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衣行者 第四章 分揀啟程

第四章 分揀啟程

五點二十分，他走進郵政所。天邊還冇亮，但郵政所門口那盞桐油燈還亮著，燈罩是搪瓷的，原本是白色，經年的煙燻火燎讓它蒙了一層灰黃，光暈朦朦朧朧，勉強照亮門口兩尺見方的地麵。燈芯燒了一整夜，已經結了厚厚一層燈花，橘黃色的火苗在燈花周圍跳動，忽明忽暗，像一個疲憊的人在勉強睜著眼睛。門口的台階上凝了一層薄霜，踩上去滑，他用鞋底蹭了蹭，把霜花蹭化了才站穩。

陳伯已經在了。鐵爐子重新生著了火，爐膛裡塞了新炭，炭火燒得旺，橘紅色的光從爐門縫隙裡透出來，在地上投下一方晃動的暖色。屋裡有了些暖意，雖然不濃，但至少撥出的氣不再凝成白霧了。爐子上的鐵壺正燒著水，壺嘴冒著白汽，發出低沉的嗡鳴。長條桌上碼著今天要送的報刊信件：厚厚一摞《浙江日報》，大對開，墨綠色的報頭印著繁體報名；幾紮《金華日報》，藍灰色報頭，紙張薄些；還有散裝的《農民文摘》《婚姻與家庭》《半月談》，花花綠綠的封麵在桌上鋪了一片，像一方小小的、印刷出來的花圃。最底下壓著三封掛號信，牛皮紙信封，右上角貼著郵票蓋了圓形郵戳；五張彙款單，淡綠色薄紙折得整整齊齊，用橡皮筋紮成一卷。另有一封特殊的，信封左上角印著一行紅色小字，“台灣·台北”的字樣赫然在目，那是寄給楊梅嶺村一個叫“林阿田”的老人的。邵福壽多看了那封信一眼，信封上的郵戳蓋著“台北”兩個字，日期是一個月前的。他不知道楊梅嶺還有人在台灣有親戚，這在磐安這種深山裡可是稀罕事。

“分揀。”陳伯遞給他一根橡皮筋，棕黃色的，彈性已經鬆了，上麵還沾著一點乾了的漿糊。“報紙按村子分，先挑出來摞好。掛號信和彙款單單獨放，要用防水油布包著，油布在郵包最裡層那兩個袋子裡，我已經替你放進去了。今天的報紙數量比昨天多三份，潘莊那邊新訂了一份《參考訊息》，你留意彆漏了。”

邵福壽笨手笨腳地開始分報紙。他認得字，但讀得慢，隻能靠報頭的大字來識彆。《浙江日報》是紅色報頭，楷體，橫排，在左上方；《金華日報》是藍色的，宋體，豎排；《參考訊息》是細長的仿宋體，那四個字又窄又密，他花了三秒鐘才辨認出來。他把報紙一份一份按村名擺開，潘莊的四份，嶺下的兩份，半坑的一份薄薄的，對摺了一下，邊上壓著一道摺痕。半坑那份《浙江日報》的報頭位置用鉛筆寫著“劉”字，筆畫潦草但用力，是訂戶的姓。

“半坑就一份？”邵福壽問。

“半坑老劉頭——劉德貴——隻訂得起一份《浙江日報》。”陳伯頭也不抬，賬冊上的字很小，他用手指抵著行，一行一行往下看，“但他每期都看，看完還給村裡人傳閱，一張紙傳到爛為止。去年有一期他看了八遍，最後紙都裂成兩半了，他用米飯粒粘起來，又看了三遍。他那本字典翻爛了，就是為了把報紙上不認識的字一個一個查清楚。”陳伯翻了一頁賬冊，又說，“老劉頭的外甥在杭州打工，每個月寄一封信，比鐘錶還準時，每個月二十五號前後到。今天二十八號了，信應該就在這一批裡，你找找。”

邵福壽在信件堆裡翻找，果然找到一封。信封是普通的白信封，右上角貼著一枚八毛錢的郵票，蓋著杭州的郵戳，日期是五天前。圓珠筆寫的地址，字跡歪歪扭扭但一筆一劃都很用力：“磐安縣仁川鎮半坑村劉德貴收。”他認出“德貴”兩個字和報紙上訂戶名簽的筆跡一樣，但信上的字更用力，圓珠筆幾乎要劃破紙麵，尤其“德”字右下角那一捺，戳出了一個極小的洞。他把信和報紙擱在一起，用皮筋輕輕紮了一圈，又拆開重新紮了一遍，怕紮太緊把報紙勒出印子，又怕紮太鬆路上顛散了。前前後後紮了三回，才滿意地點了點頭。

“半坑老劉頭的外甥。”陳伯抬了抬眼皮，“在杭州皮鞋廠做學徒，上個月來信說廠裡管吃管住，一個月八十塊錢。老劉頭就指著這一封信活著呢。你送信的時候多留一會兒，他可能會跟你唸叨幾句，讓他唸叨完了再走。”陳伯頓了頓，又說，“他那外甥叫劉建軍，跟你是同年的，也是十八歲，去年出去的。你要是見著老劉頭高興，就替他多坐一會兒。”

邵福壽把信收進防水油布袋裡，貼著胸口那層油布放好。他又想起那封從台灣來的信，問陳伯：“楊梅嶺的林阿田是誰？台灣來的信，頭一回見。”

陳伯手裡的鋼筆頓了一下，抬起頭看了他一眼，目光裡閃過一絲複雜的神色，像有什麼話到了嘴邊又嚥了回去。“林阿田是楊梅嶺的老人了，八十多了。他有個哥哥四八年去了台灣，幾十年冇音信，直到前兩年才聯絡上。這信是台北寄來的，每個月一封，雷打不動。送這封信的時候你多走幾步路，親自交到林阿田手裡，彆放代銷點。記住了，親手交。”

邵福壽點頭，把那封信單獨放進了油布袋最裡層，和半坑老劉頭的信貼在一起。他不知道為什麼，心裡忽然沉了一下，彷彿那封來自海峽對岸的信件承載著某種比尋常家書更重的東西——是幾十年的分離，是隔著一條海峽望不到頭的鄉愁。

分揀完已經六點過了。窗外天邊露出一線魚肚白，灰藍色的天穹從東邊開始褪色，像一張浸在水裡的宣紙，墨色從邊緣暈開，越來越淡越來越亮。郵政所門口那盞桐油燈的黃光在晨光裡顯得暗淡了，燈罩上凝結了一層細密的露珠，在晨光中像蒙了一層薄薄的汗。陳伯幫他把郵包背好，郵包落在背上時發出一聲悶響，他身體微微往前傾了一下才站穩——二十斤的重量壓在脊背上，像一塊結結實實的青石板。他調整了一下揹帶的鬆緊，讓重量均勻分佈在兩肩，又晃了晃身體試了試重心。陳伯又遞給他一根竹杖，毛竹的，齊眉高，底端包了一圈鐵皮防滑，鐵皮已經磨薄了，邊緣捲起了細小的毛刺。握柄的位置被磨得光滑如玉，泛著深褐色的油光，像被手掌盤了十幾年的老物件。

“山路滑，有些地方要探著走。這根竹杖跟了老周十二年，你接著用。上山的時候拄著借力，下山的時候撐著穩當，過溪的時候探水深淺。鐵皮底端要是磨穿了，去鐵匠鋪包一層新的，彆湊合。”陳伯拍了拍他的肩膀，手掌厚實而粗糙，帶著炭火和油墨的氣息，“去吧，天黑前回得來。第一天走不完整條路不丟人，走一半歇一歇也行。慢一點不要緊，彆走丟了就行。山裡有岔路，三條岔路走錯一條就多繞半天，拿不準的時候停下來看看路邊的標記——老周在岔路口用石頭壘了記號，三個石頭摞成一線的是主路，兩個的是岔道。”

邵福壽把竹杖握在手裡，推開郵政所的門。清晨的冷風撲麵而來，帶著泥土解凍後的腥氣、枯草被露水浸透的黴味，還有遠處山林的鬆脂香。他深吸一口氣，冷空氣灌進肺裡，刀割一樣銳利，但五臟六腑卻一下子清醒了。他把腳邁出去，新鞋的千層底落在郵政所門前的青石板上，悄無聲息，但他知道，這一腳踩下去，往後無數個日子就要在這條路上來回丈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