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四大秘書 第四章 新中國時期的努力

**唯一一次為胡喬木代筆

作為**的秘書，十多年裡，大都是胡喬木執筆起草各種檔案，最後或以中央的名義，或以**的名義，或以胡喬木的名義發出去。如果把情況反過來，有冇有由**執筆，然後用胡喬木的名義發出去的文章呢？答案是有，但隻有一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正式成立。也就是在這一天，胡喬木被任命為新聞總署署長、中央人民zhengfu發言人。

作為新中國的“新聞首腦”，胡喬木格外繁忙，所以兩個多月後**訪問蘇聯時，胡喬木並冇有隨**去蘇聯。

雖然胡喬木不在**身邊，但**依然不忘和胡喬木保持聯絡。1950年元旦，**從蘇聯向北京發來電報：“少奇轉喬木：廣西全境，廣東之南路及雷州半島……殘敵均已肅清。請用zhonggong中央的名義起草一個致電各野戰軍的賀電，電稿寫好後告我看一下再發。”

**遠在萬裡之外，依然讓胡喬木寫稿，足見其對胡喬木的信任。

就在這時，針對**訪蘇，外界輿論有很多猜測，並引出了一個麻煩。當時，中蘇兩個最高領導人會晤，全世界都非常關注。但十幾天內，竟然無任何訊息報道和實質性進展，西方媒體很難理解。英國通訊社乾脆造謠說，斯大林把**軟禁起來了。

謠言傳播很快，中蘇兩國都有些著急。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提出，讓**以答塔斯社記者問的形式，在報上公佈此行的目的。**采納了這個提議。

1月2日，**再次致電“少奇轉喬木”，要求新華社譯發《答記者問》。按照**的要求，1月3日，胡喬木就把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答記者問》的發表不僅粉碎了謠言，還讓一直對簽約拖延的斯大林改變了想法，同意讓周恩來來到蘇聯參加談判，從而加快了條約的達成。

到了1月12日，一個新的麻煩又出現了。這一天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長篇演講，公開造謠說，蘇聯正在用在外蒙已實行了的辦法，將中國北部地區實行合併。

17日，**從列寧格勒一帶參觀回到莫斯科後，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來到**的住處，把艾奇遜的講話交給**，並提議由中、蘇、蒙三方發表一項官方聲明，以駁斥艾奇遜的講話。**當即表示同意。

**很重視此事，他於19日晨自己親自動手起草了文章。文章寫得簡短明瞭，嚴厲駁斥了艾奇遜的謠言。為了在21日見報，文章連夜發回國內。最後，文章是以中央人民zhengfu新聞總署署長鬍喬木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的形式，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

談話批駁了艾奇遜在中蘇關係上製造的“最無恥的謠言”，聲稱美國人“這類低能的造謠誣衊，隻能激起中蘇兩國人民的憤慨，加強中蘇兩國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會有彆的結果”。

這篇文章是由**執筆，以胡喬木的名義發表，在胡喬木十多年的秘書生涯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令人冇有想到的是，中國采取的這種發表方式，還引起了蘇聯的不快。當初，雙方商定的是以“官方”名義發表聲明。21日，蘇聯、蒙古分彆以外交部長的名義發表聲明，而中國選擇這種方式，似乎很難界定屬於“官方聲明”。

後來，斯大林把**請進了克裡姆林宮，一旁的莫洛托夫毫不客氣地問：關於艾奇遜的談話，我們上次商定分彆發表一項聲明。而且我們談定用官方名義發表聲明，中國zhengfu是否已經發表了這項聲明？

**回答說，發表了，是用胡喬木的名義發表的。

斯大林不知道胡喬木的身份，**告訴他胡喬木是中國新聞總署署長。斯大林依然不滿地說道：任何新聞記者都可以對任何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談話或者評論，但他們的一切議論並不代表官方的立場。所以，以個人身份發表的聲明，“那是一文不值”。

隨後，莫洛托夫又指責中方“違背了我們的協議”，而斯大林也表示“我們的步調就亂了。各行其是，減弱了我們的力量。”最後，談話不歡而散。

談話結束後，斯大林和**、師哲等人同車，車內氣氛沉悶。師哲問斯大林：“你不是答應過要到我們代表團的住處去做客嗎？”

斯大林說：“我是說過，現在也冇有放棄這個願望。”

**看到師哲同斯大林用俄語談話，就對師哲說，你和他談什麼？不要請他到我們那裡做客。

當得知兩個人談的真是這個內容時，**不高興地說，“不請他了”。

**派保健醫生前來看望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經濟建設、肅反、抗美援朝等這些國內國外的一大堆事情，都等著**去處理。雖然**精力旺盛，但常常還是需要秘書來協助自己工作。當時，**身邊已經有田家英、葉子龍等人，但許多工作，**還是比較依賴胡喬木。

雖然胡喬木也住在中南海，但此時他不僅是**秘書，還是新聞總署署長、中央人民zhengfu發言人，新聞領域上的一大攤子事情，都等著胡喬木去處理。

這樣一來，**要找胡喬木時，胡喬木就不能像以前一樣隨叫隨到了。所以需要胡喬木辦什麼事情時，**就給胡喬木寫便函。

**給胡喬木寫的這些便函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言簡意賅。從那些珍貴的檔案中，後人可以看到，**給胡喬木寫的便函，常常隻有兩三行，有的甚至隻有一行。但交代的事情卻很細，把期限、程度、程式都交代得很明白。二是多。從檔案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之後，**給胡喬木的便函特彆多，有時隔兩三天就有一封。

很長一段時間裡，胡喬木也就是根據**的這些便函，履行著他作為**秘書、作為新聞“首腦”的職責。

1949年10月21日，**在給胡喬木的便函中寫道：“我軍於昨日到達迪化（筆者注：即烏魯木齊）。請寫短評一篇，能於明日見報甚好。……”

三天後，**再次致函胡喬木：“此類新聞，不應在全國發表，也不應在西安蘭州的廣播上廣播，隻可在哈密等地的地方報紙上發表。並請擬電告知彭、甘。”便函中提到的“此類新聞”，指的是解放軍進入新疆後，逮捕國民黨軍隊中反動分子的新聞。

**頻頻給胡喬木致函，即便是在他訪蘇期間，也不例外。等到朝鮮戰爭爆發後，致函的頻率又明顯加快了。

1950年9月29日，**致函胡喬木：“請查過去宣傳中有無規定在一九五○年打台灣的事，有人說他看過元旦檔案內說今年要打台灣的話，未知確否？以後請注意……”

10月21日，**致函給胡喬木，要他注意外國通訊社如對誌願軍有反映，在四五天內不要登載在《參考訊息》上。

同是這一天，**又致函胡喬木：“昨日《光明日報》上吳耀宗的文章，可以廣播，《人民日報》應當轉載。”

11月17日，**致函胡喬木：“一切有關朝鮮主力戰場的新聞，都應將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誌願部隊聯在一起，不應隻提人民軍而不提中國人民誌願部隊……”

在**頻頻給胡喬木寫信的時候，胡喬木也頻頻寫信給《人民日報》。作為新中國的“新聞首腦”，又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胡喬木每天打開的第一份報紙就是《人民日報》。他對《人民日報》的要求也格外嚴格，幾乎到了“管頭管腳”的地步。

平日裡閱讀《人民日報》時，看到什麼問題，他就寫信給具體負責報社工作的範長江、鄧拓、安崗，令他們改進。

當時胡喬木給《人民日報》寫的這些信，都作為珍貴檔案儲存了起來。通過檢視這些檔案，人們奇怪地發現從1951年元旦前後，出現了一些“空白期”。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胡喬木病倒了。平日裡，胡喬木白天是新聞總署署長、中宣部副部長，晚上又是**秘書，常常被**叫去處理一些事情。

這種冇有規律又極度操勞的生活方式，讓胡喬木患上了胃病。1950年12月26日，胡喬木突然胃出血，吐了一盆子血，被緊急送到了北京醫院。

經過診斷，胡喬木患有嚴重的胃潰瘍，而且已經穿孔。由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沼親自主刀，胡喬木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手術之後，胡喬木又出現了胃與腸粘連，可能又需要動一次手術。但此時的胡喬木已經非常虛弱。最後，大夫采取了其他辦法，解決了這個問題。

在胡喬木住院期間，**要求北京醫院逐日把胡喬木的病況報上來。在胡喬木要做手術的那天，忙了一夜的**，在上床睡覺前，把保健醫生王鶴濱找來，對他說：“王醫生，你代表我去看看喬木同誌，他病得很重，住在了北京醫院。”王鶴濱臨走時，**還補充了一句：“他可是一個大好人哪！”

胡喬木的病情也令周恩來非常關心，他親自來到醫院，聽取大夫們的彙報。由此可見，**、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對胡喬木的關心。

坐在澡盆裡起草《中國gongchandang三十年》

經過兩個多月的治療，胡喬木的病情有了好轉，**非常高興，就讓胡喬木帶著妻兒，到頤和園諧趣園休養一段時間。

但胡喬木的這種休養並冇有持續太長時間，3月2日，**致函胡喬木，就蕭乾的一篇文章讓廣發各地登載，並要求新華社組織這類文章。收到**的這封信後，胡喬木又開始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去了。

1951年的七一快要到來了，從1921年到1951年，中國gongchandang剛剛走完了30年曆程。30年裡中國gongchandang從小到大，終於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因此，中央政治局決定，七一這天在北京隆重舉行紀念大會，由**作報告。

誰來起草這份報告呢？**立即想到了胡喬木。在此之前，胡喬木曾經編寫過《六大以前》《六大以來》《關於若乾曆史問題的決議》，又長期跟隨在**身邊，參與過《毛選》的編輯，對zhonggong黨史非常熟悉。

此時的胡喬木已經離開頤和園，轉到北京六所休養。6月的一天，**親自來到六所，來找胡喬木。胡喬木二話冇說，欣然從命。

此時已過6月中旬，按照慣例，這種重要報告起草完之後，還要留出時間，讓中央領導同誌審閱。如果有問題，還要按照領導要求，進行修改。因此，時間已經很緊迫了。

報告起草時，胡喬木還有一件麻煩事，那就是當時天氣特彆熱。據胡喬木的夫人穀羽回憶，那年6月，北京的天氣特彆熱，屋外熱，屋裡更熱。當時物質條件比較差，不僅冇有空調，連電風扇都冇有。普通人坐著不動身上都流汗，而大病初癒的胡喬木身體本就虛弱，稍稍活動一下，就汗如雨下。

但時間緊，胡喬木必須冒著酷暑，蒐集資料，起草報告。一旁的穀羽則找來一把蒲扇，給胡喬木扇風，但效果很有限。

後來，穀羽又想辦法從中南海西門外的冰庫，找來幾大塊冰塊，放到盆裡，擺在胡喬木的周圍，給他降溫。

這個方法雖然有點效果，但是胡喬木還是感到很熱。過了兩天，胡喬木就讓穀羽在澡盆裡放上涼水，他乾脆坐在水裡寫。正因為此，後來胡喬木“坐澡盆寫出zhonggong第一部簡明黨史”的故事，被後人廣為流傳。

經過一個星期的努力，一篇有五萬字的《中國gongchandang三十年》就寫作完成了。

稿子送到**那裡，請他審閱。稿子退給胡喬木之後，胡喬木看到了**的批示：此文以胡喬木的名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看到**的批示，胡喬木感到很高興，因為**的這個批示，無疑是對自己文章的高度認可，但他又感到為難，因為這篇文章本來是給**寫的報告啊！怎麼向**交代呢？

就在胡喬木感到為難時，**又給胡喬木傳話：**那裡由他打招呼，報告另找人起草。

就這樣，胡喬木的為難被**輕易化解了。接下來，胡喬木就文中的一些問題，寫信向**請示。在得到**的同意後，文章於6月22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同時，新華社全文轉發，全國各地報紙全文刊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此外，人民出版社還印行了單行本。

《中國gongchandang三十年》篇幅不長，但係統總結了中國gongchandang走過的30年輝煌曆程，它被認為是建黨以來第一本具有開創性的簡明黨史，是zhonggong黨史的奠基之作。

在此之前，胡喬木一直處於幕後，雖然也起草過許多有分量的理論檔案，但都不是以他個人名義發表的。新中國成立後，他雖然是“新聞首腦”，外界對其理論水平知道得並不多。這一次，按照**的要求，《中國gongchandang三十年》正式署名胡喬木，胡喬木作為理論家、黨史專家的身份，開始為外界所熟知。

當選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胡喬木除了是**秘書、中宣部副部長、“新聞首腦”之外，又兼任了文化教育委員會秘書長、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央翻譯委員會委員。如此多的兼職，無疑要占去胡喬木的很多時間。

除了這些職務帶來的繁忙工作之外，胡喬木還經常被臨時抽調出來參與其他工作。1953年底，中央成立憲法初稿起草小組，小組成員有八人，胡喬木就是其中之一。

**對憲法的起草非常重視，他親自擔任起草委員會主席。為了避免北京政務纏身，**親自帶著胡喬木等人去杭州起草憲法。

起草憲法，首先要研究其他國家憲法。一到杭州後，胡喬木很快進入“角色”，認真研究其他各國憲法，其中包括有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憲法，也包括德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憲法，甚至還包括中國以前北洋zhengfu時期的憲法、國民黨中華民國憲法。

除了研究其他憲法耗費時間外，起草憲法期間還有一個麻煩，那就是和陳伯達的不合。在此之前，陳伯達曾經起草過一個憲法草案。此次來杭州起草憲法，無疑要對陳伯達起草的憲法進行諸多修改，這自然引起了陳伯達的不滿，以致於陳伯達和胡喬木、田家英等人產生齟齬。

儘管有各種曲折，憲法起草工作還是在緊張中快速進行，到了1954年2月終於拿出了初稿。隨後，又寫出了一讀稿，二讀稿，三讀稿和四讀稿。四讀稿之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對四讀稿進行討論、修改。

就在這時，胡喬木離開了起草小組，原來他又病倒了。這一次胡喬木患的是右眼中心性視網膜炎，先是在北京治療，後來又被送到蘇聯治療。

經過三個月的治療，胡喬木終於康複了。一回到北京，又有一樣重要工作在等著他，那就是起草周恩來在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的《zhengfu工作報告》。

因為是人大的第一個《zhengfu工作報告》，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周恩來在給胡喬木的信中寫道：“原想我先將各方麵初稿彙集改好後，再送你修改，不料忙了兩週，竟不能終篇，而且延誤了時間，給你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按照主席的指示，如果能重寫就重寫，不要受原稿的約束，也許要便利些。如何，請酌。”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周恩來對這份報告的重視，和對胡喬木的信賴。

此時已經是1954年9月17日，人大會議已經召開了兩天。按照會議議程，周恩來將於23日作《zhengfu工作報告》，因此時間已經很緊張了。胡喬木接到任務後，兩天後就拿出了自己的修改稿。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胡喬木有了新的任命，即zhonggong中央副秘書長，秘書長是鄧小平。有了新的任命後，胡喬木依然擔任**秘書，依然住在中南海，隻是從喜福堂搬到了頤園。

胡喬木的一生起草了太多太多的檔案，其中大部分都成為了重要曆史文獻，也為他個人贏得了各種名譽。但在這諸多檔案中，真正令他格外高興的當屬那份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報告。

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曾經被定為“附在剝削階級皮上的毛”。1955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決定在1956年召開一次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由周恩來總理在會上做報告。起草這個報告的任務又一次落到了胡喬木的頭上。

這次會議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會議報告不僅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知識分子問題的總結，也是號召廣大知識分子在“向科學進軍”的旗幟下，更好地為建設新中國服務。

胡喬木意識到，正好也可以藉助這次報告，糾正知識分子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所以接到這個任務後，胡喬木非常高興。據穀羽回憶：“喬木接受這個任務的那一陣子，心情特彆好，全身心地投入到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之中……他冇日冇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我一覺醒來，他的書桌的燈還亮著，他還在忙碌。”

1956年初稿出來了，周恩來幾次召集胡喬木和其他負責同誌談論初稿。一天從周恩來那裡回來，胡喬木高興地對穀羽說：“對知識分子的定性問題，總理的意見通過了！”

果然，到了1月14日，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作了胡喬木起草的那份報告，給知識分子摘掉了“剝削階級”的帽子，並他們劃歸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終於可以直起腰桿了。同為知識分子，又是這件事推動者的胡喬木，自然是格外高興。後來，他還和錢鍾書、季羨林、沈從文、李政道等知識分子成為了好朋友。

1956年9月，zhonggong八大召開。在zhonggong八大上，胡喬木當選為中央委員。在隨後召開的zhonggong八屆一中全會上，胡喬木當選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從此，他也由中央核心會議的列席者，變成了出席者。

第一次受到**嚴厲批評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會主義製度基本確立；1957年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驕傲情緒和急於求成的心理，交織在一起，使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較為曲折的探索階段。當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式提出“大躍進”口號。

這種“大躍進”的思想不僅影響了**，也影響了在**身邊工作的胡喬木。胡喬木所寫的1958年的元旦社論題目為《乘風破浪》，他寫道：“爭取一九五八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和大豐收”。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為1958年的“大躍進”敲響了戰鼓。

1958年底，zhonggong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會議公報提出了國民經濟指標：鋼鐵1800萬噸左右，煤炭3800萬噸左右，糧食10500億斤左右，棉花1億擔左右。公告發表後，這四大指標成為全黨、全國1959年的奮鬥指標。

在起草這份會議公報時，時任zhonggong中央副主席的陳雲認為這些指標難以完成，就建議胡喬木不要把這些指標寫進去，並把這個意見轉告給**。但胡喬木冇有接受陳雲的這個建議，也冇有敢向**彙報陳雲的這個意見。這為他後來受到**批評埋下隱患。

1958年12月26日，**生日這天，陳雲向**提出鋼鐵指標恐怕難以完成，**卻不以為然。

到了1959年，高指標帶來的問題更加明顯，大鍊鋼鐵、征過頭糧，讓農村出現了“豐年鬨春荒”現象。當年4月，zhonggong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討論“四大指標”時，陳雲向**表示：不應把這些指標寫進公報，這樣很被動。

**接受了陳雲的提議。也就是在這時，**知道zhonggong八屆六中全會時，陳雲曾經要求胡喬木不要把指標寫進會議公報，並請胡喬木轉告**。這下子，**非常生氣，他尖銳地批評胡喬木：“你不過是個秘書，副主席的話你有什麼權力不報告！”

自從跟隨**以來，胡喬木一直受到**的青睞和器重，像這一次受到如此嚴重的批評，還是第一次。

這一次受到批評，其實胡喬木也有一些難言之隱。zhonggong八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對人民公社問題有意見，跟**談了，**轉告給了**，**甚為不悅。因為知道這個情況，胡喬木纔沒敢把陳雲的意見及時彙報給**。

多年後，胡喬木坦然地回憶道：“我不敢向**報告陳雲同誌的意見。我認為，全會都已經公開過，全都定好了，大家一致同意，講了很多話，人都散了，不在報上公佈同當時的勢頭很難適應。”

在那段時間，不僅胡喬木受到了批評，**的另外兩個秘書陳伯達、田家英也受到了批評。相對來說，胡喬木所受到的批評還算輕一些的。儘管如此，一向謹慎的胡喬木，變得更加謹慎起來。

隨著時代變換的曲折起伏

zhonggong八屆七中全會之後，**的頭腦冷靜了下來，開始著手糾“左”，並一直持續到廬山會議。胡喬木也參加了廬山會議，並主持起草了《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

《議定記錄》印發後，由於對“大躍進”“成績講的不夠”和“缺點寫得太具體”，胡喬木受到了部分同誌的批評。7月19日，胡喬木在會上進行了申辯。

廬山會議本來是大力糾“左”的，但到了7月23日，會議來了個180度大轉彎，變成了反右。一時間，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受到批判，胡喬木也處境不妙，他因主持起草的《議定記錄》而遭到非難。

據吳冷西回憶：“喬木同誌當時既迷惑又沮喪，眼看持續半年的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被打斷了。有好幾天，他一句話也不說，臉色陰沉，心事重重。直到**講了‘秀纔是我們的人’之後，喬木才以大局為重，振作精神……”

從吳冷西的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廬山會議上，是**保了胡喬木。當時與柯慶施談起胡喬木時，**評價胡喬木說，喬木跟了他20年，總還是一介書生。

從廬山會議之後，胡喬木依然是**的秘書，但兩個人之間已經有了潛在的裂痕。廬山會議不僅影響了胡喬木和**的關係，也影響了胡喬木的身體。據吳冷西回憶：“一個月的緊張局勢，使他心力交瘁，從此種下了爾後的極度精神疲勞的病根。”

廬山會議冇有能夠糾“左”，讓一些問題逐漸變得嚴重起來。1961年1月，胡喬木參加了zhonggong八屆九中全會。**在這次會上提出了大興調查之風。

會議結束不久，**給田家英寫了一封信，讓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各帶一個調查組下去調查，胡喬木去的是湖南。

在湖南調查期間，**曾經和胡喬木等人進行了談話。胡喬木向**彙報了湖南存在的問題，在提到公共食堂問題時，胡喬木還建議解散公共食堂。胡喬木的彙報，引起了**的重視。

1961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開會議，對田家英等人起草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修改。胡喬木參加了最初的會議，但隨後就冇有再來參加。因為他的神經衰弱症加劇了，女兒胡木英回憶說：“他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後，神經衰弱已嚴重到無法拿筆寫文章的地步，他被迫放下一切工作徹底休息。”

8月，胡喬木給**寫了一封信，說明瞭自己的病情，要求請長期病假。一個星期後，**回信，表示同意，說“不計時日，以愈為度”，並說：“作一、二、三年休養打算，不要隻作幾個月打算。如果急於工作，恐又將複發。”

就這樣，胡喬木雖然還是名義上的**政治秘書，但他從此已經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崗位，離開了**。

請病假之後，胡喬木以休養為主，偶爾也寫一些詩詞，和**通過信件交流看法。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腳步近了，敏銳的胡喬木早已經察覺到了緊張的空氣。當時，正在杭州療養的胡喬木，接到通知，要他回北京參加“運動”。此時，**也在杭州開會，胡喬木提出要見**一麵。

以前在**身邊時，隻要一個條子就能見到主席，但這一次卻遲遲得不到資訊。胡喬木以為見不到主席了，就收拾行李坐車離開杭州。當車剛剛抵達上海時，突然接到杭州來的電話：**要見胡喬木。

胡喬木立即返回杭州，見到**，胡喬木的思路有些亂，原本想說的一些話都冇有說出來。**叮囑胡喬木：“你回到北京，少說話，多看看，多瞭解情況。”

就這樣，這次見麵匆匆結束了。令胡喬木冇有想到的是，這竟然是他最後一次見到**。

回到北京後，胡喬木被指為《海瑞罷官》的“黑後台”，並被要求搬出了中南海。麵對複雜的形勢，本來就沉默寡言的胡喬木，變得話更少了。儘管如此，胡喬木還是被紅衛兵盯上了，遭到了不少打擊。後來靠周恩來的關照，胡喬木才稍稍鬆了一口氣。

但隨後戚本禹的一篇文章，“半點名”地提到胡喬木，北京又掀起了新一輪對胡喬木的“大批判”。1967年五一這天，**經過胡喬木家門時，曾讓隨行人員敲門拜訪。雖然這次拜訪冇有成功，但訊息傳開後，胡喬木就有了真正的“免鬥牌”。

從這個時候起，胡喬木開始閉門閒居。直到1975年，鄧小平複出後，他被任命為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負責人。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胡喬木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顧問、名譽院長，zhonggong中央副秘書長，**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主任，zhonggong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zhonggong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1978年補選為zhonggong第十一屆中央委員。1980年當選為zhonggong中央書記處書記。1980年至1981年，在鄧小平等同誌的主持下，負責《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乾曆史問題的決議》等重要檔案的起草工作。1982年當選為zhonggong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87年當選為zhonggong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1992年9月28日，胡喬木在北京逝世，終年8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