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食天地 漫憶大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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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葉至誠\\n\\n大字報在咱們中國，明朝那會兒就有了，叫做揭帖。《桃花扇》跟《紅樓夢》裡都曾寫到過。隻是當年還冇有經過點化冇有成多大的氣候。\\n\\n初陣\\n\\n初次聽說大字報成了氣候，是在1957年5月的中下旬。南京的天氣已經相當炎熱，然而，“這是為什麼”的問題還不曾提出，“工人”還不曾“說話”。\\n\\n當時高曉聲和我都成了專業作者，正關起門來，埋頭寫東西，一心想多掙幾個稿費，好儘早靠動筆頭過日子。陳椿年在《雨花》當編輯，乘外出采訪，一天幾次，不住地往我們那裡跑。我們聽他描述了大字報在若乾機關和團體裡的發展情形：短短的三五天之間，不光是張貼滿牆，飄掛滿繩（不知是哪個單位首創，把大字報象晾衣服被單似的在繩上掛起來。這一經驗不脛而走，立刻獲得了全麵推廣）；竟至把被貼大字報者的辦公桌椅、帳頂和床欄，統統占領，直弄得那人坐臥不安。陳椿年自己顯然也給大字報這樣洶湧的來勢弄得異常興奮，再三鼓動我們，無論如何要看看去。可能因為未曾身臨其境，尚無深切感受，高曉聲和我並不怎麼動心，甚至以為提意見而竟把人弄得坐臥不安，未免有點過分，也似乎有損莊嚴。這樣，就冇有捲進那“烏雲壓城城欲摧”的大字報初陣裡去。\\n\\n不久，捲進初陣去的積極分子，絕大多數變成了右派。他們無疑是大大超越了“言者”的界限，一失手成千古恨，實實的罪有應得。高曉聲和我，躲過了初一，卻躲不過十五，連同陳椿年等人，一齊落進了提倡可以辦同人刊物的那張網裡，這才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n\\n第二個**\\n\\n就在我輩那個所謂小集團土崩瓦解，或者被拘捕勞教和遣送還鄉，或者被分頭下放，隻剩我獨自一人聽候處理的時候，掀起了大字報的第二個**。我作為已經打入另冊的待罪之身，既被剝奪了寫大字報的權利與義務，也不必擔心這撥子大字報會給我更加沉重的打擊，仍舊處身於局外。不同的是：這時候我必須按時到機關上下班，先是拿著掃把打掃庭園、會場和走廊，然後放下掃把，拿起蒼蠅拍子捕殺蒼蠅，藉以消磨一天的時光；因而得以窺見這個**中的某些情景，多少受到了一點教益。\\n\\n起初，我隻道剛經過一番及時而且必要的鬥爭，人們對大字報至少存著幾分疑慮和畏懼，不一定會有那麼高的熱情了。豈知不然。消除了若乾“害群之馬”，人們寫大字報的勁頭竟是空前的高漲，大高特高。越來越高。機關裡隨時公佈各人寫大字報的成績統計，真象一場緊張激烈的競賽一樣：幾十張不算一回事了，上百的、兩百的、三百的……突飛猛進。上班時間不夠寫的，加班寫；白天不夠寫的，開夜車寫；以至於通宵達旦……\\n\\n我不禁心裡嘀咕：小小一個機關，哪來這許多大字報可寫?早晨乘群眾尚未到來，我乘四處打掃衛生的機會，偷眼瀏覽了一下。這才明白：原來“內容重複，說法不同”的占了許多；而且，一張大字報可以寫完的意思，化作了兩張、四張、八張、十六張……來寫。要不是剛接受過批判，我可能會譏笑：這是蹩腳文人寫報屁股文章騙稿費的老辦法了。然而，我畢竟已經知道了“一個指頭和幾個指頭”、“支流和主流”、“現象和本質”……這些個道理，看出了這撥子大字報的許多長處。譬如，總是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之下提出批評；又譬如，多半圍繞“加強黨的領導”和“跟右派分子劃清界線”……這類問題來提意見，有些意見甚至提得十分尖銳。\\n\\n兩個**，一反一正，教給我應當怎樣寫大字報，隻是冇有了實踐的機會。\\n\\n寂寞的聲音\\n\\n1962年，我在一個劇團裡擔任編劇。辛辛苦苦和彆人合作改編了一個大型傳統戲。開排的第一個下午，彆人都到了，獨缺主要生角。團裡、家裡，四處找他不著，半天時間就此泡湯。到夜裡才知道，原來他的幾個打麻將的牌友正巧“三缺一”，拉住他躲在一家劇場的小樓上作“方城之戲”呢。那生角又是劇團的團長，本當在全團人員麵前起表率的作用，他卻如此這般，不免使我憤憤。加上要排的那場戲隻有四個角色，少到一個，也是“三缺一”，靈機一動，促發了我的寫作欲和發表慾。於是就寫了一張題為《兩個“三缺一”》的大字報。寫成之後，覺得意猶未儘，又添了一張針對團裡當時打麻將成風的評論，雙雙貼在排練場的牆頭。\\n\\n貼上牆的頭幾個小時，大字報前來來去去還有七八十來個人圍觀，隨後就無人問津了。我不知道團長是不是親自看了，隻聽說他發表感想說：“麻將還是要打的。”同時，團裡的打麻將之風依舊。大概過了十來天，那兩張大字報被乾燥的空氣烤捲了角，被風吹落在地，又被掃帚掃進了垃圾堆。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有位同行提到我那兩張大字報說；“葉至誠的表現，現在都應當從反麵來看。”“現在應當從反麵來看”，可見當時曾經從正麵看的。反饋多麼遲的呼應呀!何況是在這種時刻，以這樣的方式表達出來，給我增添了無窮的寂寞之感。\\n\\n軍宣隊的教導\\n\\n“文化大革命”中，大字報呈現出萬千姿態，令人目不暇接。本來以為它隻是被用來“揭露我們工作中的陰暗麵”，不對了，它具備比這個厲害得多的多種功能。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種功能是一位軍宣隊員跟我說的。\\n\\n軍宣隊繼工作隊而來。那時候“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口號正在風頭上，群眾是敲鑼打鼓把他們歡迎來的（不久又因為他們執行了“資反”路線，開了一連串的批鬥會，“砸爛了狗頭”，把他們轟走；那是後話）。他們一到，結束了運動無人領導和領導很不得力的局麵，大會宣講形勢，小組學習討論……按部就班地抓了起來。每個小組還派了一名軍宣隊員，隨時掌握動態。派到我所在那個組來的，是條三十多歲的漢子。\\n\\n稱他是條漢子，冇有不恭的意思，隻是因為他長得十分敦實。五短橫闊身材，黑黝黝的膚色；臉型也是橫闊的，倘若留起鬍子來，是副鐘馗的相貌，然而他不留鬍子，倒跟電影裡常見的日本軍曹相似。在整個軍宣隊裡，我組這一位頗得領導的器重，好幾次大會講解黨報社論，都由他主講；所講的內容，現在當然全忘掉了，卻還記得他“革命的大字報”這個詞兒不絕於口，“革”字拖得特彆長，又打著吳語官腔，帶點兒**演說的風味。\\n\\n學習討論了一個階段，我組這一位在小組會上宣佈：“從明天起，全團都不開小組會了。各自考慮寫大字報。”散會以後，他把我留下，一人坐一張凳子，麵對麵，極其嚴肅地跟我說：“下來就是相互捅刀子的階段了，自刀子進，紅刀子出，看誰捅得過誰。搞運動嘛，向來都要死人，死幾個人也冇有什麼不得了的。不過，我們還是希望不要發生這類事情。”我從來冇有聽到過這樣的談話，不由得瞠目點頭而去。我琢磨出他是受命防止我或我的妻子自殺；其實那一條路，“文革”開始就被我妻子堅決否定了，尚不至於輕易改變。隻是他那“相互捅刀子”的說法，卻使我倍感淒慘。所謂“相互”，決非“公平”；象我這樣1957年犯有前科的“死老虎”，隻有招架之功，何來還手之力?即使不甘於“柬手待捅”，也無非在人皆以為可誅，群起而捅之的人身上，加上卑怯的幾刀而已；至於為了表現自己尚在勉力追隨革命，不得不在妻子身上捅幾刀子，又是何等的可鄙，何等的可悲!\\n\\n“相互捅刀子”（實際上是糾眾以捅若乾活靶子）的廝殺，一朝開端，就此無休無止，不可收拾。“情麵”、“人情”、“人道主義”·…”既然純屬地主、資產階級的欺人之談，統統滾他媽的蛋!各式刀子儘可以毫不客氣地亮出來：牽強附會超過曆來“文字獄”的上綱上線，有之；低級下流彷彿潑婦罵街般的人身攻擊，有之；居心叵測必欲置人於死地而後快的造謠誣陷，也有之……被包圍在這各色大字報的汪洋大海之中，我曾反覆閃過一個念頭：要是彙集攏來，編成一本《新羅織經》，來俊臣讀了，必定會大呼：“後生可畏！”而喪生於來俊臣及其黨羽“羅織”之下的，史載達千餘家。\\n\\n“北京來電”\\n\\n大字報的另一種功能，對於我來說，是獲得訊息，而且是獲得“內部訊息”。\\n\\n“文革”期間的報紙（所有公開發行的報紙儘在其內），訊息寥寥可數；連篇累牘刊登的是“兩報一刊”的社論，姚文元、戚本禹、張春橋、梁效等等的大塊文章以及上述稿件各種樣式的翻版。然而，卻有一類大字報不時釋出若乾新聞。地方性的新聞，往往充滿了兩派革命群眾組織打內戰的火藥味：這派指責那派“製造事端”，那派反過來指責這派“造謠可恥”，都講得有鼻子有眼，證據確鑿。我輩靠邊，都不曾親眼目睹，莫衷一是。看了幾回，除去增添自己對曆史的懷疑（剛剛發生的事情，尚且能依照各不相同的利益增削塗抹，早已過去的曆史，究竟有多少果係事實?），此外一無所獲。從此，凡屬兩派鬥爭的大字報，我一概棄之不顧，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北京來電”上麵。釋出於“北京來電”，在張貼大字報者來說，無非為了在眾人麵前表示：唯獨自己這一派革命組織，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承認或者重視，無疑該是當然的掌權派，仍舊帶有兩派鬥爭的意味。對於我來說，卻從而有了獲得“內部訊息”的機會，其它且不必問，實在也不能問。\\n\\n荷馬的史詩《伊裡亞特》裡，寫到這樣一個場麵：諸神在俄林波斯山上，一邊注視著希臘和特洛亞雙方的交戰，一邊開會討論，阿喀琉斯和赫克托爾這兩位英雄，究竟哪一個該在戰爭中喪失生命。天上諸神的意見，決定了人間眾生的命運。“文革”期間，我既對那史無前例的大革命很不理解，更不知道自己會落得個什麼下場，在渾渾噩噩，一片漆黑之中，常常會想起《伊裡亞特》裡的那個場麵。我這樣“如大旱之望雲霓”般的關注“北京來電”無非是冀求瞭解半天雲裡的諸神到底在說什麼。能探得一鱗半爪，也是好的。有些條電文由於當時曾深深觸動過自己，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非常清楚。譬如：有一條電文記載毛主講到他做了兩件錯事，第一件是“退居第二線”，陶鑄在一旁插話說：“大權旁落。”我是由此方始悟到：“文化革命”實際上是與“權”相關的。另一條電文報導**講乾部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隻有百分之五壞的。周總理插話說：“現在（壞的）是大大超過了。”**又說：“以後給他們平反就是了。”這在當時給予我的，並不是希望而是淒苦，禁不住想：“就是得以平反，又好容易熬到以後呢!”\\n\\n當然，那些“北京來電”純屬“小道”，今天來看，其真實性是根本不可靠的。\\n\\n富有創造性的“黑話”\\n\\n除去“北京來電”透露的“內部訊息”以外，我競還在大字報上看到過絕妙文章，那是畫家亞明的《黑話集》。\\n\\n自從報上發表了《燕山夜話》裡的三反言論彙編以後，各地、各機關團體，爭相效仿。相繼刊登或者張貼的無數《×××三反言論》，大多冇有什麼看頭，行政乾部的往往來源於**和鄧小平，文藝領域的無非出之於周揚和林默涵。簡直令人感歎：我們好多乾部就連犯錯誤也免不了教條主義、公式化。我認真看過一位老相識的“三反言論”，其中隻有“燙腳的時候最容易產生靈感”一條是他的創造，其餘三版，均係抄襲。唯有國畫院造反派到我所在單位來張貼的《亞明的三反言論》，令人耳目一新：連篇的妙語，既叫人覺得實在“反動”，又不得不連連稱是；想笑偏偏又不能笑，隻好記在肚裡，慢慢回味，給枯燥壓抑的“牛棚生涯”增添一點樂趣和意味。這裡試舉一例：亞明把相繼不斷的政治運動比作“擊鼓傳花”，說：“鼓敲著，花傳著；鼓一停，看花落在哪一個手裡，大家就一齊鬥他。然後，再敲鼓，再傳花；鼓又一停，再看花落在哪一個手裡。大家又一齊鬥他。”接著又說：“鬥到最後，世界上隻剩下兩個人了，這兩個人就停下來商量，‘我們還鬥不鬥了?”’結局和其他許多妙語，最好請亞明同誌自己來寫，我再寫下去就有侵犯版權之嫌了，就此打住。\\n\\n尾聲\\n\\n大字報既經點化，成了氣候以來，經曆了發生、發展以至於鼎盛時期幾個階段，直到鄧小平同誌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在憲法上刪去了“公民有進行‘四大’的自由”的條文，總以為可以壽終正寢了。卻不料陰魂不散，《光明日報》上一篇報導，好比給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貼了一張全國性的大字報，把他送上了西天。這樁冤案冇有多久就得到了平反糾正，《光明日報》也報導了這個訊息，作了自我批評。但願這個事件真正成為大字報運動的尾聲，也但願咱們這些號稱龍的傳人的炎黃子孫，千萬不要忘記在咱們的曆史上有過一個“大字報文化時期。”\\n\\n1986年11月作\\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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