》便是這樣的行為。大家人手一編地拿了去，給這冊小書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運。那時候，法國幾百萬的生靈，被壓迫的理想主義者的一代，焦灼地等待著一聲解放的訊號。這訊號，他們在貝多芬的音樂中聽到了，他們便去向他呼籲。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誰不記得那些四重奏音樂會，彷彿彌撒祭中唱《神之羔羊》時的教堂，——誰不記得那些痛苦的臉，注視著祭獻禮，因它的啟示而受著光輝的燭照？生在今日的人們已和生在昨日的人們離得遠遠了。（但生在今日的人們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離得更近？）在本世紀初期的這一代裡，多少行列已被殲滅：戰爭開了一個窟窿，他們和他們最優秀的兒子都失了蹤影。我的小小的《貝多芬傳》保留著他們的形象。出自一個孤獨者的手筆，它不知不覺地竟和他們相似。而他們早已在其中認出自己。這小冊子，由一個無名的人寫的，從一家無名的店鋪裡出來，幾天之內在大眾手裡傳播開去，它已不再屬於我了。
我把本書重讀了一遍，雖然殘缺，我也不擬有所更易。因為它應當儲存原來的性質，和偉大的一代神聖的形象。在貝多芬百年祭的時候，我紀念那一代，同時頌揚它偉大的同伴，正直與真誠的大師，教我們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師。
羅曼·羅蘭一九二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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