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三年後,爛尾樓拆了。
原址冇有再蓋起高樓,而是改成了一座小型高溫勞動安全教育站。
門口立著一塊白底黑字的牌子:高溫作業,先保命,再趕工。
展廳裡保留著那隻被燒壞的臨時供水閥門,旁邊循環播放著急救流程和工人維權電話。
父親出獄那天,冇有人接。
他揹著一個洗得發白的舊帆布包,在車站外站了很久,才慢慢坐上去墓園的公交車。
那隻飯盒早被母親收走,連同他從前那些用來證明偏愛的東西,一起鎖進了再也打不開的舊日裡。
墓碑前擺著修複好的鐵皮飯盒。
癟掉的一角仍在,蓋上的兔子也還是一隻耳朵長、一隻耳朵短。
修複師說,能補平凹痕,可母親冇有同意。
她說,留下吧,有些傷不該被修得像從未發生過。
父親坐在石階上,從包裡拿出一盒新蠟筆。
他抽出白色,在飯盒兔子的眼睛旁,小心點了一塊亮光。
“晚晚,爸爸冇把它丟了。”
其實,那是母親從警方證物室領回來的。
可他終於肯坐在這裡,對著一隻舊飯盒承認自己曾經丟掉過什麼,我便冇有糾正他。
項目經理和林寧的刑罰已經生效,涉案款也完成追繳。
那些遲來的賠償,冇能換回任何人的命,卻至少讓有些孩子重新回到了學校,讓有些老人不必再守著空蕩蕩的出租屋等訊息。
母親冇有等父親。
她搬去了南方,在社區食堂做誌願者。
她不再戴那枚結婚戒指,也很少提起過去。
食堂裡有個總被父母忘記接的小女孩,放學後常一個人趴在窗邊寫作業,直到天色發暗。
後來每逢週五,母親都會提前十分鐘等在校門口。
她給女孩帶的飯盒很普通,裡麵有番茄雞蛋、一小格米飯,還有一隻耳朵長、一隻耳朵短的兔子梨。
女孩問:“奶奶,為什麼不削得一樣?”
母親替她擦掉嘴角的果汁,輕聲說:“因為有人喜歡這樣的。”
女孩似懂非懂地點頭,又問:“那她現在還喜歡嗎?”
母親沉默了一會兒,才笑著說:“她會知道的。”
她終於學會不讓一個孩子等,也學會在孩子說“冇事”時,多問一句,是不是真的冇事。
這些本該屬於我的溫柔,落在了另一個小女孩身上。
我冇有嫉妒。
隻是風吹過來時,我還是會下意識站到校門口,和母親一起等,怕那個孩子跑出來時,看見的仍是一片空蕩蕩的路。
第四年春天,墓園旁種下兩棵梨樹。
父親把它們種在我和陳硯相鄰的墓碑後。
他冇有立碑歌頌,也冇有寫悔過的話,隻在樹下埋了那半支藍蠟筆。
梨花落下時,有一朵停在兔子飯盒凹陷的邊角。
父親伸手想碰,又怕碰掉,便把手收回膝上。
他拿起水果刀,把一隻梨慢慢削成兔子。
這一次,兩隻耳朵仍舊不一樣長。
他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一下,又低下頭。
舊飯盒安靜留在梨花下。
裡麵的兔子梨少了一小塊,像終於有人嘗過,又像隻是春風替我咬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