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趣談 風從四方來

世界上有風，文藝作品隨之有風。

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刮的是什麼風？不是東風、西風，也不是南風、北風。而是一種來自上頭、來自雲霄的風。雲霄在哪兒？上頭又是誰？——是皇帝，是紫禁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倫理觀念，是閉關自守、故步自封的封建秩序。這股風從上頭、從雲霄灌下來，灌注進每個人的腦袋，順著脊梁、順著血脈，流遍周身，牢牢地把握著每個人一生的一言一行。

清朝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朝代，京劇就誕生在清朝的晚期——1840年前後。那時，太平天國和撚軍起義已經震撼了清王朝的統治，八國聯軍也一度進入了北京，但清王朝的統治者（比如西太後和許多王公大臣）卻沉醉在京劇當中，把一些最著名的藝人選作“內廷供奉”，經常召喚他們進宮演戲，自己就在京劇鑼鼓當中醉生夢死。一般老百姓也很喜歡京劇，當時大多數戲園子都在外城（今天的崇文區和宣武區[26]），而有錢、有文化的人大多住在內城（今天的東城區和西城區[27]）。那時散戲很晚，內外城交界的三個城門（前門、崇文門、宣武門）關得都比較早，於是內城的人聽完了戲，就隻能在外城住宿，第二天再返回自己的家。這癮頭有多大呀！當時的北京，幾乎冇有其他的娛樂形式能夠和京劇抗爭，京劇名伶在社會上的影響很大。就說有一次，慶親王家裡有人過生日，請譚鑫培去唱戲。譚來時，慶親王親自到大門口迎接，並且領譚先去一間抽大煙的屋子，讓譚過足了煙癮。後來，慶親王乘機向譚請求當晚多唱一齣戲。譚則回答：“這本來不難，隻是我的病纔好，恐怕不能從命。如果非要我唱兩出，除非那位軍機大臣跪下來向我求情——給了我這麼大的麵子，我也就隻好不顧性命去唱戲啦！”譚鑫培說這番話，純粹是推托。因為當時，一位軍機大臣和一個京劇藝人的社會地位是有天壤之彆的。但是冇料到，譚的話音剛落，旁邊一位穿著朝服的軍機大臣就給譚鑫培跪下了！他就是那桐，軍機大臣，滿族人，也是皇上的親戚。由此可見，京劇在清朝末期的社會位置是多麼顯耀了。

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後，儘管政局經常變動，儘管軍閥之間戰爭不停，但京劇仍然十分興旺。那時來北京訪問的外國人有三個心願：一是參觀長城，二是遊覽故宮，三就是到戲園子去聽一回“梅劇”（梅蘭芳演出的京劇）。碰到特彆重要的國賓，還要加上第四件活動：拜訪梅宅。每次舉行這樣的活動，梅蘭芳先是著便裝和國賓寒暄，然後引導國賓參觀他那典雅的住宅，介紹中國的文化和藝術，最後又換上戲裝演出一小段京劇中的歌舞。梅這一番招待都是花自己的錢，他家裡的男女侍從，都穿上標準的服裝，用的都是標準的中國禮儀和器皿。從20世紀20到50年代，梅先後訪問過日本、美國和蘇聯，把京劇推向了世界。在梅之後，中國的京劇團出訪的活動很多，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美好回憶。在1959年慶祝建國十週年的盛大文藝演出中，梅蘭芳的京劇演出排在整個演出的“大軸”（最後一個節目）的位置，這一點也形象地說明瞭京劇（曾經）在我國諸多文藝形式中的特殊地位。

可以認為，從辛亥革命成功，直到數十年前的改革開放——在這近百年時間內，儘管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視野已經打開，外麵的風也已經不斷地吹進中國。但是，那風主要是政治之風，在經濟和文藝領域，基本上刮的還是自上而下的風。當然，這種自上而下的風與封建時代自上而下的風，已經產生了原則區彆。

然而，從數十年前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情況則有了根本的變化。年輕的朋友們，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時候出生的，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時候向外界睜開了驚訝的眼睛，讓我在這裡展開一些猜想吧——

你們很習慣街上戴太陽鏡的那些青年吧？這些茶色的太陽鏡，不僅可以在街上戴，還可以在房間裡戴，小夥子可以戴，大姑娘也可以戴，漸漸地，有些老年人也戴上了它。為什麼戴它？有時是為了遮陽，有時為了避避風沙，有時呢，彷彿為了美容。好像不怎麼“動人”的臉上一有了它，無形中就增添了點兒“派”！可是多年前，外國生產的太陽鏡剛剛出現在北京街頭、剛剛出現在青年人的臉上時，卻曾經遭到許多上年紀人的“白眼”：“看他們那副模樣，商標還貼在鏡片上邊，醜死了！”原因是咱們的共和國成立了好幾十年，一直不許生產太陽鏡，而它的一種相似物——墨鏡，每在電影中出現時，都戴在壞蛋的臉上！1949年後的幾十年間，墨鏡一直隻是汽車司機、鍊鋼工人的工作特殊用具。在日常生活中，冇有人戴太陽鏡。也似乎冇有人想到要戴太陽鏡。在大人們的思想視野中，有誰想到要躲避陽光呢？隻有一切害人蟲才害怕陽光，隻有一切腐朽、冇落的人纔會產生這種奇怪的感覺！小朋友們，你們一定要驚訝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事情嗎？

你們已經習慣了流行歌曲吧？在電視中，在網絡中，在你們隨意的言談中，大約早已司空見慣了。你們已經很熟悉、很熟悉香港和台灣的歌曲了，一切都那麼自然、那麼從容、那麼親切。可是你們知道另外一些歌曲嗎？比如“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啦，比如“咱們工人有力量，嗨，有力量”啦，比如“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啦。你們的父母（甚至是比你們父母年齡更大一些的人），就是唱著後邊這一批歌曲長大的，並且彷彿覺得世界上隻應該有這一種歌曲似的！所以當你們無憂無慮唱著前麵那一批歌曲時，給大人的感覺簡直無法形容：“怎麼了？歌曲中怎麼會有這些東西？唱這些歌曲能給人堅韌的力量嗎？能給人旺盛的鬥誌嗎？……”但是，這些歌曲流傳了下來，並且日益和中國的國情有所結合，於是中國開始湧現自己的歌星。

你們早已習慣了出售新鮮蔬菜和活蹦亂跳的魚蝦的自由市場吧？你們早已習慣了那些各式各樣的個體戶了吧？你們早已習慣看到沖天而起的大洋樓以及出入其中的老闆、經理和董事長了吧？這些，在數十年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隻經過這麼短的時間，一下子都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出現的還不隻是這些事物本身。早幾十年，中國隻有“國有”一種方式，一切都屬於國家，人們生來就是要當“國家的人”，提倡一切跟著zhengfu走，zhengfu的政策、方針也總是一級級地、自上而下傳達貫徹，不能有私人的意誌，更不能有個人的買賣或者企業。而現在，國有、集體、個人三者並存，並且有所競爭，完全是前些年不能想象的一個世界。朋友們，你們的父兄中可能有知識分子，前些年他們被喊做“臭老九”，現在他們從事的科研工作被看做“第一生產力”；你們的父兄中還可能有經營商業的，前些年他們隻是國企的輪盤上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齒輪，現在他們通過在商品流通方麵開展工作，已經把整箇中國搞得熱氣騰騰。

朋友們，我冇有辦法用簡短的文字就向你們描繪出一個現代社會的準確輪廓，一是我冇法完全設身處地用你們的眼睛、耳朵和心去感受，二是這個社會本身還在發展變化當中。我隻能試圖講一點點感覺——一點點置身在現代社會的人的感覺，那就是儘管有了一個總的方向，但一切又是一個未知數。為了明天的好日子，一切都還得通過拚搏獲取，有時僅僅依靠拚搏還不能最後解決問題。總之，每個人的一生，幾乎冇有一時一刻能夠安閒自在，幾乎每時每刻都處在高度的緊張狀態當中。在這種大情勢下，人們依然需要文藝，需要它來調節自己的生活——在緊張了一天、一月、一年之後，希望來一點“輕鬆的”東西，放鬆放鬆自己。這時冇有其他目的，也顧不上有其他目的，因為“輕鬆”就是目的！一旦“輕鬆”了，目的已然達到，“文藝”就請靠邊，人們又需要開始新的拚搏……人們顧不上仔細考慮“文藝”，隻知道到自己需要的時候去“用”文藝。這就是當前的現實。這不能說不對，可也不能說很對。因為改革開放開始的時間還不長，人們隻顧上前傾著身子向前跑，顧不上回頭望一望自己跑過的道路是否彎彎曲曲，是否還需要調整一下自己的步伐和心態……

說到調整步伐和心態，我的話題就又要轉回到京劇上頭了。上麵我說了，現代社會的人很忙很忙，實在冇有精力和時間去想文藝本身應當如何發展的問題，因此也就更想不到京劇。這，的確都是實情，但又隻是一方麵。事情的另一方麵是，人既然需要調整，“拿什麼去調整”和“怎麼去調整”這兩個問題，又不能不早些進行考慮和策劃。因為現代社會的人如果已經忙昏了頭，如果因忙昏頭腦致使工作出現差錯，再企圖通過調整來恢複頭腦的情形的話，恐怕就為時太晚了。在這一節的結尾，我隻說一句：京劇對於調整人們的頭腦很有好處，京劇是調整人們前進步伐和心態的有效辦法之一。

改革開放剛開始時，人們頭腦中會跳出一個念頭：“風從西方來。”因為我們主要是向西方國家打開了大門。後來發現並不太對，因為我們和俄羅斯改善了關係，邊境上展開了貿易交往，難道不是“風從北方來”？可是，我們又和越南以及南亞諸國頻繁往來，似乎說“風從南方來”也冇什麼不可以；加上我們和日本的關係進展得尤其迅速，難道就不能說“風從東方來”？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風從四方來”，而且是政治風、經濟風、生活風、文化風、藝術風，等等，交織著、旋轉著、錯綜複雜地刮過來。在這種“風從四方來”的大環境、大背景下，京劇本來早已被時代大潮“拋”到九霄雲外——這已然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實了。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再看，又發現整日奔忙的人們產生了某種失調。既然失調就需要設法彌補。人們於是驚異地發現，京劇（當然不僅僅是京劇）對於彌補這種失調，往往具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