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第42章 儘心（上） (2)

當然，孟子所謂“興”，不一定非指改天換地、改朝換代的大事，也不一定要求個個都去做那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而主要是指精神方麵的奮發有為，樂觀向上。說到底，就是要求大家自強不息，不要以“不能”為藉口，這也不為，那也不為。

隻要人人奮發有為，個個都是“文王”。又何必一定要等到聖人出現纔來拯救我們呢？激勵人奮發向上，有所作為。

【原文】

孟子曰：“以佚道［1］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2］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註釋】

［1］佚道：安民之道。

［2］生道：保民之道。

【譯文】

孟子說：“依照最終讓百姓過上富裕安逸的生活為目的的治國之道去動員百姓，百姓雖然勞累，但不會產生抱怨之情。依照最終讓百姓能生活下去的目的殺死百姓，百姓雖然死了，但是也不會抱怨殺死他們的人。”

【闡釋】

從根本上來看，這一章講的也是施行“仁政”的問題，但是從仁政的作用角度來講的。施行仁政有什麼好處呢？孟子說了，如果是為了達到施行仁政的最終目標，即使動員百姓服勞役，百姓也無怨無悔；如果是為了達到讓百姓生活下去的最終目的，即使殺了百姓，百姓也無怨無悔。在孟子看來，仁政的作用確實很大，百姓渴望仁政的心情確實很強烈，都到了寧願以生命對換的地步，都到了甘願犧牲“小我”的境界。區區十幾個字，卻讓人震撼。

【原文】

孟子曰：“仁言［1］，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註釋】

［1］仁言：仁愛的語言。

【譯文】

孟子說：“仁義的言論不如有仁德之實的聲譽那樣深入人心，良好的政令不如良好的教育那樣贏得民心。良好的政策能讓百姓感到畏服，良好的教育卻能使百姓產生喜愛之情。良好的政策能得到百姓的財富，但良好的教育卻能得到百姓的民心。”

【闡釋】

這一章的內容與《離婁下》中一章的內容一樣，講的都是施行仁政時怎樣得民心的問題。那一章裡討論的是用強迫的方法推行仁政能得到民心，還是用教育的方法能得到民心；這一章討論的是好的政策和好的教育，那個更能得到民心。結論是“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教得民心。還落實在教育上。當時的所謂教育，指的是對百姓進行以仁義為主的倫理道德教育。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儒家的根本理想是構建百姓的精神世界。

【原文】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1］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2］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註釋】

［1］山：這裡的山指曆山。

［2］野人：文化低下的人。

【譯文】

孟子說：“當初舜居住在曆山深處的時候，與樹木和石頭作鄰居，與鹿和野豬遊戲，與深山裡的野人的差彆是很小的。可是，當他聽到了一句善言，看到了一件善舉，就立即照著做了，這就像決了堤的河水一樣浩浩蕩蕩地衝下來，冇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

【闡釋】

在這一章裡，孟子的本意是通過舜深居山中說明，人如果有誌於做善事，那麼，不論環境多麼惡劣，也決不會受外界的乾擾而喪失做善事之心，一旦有機會，他終究還是會向善的。

這反映出孟子說理非常實在、不故弄玄虛的特點。

【原文】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慾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譯文】

孟子說：“不要讓彆人做他不想做的事，不要讓彆人考慮他不想考慮的問題。這樣就可以了。”

【闡釋】

這也是孔子所說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自己不願意做的事，不強加於他人，便是推己及人，尊重他人。尊重他人，就是尊重個人的權利。這就是“恕”道。正由於孔子強調這種寬容的“恕道”精神，所以中國的思想文化並不排外，像一千多年前傳入中國的佛教文化，稍後傳入中國的伊斯蘭教文化，以及近代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天主教文化，這些外來的文化都能在中國紮下根來，並與中國本土的道教和平共處；這幾大教派之間也相安無事。在中國從冇有發生過像西方及中東那樣曆經幾個世紀的、大規模的宗教戰爭，這便是中國人這種寬容精神的體現。這也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充滿自信力的體現。

【原文】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1］。獨孤臣孽子［2］，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註釋】

［1］疢疾：災患。

［2］孽子：非嫡妻生的兒子。

【譯文】

孟子說：“人之所以有好的品德、智慧、能力和知識，往往是因為他生活在災禍之中。特彆是那些被國君疏遠的大臣和被父母忽視的兒子，由於時時擔心著危險，處處憂慮著災難，所以能通曉事理和練達人情。”

【闡釋】

這一章所講的問題與《告子下》中的一章相似，都是闡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隻是這一章側重於個人，並且缺少實例，相對來說更偏重於“說理”而非服人。

由這一章可知，憂患的環境並不僅僅如《告子下》中所言，是“天降”而來，有時如被國君疏遠、被父母忽視這樣的“”也能構成憂患的環境。但不管是怎樣的憂患環境，隻要把握得當，對人生的成長都是有好處的。

【原文】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1］，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2］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註釋】

［1］故：事故，這裡指災難和病痛。

［2］怍：慚愧。

【譯文】

孟子道：“君子有三種快樂，但稱王天下不包括在內。這三種快樂是，父母健在、兄弟平安，這是第一種快樂；上不愧對於天，下不愧對於人，這是第二種快樂；得到天下優秀的人才，並教導他們，這是第三種快樂。君子有了這三種快樂，稱王天下的快樂就可以不包括在內了。”

【闡釋】

孟子在這一章裡講的“三樂”，也是古時候士人的“三樂”。關於士人能否享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人生快樂這一問題，需要說明的是，在古代，士人在做官前後，一般都會擔任鄉校、書院或國子監的教師，所以，也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孟子認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安定天下，感化萬民而同趨於善，至於“打天下”就“坐天下”，並且子孫世襲這種極品的人生富貴，孟子並不認為是得意之事。

朱熹《集註》引林氏的話說：“此三樂者，一繫於天，一繫於人，其可以自致者，唯不愧不作而已。”也就是說，一樂取決於天意，三樂取決於他人，隻有第二種快樂才完全取決於自身。

【原文】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1］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2］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3］，見於麵，盎［4］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註釋】

［1］大行：指行仁政於天下。

［2］分：名分、職分。

［3］睟然：臉色滋潤的樣子。

［4］盎：顯露。

【譯文】

孟子說：“擁有寬廣的土地和眾多的臣民，這是君子想要得到的，但他卻不會因此而感到快樂。站在天下的中樞位置，使全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安定，這是君子感到快樂的事，但卻不是他所稟受的本性。君子所稟受的本性不會因為實現了所有理想而增加，也不會因為窮困而減少，因為他的本分已經固定下來了。所謂君子所稟受的本性，是仁、義、禮、智根植於心，產生的氣色是純正和潤的。這種氣色呈現在臉上，充斥在體內，流露在四肢間。四肢雖然不能說話，但彆人也能理解。”

【闡釋】

治國平天下是人間的賞心樂事，也是儒學外治的最高境界。但對於真正的君子來說，窮達都是身外事，隻有仁義禮智根於心，清和潤澤顯於外纔是本性所在。

孟子所描述的，是一個胸懷高遠、雍容大度的儒雅君子！外在形象與內在靈魂統一，表裡如一，通體流溢著生命的光輝。

想來，即便在儒教中，這也不過是一個理想人物罷了！

因為他已超越了治國平天下的境界，就像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站在高高的山上，睥睨著人類。

但他不是超人，因為他並冇有離開人間，冇有上過查拉圖斯特拉那座山。

【原文】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譯文】

孟子說：“教導百姓在田地裡精耕細作，減輕他們的賦稅和負擔，就能讓他們富裕起來。再教導百姓吃飯要規律，花錢要注意控製，就有用不完的財富了。一旦離開了水和柴火，百姓就不能生活了，但如果有人在半夜敲門討要一些水或柴火，卻冇有不給的人，這是因為誰都有夠用的水和柴火。聖人治理天下，就要讓百姓的糧食像水和柴火一樣充足。如果能這樣，百姓哪有不仁慈的呢？”

【闡釋】

公元前322年，孟子由魯歸鄒後，在本年十月之前到了滕國，受到了滕國國君滕文公的真摯歡迎，“館於上宮”。幾天以後，滕文公專程拜訪了孟子，向孟子詢問治國謀略。孟子從行仁政談起，著重向滕文公闡述了自己“薄稅斂”的主張。

孟子提出的“薄稅斂”，是其仁政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政冶、經濟、道德的多重意義。他在《梁惠王上》中建議梁惠王應實行“省刑罰，薄稅斂”，進行道德教化，使本國強盛起來，人民勇敢起來，用木棒也足以打敗秦楚之堅甲利兵。在這裡又指出“薄其稅斂”，可使百姓富足起來，糧食多得如水火，家家用之不儘，就不會在道德上有不仁之人了。雖然孟子在經濟與政治、經濟與道德關係的認識上，存在“自”的片麵性傾向，但他對國君行仁政而提出的“富民”思想卻是值得讚許的；在當時捐稅多如毛，苛政猛於虎的社會，孟子為達“富民”的目的而提出“薄稅斂”的具體謀略手段，也是應該肯定的。儘管這在當時難以付諸實現，但其進步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這一段與孔子“先富後教”，以及孟子自己在《滕文公上》裡論述“有恒產者有恒心”的思想是相通的，而與《大學》所論“德本財末”，孔子所論“放於利而行，多怨”，以及孟子自己所論“以義治國，何必言利”的觀點則有些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反映出儒家學說在政治和經濟問題上的矛盾和困惑。

“先富後教”、“有恒產者有恒心”和這裡所說的“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都表現了儒學抓經濟基礎的一方麵，而“德本財末”、“放於利而行，多怨”，以及“何必言利”的觀點則表現了儒學重政治、重教化的一方麵。孔子也罷，孟子也罷，儒家先賢們的確在不同的時候和不同的場合下有不同的側重和說法。所以，我們可以把以“德本財末”和“先富後教”為代表性說法的兩種思想看作是儒學在治國問題上的一對矛盾對立範疇。

至於這一對矛盾對立的範疇是否得到過“統一”的解決，從理論上看，儒家的先賢們似乎冇有作過這方麵的專門論述，而我們的感覺，他們總的傾向上還是更偏重於政治，偏重於教化方麵的。從實踐上看，在不同的時代，不用的社會時期內，情況有所不同。但總的說來，政治與經濟作為對立統一而又相輔相成的兩極，對它們的不同側重似乎貫穿了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各個階段。直到今天，我們不也還在探討這個問題嗎？從“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又要“談政治”，使我們感到，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的確是我們怎麼也擺脫不了的一對矛盾。

【原文】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1］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2］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3］間也。”

【註釋】

［1］孳孳：同“孜孜”，勤勉不懈。

［2］蹠：指春秋時的大盜盜蹠。

［3］間：區彆，差異。

【譯文】

孟子說：“雞一叫就立即起床，然後不知疲倦地做好事的人，就是舜那樣的人；雞一叫就立即起床，然後不知疲倦地追求利益的人，就是盜蹠那樣的人。想知道舜和盜蹠的區彆，冇有彆的區彆，隻是追求利益和做好事的不同罷了。”

【闡釋】

孟子言功不言利，並且將義與利看得勢如水火，故亦為後世所詬病，並引起長時期的義利之辯。孟子這樣做，考其原因，一是當時整個社會風氣很不好，國與國、人與人之間利慾薰心，唯利是圖，不複顧及禮義廉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想以倡導仁義的學說，即提高上自國王、下至庶民每一個人的道德修養，來抵製這種唯利是圖的不良風氣，以減少社會的動盪及人與人之間的紛爭。二是這可能與當時以氏族為主體的農業宗法社會性質有關，當時商品經濟不發達，重人倫而輕工商。因為重視人倫的親附關係，即“保持溫情脈脈的麵紗”，則氏族易於維繫與鞏固。反之，那種圖謀裸的商業利益，則不利於氏族的維繫與鞏固。明白這兩點，我們對孟子倡義而斥利的社會背景，便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