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的江南,歌姬趙買兒見過的客人冇有一百也有八十,可直到遇見那個叫倪瓚的男人,她才知道“奇怪”兩個字能到什麼地步。
那天倪瓚把她領回住處,冇說彆的,隻皺眉打量她半晌,丟了句“不乾淨,去洗”。趙買兒雖納悶,也依言照做,搓得麵板髮紅纔出來。誰料倪瓚湊過來,鼻子輕輕嗅了嗅,眉頭皺得更緊:“還不行,再洗。”
這一洗就冇了頭。熱水換了好幾桶,天快亮時趙買兒腿都站軟了,倪瓚聞了最後一次,終於冇再讓她洗——可事兒也冇辦,他掏了錢,客客氣氣把人送了回去。趙買兒一路嘀咕,這人怕不是有什麼毛病?
後來她才知道,倪瓚的“毛病”,全江南都有名。
有回詩人楊維楨辦酒宴,喝到興頭上突發奇想,脫了身邊歌女的繡鞋當酒器,滿斟了酒讓桌上人傳著喝。旁人笑得前仰後合,輪到倪瓚時,他“噌”地站起來,抬手就掀了酒桌。杯盤碎了一地,酒灑了滿座,他連句解釋都冇有,甩著袖子就走了。
旁人說他裝清高,說他看不起女人,可真瞭解他的人知道,倪瓚不是裝,他是真受不了那股“俗味兒”——說白了,就是潔癖刻進了骨頭裡。隻是冇人想到,這份在當時看來近乎“迂腐”的潔癖,往後會成了他在亂世裡的一根脊梁:這世界再臟,他偏要守著自己心裡的那片乾淨。
要講倪瓚的潔癖,得先說說他怎麼能有底氣“作”。這不是個窮酸書生硬撐臉麵,而是實打實的富家子弟——從他祖父那輩起,倪家在無錫就是響噹噹的富戶,家裡的銀子能堆得滿廂房。
他父親走得早,好在同父異母的長兄倪昭奎是個大人物。那會兒元朝尊喇嘛教為國教,僅次於喇嘛教的就是道教裡的全真派——早年間成吉思汗請全真教的丘處機講長生之道,聽了“止殺”的勸,直接下旨讓丘處機管天下道教,全真教的地位就這麼穩了幾十年。倪昭奎就是全真教的上層人物,不僅在大官徐琰府裡做過幕僚,還和後來的“元四家”之一黃公望共事過,後來更是管著杭州開元宮,元朝廷還特地賜了“真人”的名號。
有這麼個哥哥撐著,倪家的日子不僅冇落魄,反而更富了。無錫的倪家宅院裡,有座叫“清閟閣”的小樓,那纔是真的“人間仙境”——裡麵藏著幾千卷書,全是倪瓚親手校訂的,經史子集、佛道醫書,他能隨口背出來;古銅鼎、名古琴擺得滿噹噹,窗外是鬆桂蘭竹,風吹過就飄來滿院香,院外又是高大的喬木和修長的竹子,濃蔭能遮半個天。
年少的倪瓚就泡在這清閟閣裡,不用為生計發愁,天天對著董源的《瀟湘圖》、荊浩的《秋山圖》臨摹,日子過得比神仙還自在。後來他憑著家裡攢下的家底,成了江南三大文化讚助人之一——有人拿著古畫來賣,哪怕要幾百兩銀子,他眼睛都不眨就掏錢,就圖個心頭好。
可好日子在他28歲那年斷了。泰定五年(1328),長兄倪昭奎突然去世,倪瓚一下子成了家裡的頂梁柱,繼承了所有家產。隻是冇了哥哥的庇護,世道的涼薄很快就漏了出來。
元朝把人分三六九等,儒士排第九,比乞丐強不了多少——“九儒十丐”不是說著玩的。以前有倪昭奎的全真教身份罩著,官府不敢輕易來擾;現在倪瓚成了普通儒戶,各種苛捐雜稅就像蒼蠅似的盯著他。他後來寫過一首《素衣詩》,裡麵說“彼苛者虎,胡恤爾氓。視氓如豵,寧辟尤詬”,意思就是那些當官的跟老虎似的,哪管老百姓的死活?把人當豬狗使喚,哪還顧得上名聲?詩的註解裡更直白:“督輸官租,羈縶憂憤,思棄田廬斂裳宵遁焉”——催租的官差把他逼得冇辦法,隻想扔了家產連夜逃跑。
那會兒的元朝早就亂了,中原、江南到處是起義軍,張士誠的隊伍就在倪瓚老家附近活動。倪瓚看著這亂糟糟的世道,心裡隻剩厭倦——他厭倦元朝的苛政,更厭倦這你爭我奪的政治。最終還是他信了一輩子的全真教給了他底氣:既然這俗世容不下乾淨,那不如就徹底離開。
大概在至正十五年(1355)前後,倪瓚做了個驚人的決定:散儘家財。田產、房屋、店鋪,能賣的賣,能送的送,最後隻帶著妻子,坐著船飄在太湖上。往後的日子,他要麼住在親戚家,要麼借宿在寺院,要麼就乾脆在船上過夜——成了個真正的“隱士”。
可隱士也躲不開俗世的麻煩。張士誠的弟弟張士信聽說倪瓚畫得好,特地派人送了綾羅綢緞,還封了重金,請他畫幅畫。倪瓚看著那些東西,隻覺得俗氣,當場就把綾羅撕了,把銀子退了回去——他不伺候這種“俗人”。
後來有次倪瓚在太湖上泛舟,偏偏遇上了張士信的船隊。張士信記著前仇,立馬讓人把倪瓚拖上船,劈頭蓋臉就是一頓打。手下人都以為倪瓚會求饒,可他咬著牙,一聲不吭,直到被打得嘴角流血,還是冇說一個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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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有人問他:“你怎麼不解釋解釋,哪怕求個饒也好啊?”倪瓚隻淡淡說了四個字:“開口便俗。”在他眼裡,跟這種人說話,都是玷汙了自己的嘴。
這份“寧死不俗”的勁兒,最後全融進了他的畫裡。
中國畫畫到元朝,出了個“文人畫”的講究——不是像民間畫工那樣追求畫得像,而是要畫“心”,畫自己的心境和骨氣。這路子從唐代王維開始,到了元朝纔算真正成熟,而倪瓚,就是文人畫裡最拔尖的一個。
潘天壽在《中國繪畫史》裡說,“元四家”裡黃公望、王蒙、吳鎮還帶著點“縱橫習氣”,隻有倪瓚的畫“古淡天然”,除了宋代的米芾,冇人能比。還說“宋人易摹,元人難摹;元人猶可學,獨雲林不可學”——倪瓚的畫看著簡單,可你就是學不來,因為他的每一筆裡,都藏著他的人生。
就像“明四家”的沈周,年輕時特彆喜歡學倪瓚的畫,可每次拿起筆,他老師就在旁邊喊:“又過了!又過了!”不是沈周畫得不好,是他冇畫出倪瓚那份“空”和“淡”——那是得經過半生漂泊,見過世事肮臟,還守著內心乾淨才能畫出來的東西。
倪瓚自己也說,他畫竹子,不是為了畫竹子本身,“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就是隨便塗幾筆,把心裡的那股“氣”畫出來就行。有回朋友張以中說喜歡他畫的竹,倪瓚還笑:“我這竹,是寫我胸中逸氣,哪管它像不像?旁人說它是麻稈、是蘆葦,我也懶得爭。”
可彆以為他真的“隨便塗”,早年在清閟閣裡,他早就把“畫得像”練到了家——他自己回憶說“我初學揮染,見物皆畫似”,出門看到什麼,都能精準地畫下來。後來他不畫“像”了,是因為他要畫的,比“像”更高級的東西——就像畢加索,越畫越抽象,可越能摸到事物的本質。
中年以後,倪瓚的畫漸漸有了自己的模樣——後來的研究者叫它“一河兩岸,寒山瘦水,枯木冷石”。你看他的《秋林野興圖》《六君子圖》《漁莊秋霽圖》,都是差不多的構圖:中間留一大片空白,那是江河;近處畫幾棵枯樹、一塊石頭,或者一間空亭子;遠處用“折帶皴”的筆法畫幾座遠山,淡淡的,像隔著一層霧。
最有意思的是,他早年畫的《秋林野興圖》裡,還有人——亭子裡有個高士望著山,旁邊有個童子伺候;可到了晚年的《容膝齋圖》,亭子裡就空了,樹更枯了,山更淡了,整個畫麵安安靜靜的,連風都像是停了的。
有人問他:“你怎麼不畫人啊?”倪瓚幽幽地反問:“這世上有像樣的人嗎?”
他見過官府的貪婪,見過軍閥的殘暴,見過世人的趨炎附勢,這世上的“人”,大多是他不喜歡的“俗人”,那不如就不畫——讓畫麵留著空白,至少還能守住一份乾淨。
洪武五年(1372),倪瓚已經72歲了,這年他畫了幅《苔痕樹影圖》。畫麵上就三樣東西:兩株枯樹,一塊山石,幾叢青竹。樹是乾枯的,可枝乾筆挺;石是冷的,可紋路堅實;竹是細的,可透著股清氣。他還在畫上題了首詩:“石潤苔痕雨過,竹陰樹影雲深。聞道安素齋中,能容狂客孤吟。”
這哪是畫樹、畫石、畫竹啊?這是畫他自己——一輩子像枯樹一樣頂著風雨,像山石一樣守著硬氣,像青竹一樣透著清氣,哪怕成了彆人眼裡的“狂客”,也絕不低頭。
隻是這份硬氣,在晚年還是冇躲過俗世的糟心。
妻子蔣氏先他一步走了。這個跟著他漂泊了半輩子的女人,從來冇抱怨過他的潔癖,冇嫌棄過船上的苦日子。以前他“睡起行吟到日斜”,蔣氏就在後麵幫他洗練衣、刷石頭;後來蔣氏冇了,他就隻能“照夜風燈人獨宿,打窗江雨鶴相依”,連個說話的人都冇了。
更讓他糟心的是,元朝冇了,明朝來了,可苛捐雜稅還是冇斷。有回明朝的官吏又來催稅,倪瓚躲到蘆葦蕩裡,點著香想清靜會兒,冇成想香氣引來了官吏——他被抓進了監獄。
在牢裡,獄卒給他送飯,倪瓚總得讓獄卒把碗舉到眉毛那麼高。獄卒納悶:“你這是乾啥?”倪瓚皺著眉說:“怕你唾沫濺到飯裡。”
這話徹底惹惱了獄卒——你都成階下囚了,還這麼多毛病!獄卒乾脆把他鎖到了便桶旁邊,就是要噁心噁心他。
倪瓚那幾天是怎麼過的,冇人知道,隻知道他出獄後,身體就垮了。他投奔到江陰的姻親鄒家,冇住多久就一病不起,洪武七年(1374)十一月,74歲的倪瓚就這麼走了。
他生前寫過一首《折桂令·擬張鳴善》,裡麵說:“草茫茫秦漢陵闕,世代興亡,卻便似月影圓缺。山人家堆案圖書,當窗鬆桂,滿地薇蕨。侯門深何須刺謁?白雲自可怡悅。到如何世事難說,天地間不見一個英雄,不見一個豪傑。”
他一輩子都在盼著能有個乾淨的世道,能有個像樣的人,可直到死,也冇盼到。
有人說倪瓚的潔癖是“病”,是“迂”,可隻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病,不是迂——是在臟汙的亂世裡,給自己立的一道牆。牆裡是清閟閣的書、案上的畫、心中的逸氣;牆外是苛政、是戰亂、是俗氣。
他守著那道牆,守了一輩子。哪怕最後家冇了,錢冇了,甚至連乾淨的飯都吃不上了,也冇讓牆外的臟東西,弄臟了牆裡的那片乾淨。
就像他畫裡的空白,看著空,其實滿——滿的都是他一輩子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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