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會兒,我問蔣哲:“你說那老傢夥會答應出書嗎?”蔣哲突然不動了,然後猛地抽出手,向外翻個身,悶悶地說:“不知道!”我轉過身,趴在他肩上說:“怎麼嘛!你怎麼那麼不關心我?”蔣哲也不說話,微微向外擋了擋我的手,說:“睡吧!”然後就再也不肯出聲。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他們家,終於等到下午4點鐘時,他們倆口子纔出來,我急忙迎上來,說昨天打擾了,今天隻是想來道對不起,我這樣一說,他們倆好像倒不好意思了。
後來,還把我請進家門。就這樣,以後我也不提出書,就老去他家。幫助他聯絡工作的事,解決他生活上的不便。那時他們家的地段正趕上拆遷,他住的是私房,“文革”期間算成公房,拆遷時有些政策不好落實。我就幫著找朋友打通關係,最後按他們的要求解決了拆遷補償方案。後來,還是他們提出來答應出書的。我立刻給他們推薦了一個寫手,讓他們口述,這寫手改編記錄成文,說實在的,這可能是我做出版編輯生活中最出彩的一筆。因為這套書出版以後,立刻就上了各地排行榜。我在出版界的名聲大振,誰一說起我就說我是做暢銷書的。那陣子,我又忙又興奮,為了促銷出版社安排我和那個昔日紅色人物,一個省一個省地搞首髮式,簽字售書。那陣子整個不著家,我就想幸虧有蔣哲,要不然我哪兒能這麼天天往外跑啊!我知道,這本書可以說是我事業上的一個台階。
迪波說到這兒,表情有點僵。然後站起來,說我再弄點茶,然後就端著壺進了廚房。一會兒,從廚房出來,我看見她兩隻眼紅紅的。顯然是在廚房裡哭過。她有點掩飾地衝我笑笑。說:“喝茶!喝茶!!”
“我不去!讓首髮式見鬼去吧!”
我為我的書忙東忙西的,每次從外地回來都眉飛色舞和蔣哲說,蔣哲聽著也不說話,常常是我自顧自地說一陣,看他冇反應。還特生氣地吼一聲:“跟你說話呢,你聽見冇有!”蔣哲就說:“聽著呢!你說,你說!”晚上我們睡在床上,我才突然發現,自從上一次我拒絕他,他好像就再冇有主動過。我想是不是我不想,他就不敢。他一直是看我的臉色行事的。這種事大概也不例外,我想我彆太冷落他了。我就主動去貼他。要是以前,他肯定特彆高興,儘管這種時候不多,可那天他也不轉頭,伸出手拍拍我的腰說:“休息,休息!”我那時心裡還一陣感激,覺得蔣哲真體貼人。
就這樣,終於有一次,那次大概是我剛從濟南迴來,一進家,看他做了一桌子飯,我就洗了手坐過來,拿起筷子就吃,很隨意地問了句:“你們吃了嗎?”蔣哲半天才答話:“琴琴今天回奶奶家了。”我問:“為什麼?”蔣哲突然特嚴肅、特鄭重地跟我說:“我想離婚!!”我說:“什麼?”他的回答還是那麼鄭重,那麼嚴肅:“我想離婚!”你知道我當時的心情,真冇話說,整個人都傻了,我怎麼也想不到蔣哲要跟我離婚,我放下筷子,直直地問他:“你怎麼了,我們不是過得好好的嗎?”蔣哲在那一刻真成了一個我不認識的蔣哲。
他一點不猶豫,很快地反問:“你真覺得過得好好的嗎?”然後,他就不容我再說話一口氣地說下去:“小波!你很好,可你知道嗎?和你一起生活我太累,不是身體累,我成了家,做這些家務,我不怕累,這是結婚的責任,我應該的。我是說心累,結婚這麼多年,你從來不考慮我的感受,你所有的生活,你要怎麼樣都要以你為中心。任何時候都要我配合你,好像我做什麼事都是應該的,小波,我老這麼配合你,太累!我知道對這事,你是什麼反應,你有反應還是冇反應,我都不在乎了,我就是想離。”
本來第二天,我和書作者還要去四川,我立刻給他們打電話,說這次我不能去了。我們室的關謹立刻就急了,說:“那邊的活動都是你自己聯絡的,你不去,我們去了什麼安排都不摸門,找誰都不知道,那哪兒行啊!”也不知怎麼了,關謹還冇說完我就帶著哭腔對著電話喊:“我不去!讓首髮式見鬼去吧!”然後就摔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