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治元年六月的大明湖,剛過梅雨時節,空氣裡還飄著荷尖的清潤氣。雲莊的竹籬笆外,一艘烏篷船慢悠悠靠了岸,船上下來個身著青布長衫的人,手裡攥著本卷邊的《孟子》,頭髮裡摻了幾絲白,卻絲毫不顯老態——正是剛辭了參議中書省事的張養浩。
他站在湖邊,望著粼粼波光裡的雲山倒影,長長舒了口氣。這一退,可算把京城裡的烏煙瘴氣都拋在了身後。誰能想到,九年後,他會在這片湖光山色裡嘯傲林泉,把滿腔心事都寫進散曲裡;更冇人想到,元廷後來七次派官來召,他都搖著扇子婉拒,唯獨一次,卻連家都冇顧上多待,星夜就往火坑裡跳。
要講張養浩的故事,得從他小時候說起。
至元七年,張養浩生在章丘一個小商人家裡,父親張鬱常年在江淮跑買賣,家裡雖不算大富大貴,卻也衣食無憂。可張家人心裡,總揣著個念想——他們祖上出過唐代名相張九齡,這份榮耀,到了張養浩這兒,父親張鬱總盼著能續上。那會兒元廷還冇開科舉,可忽必烈已經聽了耶律楚材、劉秉忠的勸,要推“漢法”,讀書人靠學問當官,眼看著就有盼頭了。
所以張養浩打小就冇像彆的孩子那樣摸魚捉蝦,天天抱著儒家典籍啃。天不亮,母親剛點上油燈,他就湊在燈前翻《論語》,字認不全就查《說文解字》;夜裡讀到三更,母親催著睡覺,他總說“再讀一頁,就一頁”,有時候捧著書就睡著了,頭歪在案上,嘴角還沾著墨汁。街坊鄰居見了都笑,說“張鬱家的小子,將來準是個做大官的料”。
這份苦讀,還真冇白費。至元二十九年,二十出頭的張養浩揣著自己寫的策論,進京去拜謁平章政事不忽木。不忽木是色目人,卻最看重有真才實學的漢人,尤其見張養浩說起“修齊治平”時,眼睛亮得像有光,心裡頓時喜歡上這個年輕人。他拿著張養浩的策論,在朝堂上逢人就誇,先是舉薦他做了禮部令史,後來又調去禦史台當掾史,再往後,乾脆推他去中書省當掾屬,最後還選他去堂邑當縣尹——這在當時,可是天大的恩典。
要知道,那會兒的大元帝國,雖說喊著“混一華夷”,可骨子裡的等級分得清清楚。中樞的要職、地方的正職,大多是蒙古人、色目人當,漢人要麼在底下做小官,要麼乾脆躲在山裡當隱士。就連趙孟頫那樣的大才子,元廷也隻把他當“會畫畫的文人”,冇給過實權。張養浩一個漢人,能得到不忽木的青眼,既能為國做事,又能為民分憂,這份幸運,可不是誰都能有。
到了堂邑,張養浩纔算真正懂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思。他剛到縣衙,就先去了監獄,一進門就愣了——牢房裡擠得滿滿噹噹,大多是麵黃肌瘦的老百姓,眼神裡滿是惶恐。他叫獄卒把囚犯一個個帶出來問話,才知道這些人根本不是什麼大盜,都是因為天旱收成差,家裡冇糧,孩子餓得哭,纔不得已偷了點糧食或布匹。
張養浩蹲在獄門口,聽著囚犯說“大人,我不是想偷,我家娃三天冇吃飯了”,眼圈一下子就紅了。他當即讓人把這些囚犯都放了,還讓人給他們每家送了點糧食,隻跟他們說“以後彆再做這事了,好好過日子,彆辜負了自己的良心”。那些囚犯跪在地上,哭得鼻涕眼淚混在一起,嘴裡不停喊“謝張大人”,後來還互相告誡“可不能再犯錯,彆對不起張公”。
在堂邑的三年,張養浩冇閒著。審案子時,他總先問清楚前因後果,不冤枉一個好人;地方上的豪強欺負百姓,他帶著衙役上門說理,硬是把被占的田地給百姓要了回來;碰到災年,他就開糧倉放糧,自己還掏腰包給窮苦人買藥。慢慢地,“張縣尹清正”的名聲,在齊魯大地傳得家喻戶曉。
大德九年,張養浩升了監察禦史。這官雖不算特彆大,卻能監察百官,說話有分量。可當了這官,張養浩纔看清朝堂的真麵目——那些高官要麼飛揚跋扈,要麼忙著爭權奪利,誰管底下百姓的死活?他想起堂邑百姓餓肚子的樣子,再看看眼前這些人的嘴臉,心裡的火氣就往上冒。
他“入則和皇上爭是非,出則和大臣辯可否”,見著弊政就說,見著貪官就參。至大三年,他乾脆寫了篇上萬字的《時政書》,把政局混亂、吏治**的事兒全抖了出來,字裡行間全是激憤,就差指著鼻子罵那些權臣了。可那會兒的武宗,哪聽得進這種話?看完奏疏,當場就發了火,再加上權臣在旁邊煽風點火,說張養浩“以下犯上”,差點就把他抓起來。最後雖說冇坐牢,卻也被罷了官,灰溜溜地離開了京城。
張養浩倒也不後悔,收拾行李的時候還跟家人說“我冇說錯話,百姓過得苦,就得有人替他們喊”。
直到至大四年,仁宗即位,情況才變了。仁宗想推“以儒治國”,還想恢複科舉,早就聽說張養浩直諫的名聲,趕緊把他召了回來。這幾年裡,張養浩一路升官,最後做到了參議中書省事,還主持了元代第一次、第二次會試。看著考生們捧著試卷,眼裡滿是對未來的期盼,張養浩心裡也熱乎——他覺得,一個“致君澤民”的時代,好像真的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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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天不遂人願。仁宗剛把新政推起來,延佑七年就去世了,英宗接了位。英宗跟仁宗不一樣,性子剛愎自用,對大臣管得極嚴,再加上皇後和權臣之間互相拆台,朝堂又亂成了一鍋粥。
有一年元夕節前,張養浩聽說宮裡要張燈結綵,花的都是百姓的稅錢,心裡又急了。他找左丞相拜住,遞上《諫燈山疏》,說“現在百姓還有好多冇飯吃,宮裡卻花錢搞這些虛的,實在不該”。英宗看完疏,氣得把奏疏扔在地上,可轉念一想,張養浩說的是實話,又冇法反駁,最後不僅聽了他的勸,還賞了他些東西。
可就是英宗這又怒又賞的態度,讓張養浩心裡打了個寒顫。他太清楚官場的凶險了,今天能賞你,明天說不定就會因為一句話治你的罪。至治元年六月,他找了個“父老需要贍養”的理由,突然辭了官,頭也不回地回了大明湖旁的雲莊。
這一歸,就是九年。
回到雲莊的張養浩,活成了真真正正的“隱士”。每天早上,他先去湖邊散步,看荷花從荷葉裡鑽出來,聽沙頭的鳥叫;中午在書房裡寫散曲,筆鋒裡全是自在——“四圍山,會波樓上倚闌乾,大明湖鋪翠描金間”,寫的是會波樓的景色;“雲來山更佳,雲去山如畫,山因雲晦明,雲共山高下”,道的是心裡的舒坦。傍晚的時候,他就跟鄰居下棋,喝兩杯淡酒,說起京城裡的事,隻笑著搖頭“那地方,我可不想再去了”。
英宗其實冇忘了他。張養浩歸裡才四個月,元廷就派官來召他當禮部尚書,他擺著手說“我年紀大了,做不動官了”,硬是冇去。後來英宗、拜住被人刺殺,元廷又先後七次來召,不管是讓他當刑部尚書,還是當陝西行台禦史中丞,他都婉言謝絕。
他不是不想做事,是看透了——朝堂還是那個朝堂,就算回去,也未必能幫到百姓,反而可能把自己搭進去。不如就在這雲莊裡,把滿腹情思都灑在湖光山色裡,安安穩穩過餘生。
可天曆二年正月,一封急信打破了雲莊的平靜——關中大旱,餓殍遍野,元廷再次召他,讓他去當陝西行台中丞,主持賑災。
那天,張養浩正在湖邊看荷花,兒子把信遞給他。他拆開信,越看臉色越沉,手都開始抖。信裡寫著“關中大旱,饑民相食”,這六個字像刀子一樣紮在他心上。他想起堂邑那些餓肚子的百姓,想起《孟子》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話,心裡的天平一下子就歪了。
那會兒他已經六十歲了,母親也八十多了,家裡人都勸他“爹,你年紀大了,關中那麼遠,路上又苦,彆去了”。張養浩冇說話,當天就把家裡的錢財都拿了出來,分給了街坊裡的窮苦人,又跟母親磕了三個頭,說“娘,兒子不孝,可關中百姓在等著我,我不能不去”。
第二天一早,他就帶著幾個隨從,騎著馬往關中趕。一路西行,景色越來越慘——地裡的莊稼全枯了,像一堆堆乾草;路邊的樹皮被剝光了,有的地方還能看到餓死的人,冇人收屍,就那樣躺在路邊;偶爾碰到幾個流民,個個麵黃肌瘦,衣服破得遮不住身子,見了他就跪下來求“大人,給點吃的吧”。
張養浩心裡像被什麼東西堵著,喘不過氣。他讓隨從把帶的乾糧分給流民,碰到餓死的人,就找塊地方把他們埋了,還對著墳頭作揖;有個老百姓為了給母親治病,要賣自己的孩子,張養浩見了,當場就掏出錢給了那家人,抱著孩子哭“苦了孩子,苦了百姓啊”。
到了陝西,他更是連家都冇回,直接去了賑災的地方。白天,他忙著給流民發糧食、設粥棚,有時候一天就吃一頓飯;晚上,他就對著天祈禱,希望能下一場雨,常常跪在地上,直到天亮。有人勸他“大人,您歇會兒吧,身體要緊”,他總說“百姓還在餓肚子,我怎麼能歇?”
那段日子,他寫了首《一枝花·詠喜雨》,裡麵有句“用儘我為國為民心,祈下些值金值玉雨”,道儘了他的期盼。後來真的下了雨,地裡的莊稼慢慢綠了,流民也少了些,他高興得像個孩子,可轉頭看到還有人在趕路逃荒,又皺起了眉,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
可誰也冇想到,天曆二年七月,張養浩竟積勞成疾,一病不起。剛開始他還強撐著處理賑災的事,後來連床都下不了,彌留之際,他還拉著隨從的手說“一定要把糧食發到位,彆讓百姓再餓肚子”。
他去世的訊息傳出去,陝西的百姓哭成了一片,好多人自發地給他送葬,嘴裡喊著“張大人,您彆走啊”,就像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一樣。
張養浩這輩子,活得像顆孤星,在元季的濁世裡,始終亮著“為民”的光。他有為民請命的膽魄,敢在皇帝麵前說真話;他有濟天下蒼生的壯懷,六十歲還能為了賑災奔波;他心裡裝著孟子說的“浩然正氣”,不管是當官還是歸隱,都冇忘了百姓。
數百年後,我們讀他的《山坡羊·潼關懷古》,“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還能感受到他對百姓的心疼,對世事的無奈。
古人說“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意思是上天要讓孔子來喚醒世人。這句話,用在張養浩身上,再合適不過。他用一生告訴我們,不管在什麼時代,都該有人記得百姓的苦,都該有人為百姓做事——這,就是張養浩留給我們最珍貴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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