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乞活帥 第166章

事實上，此時“起義軍”之類的稱呼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

處於當時歷史現場的起事者不過隻是一群走投無路的農人。

一群被迫拿起武器的“乞食者”。

“與其忍餓待斃，不若搶掠苟活之為愈”。

造成這一切的除了天災，還有大明王朝本身。

民眾的變亂隨著災情飢荒的發展而不斷升級。

延安府等地本就貧瘠，加之連年旱澇，清澗、安定、宜川、米脂等縣更是因災生疫。

百姓“或以災祲荒蕪、或以疾疫死亡、或以盜賊外竄，顛連疾苦，情景堪憐。

這些起事的人，大多不是什麼“反賊”，隻是想活下去的普通人。

史載他們“各攜其妻孥、親戚置營中”，舉家相隨，隻為活命。

搶到糧食就分著吃，搶不到就挖草根。

有州縣官曾問過一個跟著王嘉胤的老農：“你不怕殺頭嗎？”

老農答：“殺頭不過一刀，餓死卻要受幾天罪，不如拚了。”

與陝西隔河相望的山西，同樣深陷困境。

天災下百姓以野草、樹皮充饑，米價漲至每石白銀四兩至六兩。

而官府“新舊並催”賦稅，百姓“鬻子賣妻，剜心敲髓”。

山西北部的大同府亦是邊防重鎮，邊軍“十月無糧”，軍屯被占、淪為私役。

早在天啟七年冬就發生過陽和標兵嘩變，亂局一觸即發。

麵對愈演愈烈的危機，陝西三位封疆大吏。

三邊總督史永安、延綏巡撫嶽和聲、陝西巡撫胡廷宴，卻走出了三條截然不同的“錯路”。

史永安：上疏無策的“傳聲筒”

三邊總督史永安掌管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軍務，本是平亂核心。

可這位總督在崇禎元年九月被以建魏忠賢生祠罷免前。

大半年時間隻做了一件事：向朝廷告急。

他看得清問題的根源——軍餉欠得太多，邊軍活不下去，才會跟著亂民走。

在他的奏疏裡，滿是對軍餉的焦慮：

崇禎元年三月，三邊總督史永安上奏“延餉積欠相因，自天啟元年以前至天啟七年，共欠一百五十餘萬，致使各路軍餉積欠至二十七個月”。

延綏鎮數萬飢餓的士卒“食不果腹，衣不覆體，盈庭騰訴，麾之不去”，火山之爆發就在一發之間！

可除了上疏，史永安幾乎沒採取任何實際行動。

他既沒派兵去剿那些剛起事的小股義軍，也沒想著安撫饑民。

不是他不想，是他不能動。

當時朝廷的注意力全在遼東，後金的威脅還沒解除，根本沒心思管陝西的“小亂”。

史永安的奏書送上去，大多石沉大海。

偶爾有批複，也隻是“著該督自行籌措”“嚴飭將領約束士兵”之類的空話。

而此時史永安剛剛接任三邊總督不久，整頓屯田還未收到成效。

三邊的軍餉全靠朝廷京運，大軍一動金山銀山米山麵山；

他手中無糧無餉，連麾下標營都不敢動——怕士兵出營剿賊剿著剿著就投賊了；

加之民亂本屬陝、延兩位巡撫職責，他主防蒙古套部，不便越俎代庖。

於是，這位三邊總督，無奈就成了個“傳聲筒”。

把陝西的困境傳給朝廷，再把朝廷的空話傳給地方。

眼睜睜看著起義軍從幾十人、幾百人，變成幾千人、上萬人。

嶽和聲：諱疾忌醫的“甩鍋者”

麵對起義軍崇禎元年二月才上任的延綏巡撫嶽和聲比史永安更消極。

他管著延綏鎮的民政和部分軍務，最清楚邊軍和饑民的困境，卻因病重無力理政、更怕擔責。

最後的應對之策，卻是“捂蓋子”。

當時朝廷對“邊兵為盜”的事情格外敏感。

若是讓崇禎知道延綏的邊軍跟著起義軍反了，他這個巡撫肯定要被問罪。

所以，每當下麵的州縣報告“邊兵作亂”。

他都立刻駁回，說“此乃內地饑民，與邊兵無乾”；

有將領來報“逃卒與流賊合流”，他就罵將領“謊報軍情，動搖人心”，甚至把報信的人打一頓板子。

他把責任往陝西巡撫胡廷宴身上推。

在給朝廷的奏疏裡，嶽和聲反覆強調“陝西之亂，皆因內地饑民流竄至延綏，煽動邊軍”；

把鍋甩給陝西巡撫胡廷宴，說胡廷宴“不管內地饑民，任其流竄”；

又說史永安“督管不力，導致軍餉拖欠”。

可他自己呢？

既沒組織賑災，也沒加強邊牆的防守。

甚至連延綏鎮的很多糧倉都沒派人看守。

結果，不少糧倉被饑民搶了，糧食成了起義軍的“補給”。

嶽和聲的“諱疾忌醫”，讓延綏成了起義軍的“溫床”。

王嘉胤等義軍，在延綏一帶來去自如，搶了糧就往山裡躲，官府連他們的影子都抓不到。

等到史永安催他出兵剿匪，他才勉強派了幾百人去。

結果士兵們“剛見到義軍就跑”。

這些飢軍自己都沒飯吃，哪裏有心思打仗。

胡廷宴：鴕鳥避禍的“糊塗官”

年近七十的陝西巡撫胡廷宴，隻想熬到退休，麵對亂局奉行的則是“鴕鳥政策”。

天啟末年王二起義初起時，因朝廷清洗閹黨，地方官怕被追責，無人敢上報。

胡廷宴更是變本加厲——每當州縣官騎著快馬趕來報“盜賊作亂”，胡廷宴的第一反應不是問情況，而是讓人把報信的人拉下去打板子。

他常掛在嘴邊的話是：“此飢氓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

這些不過是餓極了的百姓，等明年開春有了收成，自然就老實了。

他甚至下了一道命令：“各府縣不得妄報‘盜情’，違者革職”。

有一次，延安府同知親自來西安府報信，說高迎祥（當時剛在安塞起事）帶著幾百人搶了慶陽府的糧坊，請求胡廷宴派兵支援。

胡廷宴坐在太師椅上，喝著茶，慢悠悠地說：“高迎祥？不過是個刁民，派幾個衙役去抓了就是，何必大驚小怪？”

同知急得直跺腳：“大人，衙役根本打不過他們！”

胡廷宴卻不耐煩地揮手：“退下！再敢謊報，小心你的烏紗帽！”

胡廷宴的“鴕鳥政策”，讓陝西的亂局徹底失控。

州縣怕追責不敢上報，隻能眼睜睜看著義軍壯大；

饑民見官府不管紛紛投義軍；

至崇禎元年年底，陝西義軍已超十萬，明王朝的危機徹底爆發。

崇禎元年的陝西大旱，在三位封疆大吏的應對失策中，早已埋下明王朝覆滅的伏筆。

史永安的“無策”，暴露了中央對地方的失控；

嶽和聲的“推諉”，折射出晚明官場的腐敗怯懦；

胡廷宴的“避禍”，則是統治階層麻木不仁的縮影。

那些被逼成“反賊”的饑民與邊軍，本是明朝“赤子”。

正如兵科給事中馬思理所言：“秦晉之盜皆吾赤子，請先用撫，而撫不可以空言為也”。

若朝廷早賑災、早發餉，這些人何至於拿起刀槍？

回望崇禎元年的陝北，龜裂的土地上，餓死的不僅是百姓，還有明王朝最後的生機。

可惜，三位封疆大吏，沒一個抓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