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煙雨葬花魂 第七十章 清芬閣方維儀與那一株未謝的芝蘭

江南煙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從來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桐城龍眠山的幽穀裏，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芝。那芝不是草藥，是香——從石縫裏滲出來的、從澗水中浮起來的、從那些被歲月遺忘的角落裏，一縷一縷地飄出來的、像她當年在清芬閣前種下的那株芝蘭，花瓣薄得像蟬翼，顏色淡得像月光，風一吹就顫，雨一打就垂，可它沒有落。它在那裏，在那些無人問津的岩壁上，開了三百年，還沒有謝。

我是在一個雨天的午後走進龍眠山的。山不高，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幽深，像一卷被雨水泡軟了的、又被時間一頁一頁粘起來的舊書，翻不開，合不上，就那麽擱在皖南的煙雨裏，一擱就是幾百年。山道兩旁長滿了青苔，苔是綠的，綠得發黑，像一塊一塊的velvet，踩上去軟軟的，滑滑的，要格外小心。雨絲從鬆針的縫隙裏漏下來，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袖口上，洇開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漬，像淚，又不像是淚。我撐著傘，沿著石階一步一步地往上走。石階是青石的，被雨水衝刷了無數遍，光滑得像一麵一麵銅鏡，映著天，映著雲，映著那些從樹葉間漏下來的、碎成粉末的光。

我是來找一個人的。她叫方維儀，字仲賢，號清芬閣主。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詩人、女畫家。她生於桐城方氏，是方學漸的女兒，方以智的姑母。她十七歲嫁於姚孫棨，婚後不久丈夫去世，她守寡一生，撫育侄子方以智成人。她的詩集叫《清芬閣集》，她的畫作散落在桐城的舊宅裏，像那些被雨水泡爛了的、又被她一針一線縫補起來的舊夢。她的一生，像這龍眠山的幽蘭——生在石縫裏，長在無人處，開得不張揚，謝得不甘心，可她的香，飄了三百年，還在飄。

我沿著石階一直往上走，走到半山腰，看見一座破敗的院落。院門虛掩著，門楣上的匾額已經不見了，隻剩下兩個深深的釘孔，像一雙空洞的眼睛，望著我這個不請自來的訪客。我推開院門，走了進去。院子裏長滿了荒草，草比人還高，草尖上掛著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顆一顆的淚。院子的角落裏有一間小屋，屋門緊閉，窗紙已經破了，從破洞裏望進去，裏麵空蕩蕩的，隻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牆上掛著一幅畫。畫已經黃了，紙的邊角捲了起來，有些地方還被蟲蛀了。可畫麵還在——一株蘭草，葉子細長，花瓣淡雅，根紮在石縫裏，旁邊題著兩行小字：“幽蘭在空穀，無人亦自芳。”沒有落款，沒有印章。可我知道，這是她畫的。她畫了一輩子的蘭，畫到最後，連名字都不肯留了。她不怕被人忘記。她怕的是被人記得，卻沒有人懂。

她出生的時候，明朝已經走到了盡頭。那是萬曆十三年（1585年），張居正剛死不久，萬曆皇帝開始怠政，朝堂上黨爭初起，遼東的邊患一天比一天急。可她不知道。她什麽都不知道。她隻是桐城方家老宅裏的一個女娃子，在祖母的懷裏，被乳母抱著，在迴廊裏走來走去，走到東，走到西，走到雨停了，天晴了，又下雨了。

方家是桐城最顯赫的家族。她的父親方學漸，字達卿，號本庵，是明代著名學者，以布衣主盟壇席，倡道桐川，是桐城方學的開山人物。她的哥哥方孔炤，官至湖廣巡撫，是明末的名臣。她的侄子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的大學者、詩人、思想家，與侯方域、冒襄、陳貞慧並稱“明末四公子”。這樣一個家族，在晚明的江南，是“一門忠義，累世清流”的代名詞。

方維儀是方學漸的長女。她三歲識字，五歲能詩，七歲能文，九歲能畫。她的詩寫得早，也寫得好，好到父親常常拿著她的詩稿，對來訪的客人說：“你們看，這是我家仲賢寫的。她才十歲。”客人們讀了，嘖嘖稱奇。有人說：“此女將來，必成大器。”有人說：“可惜是個女孩兒，若是個男孩兒，必中進士。”方學漸聽了，隻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兒是不是進士。他在乎的，是女兒的詩，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詩一樣，留下來。他教她讀《詩經》，讀《離騷》，讀漢魏六朝詩，讀唐詩宋詞。他告訴她：“詩不在多，在真。真的詩，不用寫太多，一首就夠了。”她記住了。她記了一輩子。可她寫的詩，太多了。多到她自己都數不清。那些詩，藏在她的清芬閣裏，藏在那些她畫了一輩子的蘭草圖卷中，藏在那些她寫了又改、改了又燒、燒了又寫的舊稿裏。她不給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紙都皺了，看到墨都淡了，看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寫的。她捨不得丟。

她十七歲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姚孫棨。姚孫棨，字某，號某，是桐城諸生。他工詩詞，善書畫，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詩，懂她的畫，懂她的心。她寫了新詩，第一個給他看；他讀了，會在詩稿的空白處，用小楷寫下一段批語。批語不長，隻有幾個字——“此句妙絕”，“此字可再酌”，“仲賢，你又瘦了”。她畫了一幅蘭草，他會在畫的空白處題一首詩。詩不長，隻有四句——“幽蘭在空穀，無人亦自芳。不因風所撼，寧為雪所傷。”她讀了，臉紅紅的，心裏甜甜的。那時候的她，以為日子會一直這樣下去。以為那些蘭草會一直綠著，那些詩會一直和著，那些茶會一直熱著，那些燈會一直亮著。

可她錯了。

婚後不久，姚孫棨病了。他的病來得突然，來得兇猛。先是發熱，然後咳嗽，咳血，最後臥床不起。她守在床邊，握著他的手，他的手冰涼，冰得像冬天的石頭。她喂他吃藥，他吃不下；她給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著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請了最好的醫生，用了最好的藥，可沒有用。姚孫棨的病太重了，藥石無效。他死了。死在他們婚後的第二年，死在她還來不及為他生下一兒半女的春天。她跪在靈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著說：“你走了，我怎麽辦？那些批語怎麽辦？”可他聽不見了。他永遠地不迴答了。那一年，她十八歲。她成了寡婦。她沒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姚家的媳婦，是姚孫棨的妻子，是姚孫棨孩子的母親——可她沒有孩子。她連孩子都沒有為他生下一個。她覺得自己欠了他，欠了他一輩子。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詩上，放在了畫上，放在了方家的子侄身上。她的侄子方以智，從小喪母，由她撫育成人。她教他讀書，教他寫字，教他做人的道理。她把自己所有的才情，都傳給了這個孩子；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這個孩子身上。方以智後來成了明末清初最傑出的學者之一，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清初四大儒”。他在《清芬閣集》的序言中寫道：“姑母方維儀，幼聰慧，長而婉娩。工詩詞，善書畫。年十七，歸姚氏。不數月，夫子見背，姑母守節撫孤，備嚐艱辛。然姑母未嚐一日廢吟詠。每於燈下，以詩詞自遣。其詩清麗綿邈，有古人之風。餘不忍其湮沒，故梓以傳世。”

她讀到這篇序言的時候，已經老了。她坐在清芬閣裏，手裏捧著那捲剛刻好的《清芬閣集》，看著侄子寫的那幾個字——“餘不忍其湮沒”，眼淚就流了下來。不是傷心，是欣慰。她欣慰自己這輩子，沒有白活。她的詩，留下來了；她的畫，留下來了；她的侄子，也留下來了。她死了，可她的魂，還在。在那些詩裏，在那些畫裏，在方以智的文章裏，在每一個讀到她的詩的人心裏。

我在那間小屋前站了很久。雨一直沒有停，細細密密的，落在院裏的荒草上，發出沙沙的聲響，像她在燈下磨墨的聲音。她磨了一輩子的墨，磨到墨錠都磨光了，磨到硯台都磨穿了，磨到手指都磨出了老繭。可她還是磨。不磨，她寫不出字；寫不出字，她就會瘋。

我推開屋門，走了進去。屋裏很暗，隻有從破窗裏透進來的一點光，照在牆上那幅蘭草圖捲上。我走到畫前，湊近了看。墨色已經淡得幾乎看不見了，可那幾株蘭草還在，在石縫裏，在雨裏，在那些被蟲蛀過的孔洞裏，倔強地綠著。葉子細長，花瓣淡雅，根紮在石縫裏，像她這個人——瘦，淡，冷，孤。她用墨越來越少，用水越來越多，墨淡到幾乎沒有顏色，水多到紙都皺了。她不是在畫畫，她是在哭。把哭畫成畫，把淚化成墨，把疼凝成紙上的那一點一點的、淡淡的、幾乎看不見的痕跡。

畫的旁邊，掛著一支筆。筆杆是竹子的，已經裂了，筆頭的毛也禿了，可它還掛在牆上，像一個斷了腿的老兵，在角落裏靜靜地站著，一言不發。我伸手摸了摸那支筆，筆杆涼涼的，滑滑的，像她的手指，握在手裏，涼得讓人心疼。她就是用這支筆，寫下了那些詩，畫下了那些蘭。她寫了多少年？畫了多少年？從十八歲寫到八十歲，從黑發寫到白發，從紅顏寫到枯骨。寫了六十年，畫了六十年，寫到筆都禿了，畫到紙都黃了，可她還在寫，還在畫。不停，不能停。一停，她就真的什麽都沒有了。

她寫過一首《蘭》，詩裏有一句：

“幽蘭在空穀，寂寥獨自芳。不因風所撼，寧為雪所傷。葉瘦含煙綠，花清帶露香。無人亦自好，何須君子堂。”

幽蘭在空穀——她把自己比作一株幽蘭，長在空穀裏。寂寥獨自芳——沒有人看見，可它獨自散發著芳香。不因風所撼——風撼不動它。寧為雪所傷——雪傷不了它。葉瘦含煙綠——葉子是瘦的，可含著煙綠。花清帶露香——花是清的，帶著露香。無人亦自好——沒有人欣賞也好。何須君子堂——它不需要君子堂，不需要別人的認可。她寫的是蘭，也是她自己。她是一株幽蘭，生在空穀，長在石縫，沒有人澆灌，沒有人欣賞，可她照樣開花，照樣吐香，照樣在風雪中站得筆直。她站了一輩子，站到枝幹都彎了，站到葉子都黃了，站到花都落了，可她沒有倒。不能倒。倒了，就什麽都沒了。

她晚年，是在清芬閣裏度過的。清芬閣，是她自己取的名字。清是清冷，芬是芬芳。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縷清冷的芬芳，在桐城的老宅裏，在那些無人問津的日子裏，在那一場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煙雨裏。她一個人，住在老宅的西廂房裏，屋裏隻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幾卷書，幾支筆。她每天早起，讀書，寫詩，畫畫。她的眼睛已經不太看得清了，可她還是堅持寫。她寫得很慢，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像在和時間賽跑，像在和死亡賽跑。

她不再畫蘭了。不是畫不動，是不想畫了。畫蘭是需要對手的。她的對手走了，她畫給誰看呢？她把姚孫棨的遺稿整理成集，親手抄錄，親手校對，親手裝訂。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腫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來了。可她不肯停下來。她怕一停下來，就再也拿不動筆了。她怕拿不動筆，就再也見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時間，用在整理自己的詩稿上。她把那些寫得不好的詩，燒了；把那些寫得太真的詩，藏了；把那些寫了也不敢給人看的詩，鎖進了箱子裏。箱子的鑰匙，她掛在脖子上，從不離身。

她活到八十四歲，在一個下雨的夜晚，閉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細細密密地落在桐城的清芬閣上，落在龍眠山的幽穀裏，落在她再也看不見的遠方。她的《清芬閣集》，被她的侄子方以智刻了出來。她在自序中寫道：“餘少時即好吟詠，每於花晨月夕，拈小詞以自遣。及長，嫁為姚氏婦，隨夫吟詠，頗得唱和之樂。不意中道分離，夫子見背，餘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惟詩詞自遣，聊以忘憂。今老矣，迴思往事，如煙如夢。因輯數十年所作，匯為一編，名曰《清芬閣集》。非敢傳世，亦以寄吾哀思雲爾。”

她沒有被人忘記。她的詩，被收錄在《明詩綜》裏，被記載在《國朝閨秀正始集》裏，被後人銘記。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積滿了灰塵的舊書裏，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裏，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間，像一個微弱的燭光，忽明忽暗，可它沒有滅。

她在《清芬閣集》中寫過這樣一句：“無人亦自好，何須君子堂。”那是她一生中寫得最淡然的一句，也是最倔強的一句。她不需要君子堂，不需要別人的認可，不需要那些虛頭巴腦的功名。她隻需要自己，隻需要那株蘭，隻需要那支禿了筆頭的筆。她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樣子——不是姚家的寡婦，不是方家的才女，不是方以智的姑母，是她自己。她是方維儀，字仲賢，號清芬閣主，一個寫了六十年詩、畫了六十年蘭、守了六十年寡、可從來沒有向命運低過頭的女人。

我站在那間小屋前，站了很久。雨一直沒有停，不急不緩，像老天爺在慢悠悠地紡線，把天和地紡在一起，紡成一匹永遠織不完的布。我轉過身，準備離開。走到院門口，又迴頭看了一眼。院子還是那個院子，荒的，空的，靜的。可我覺得，它不是空的。她的魂，還在。在那間小屋裏，在那幅蘭草圖捲上，在那支禿了筆頭的筆裏，在每一個下雨的夜晚，你閉上眼睛，就能聽見她。聽見她磨墨的聲音，聽見她鋪紙的聲音，聽見她在燈下輕輕地、輕輕地念著那句——“幽蘭在空穀，寂寥獨自芳。”

她唸了一輩子，唸到聲音都啞了，唸到字都模糊了，唸到再也念不動了。可她還在念。在風裏念，在雨裏念，在龍眠山的雲霧裏念，在那句“無人亦自好”裏念。我撐著傘，走下了山。雨絲細細密密的，落在傘麵上，發出沙沙的聲響。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麽。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這場雨的長度？我不知道。我隻知道，這條路，她走過無數次。從清芬閣到龍眠山，從龍眠山到清芬閣。她走了一輩子，走到腿都軟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動了。可她還在走。在夢裏走，在詩裏走，在那句“何須君子堂”裏走。

走到山腳下，我又迴頭看了一眼。龍眠山在雨中朦朦朧朧的，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畫。畫裏有山，有樹，有雲，有霧，有那間破敗的小院，有那幅黃了紙的蘭草圖，有那支禿了筆頭的筆。還有她。她在畫裏，在山的深處，在雨的盡頭，在每一個讀到她的詩的人心裏。她沒有走。她從來不需要我找，她隻需要我記得。記得她叫方維儀，字仲賢，號清芬閣主。記得她寫過“幽蘭在空穀，寂寥獨自芳”。記得她在那場下了三百年的雨裏，一個人，活了六十年，寫了六十年，畫了六十年，等了六十年。她等了六十年，沒有等到那個人迴來。可她等了。等了，就夠了。不是所有的等待，都需要結果。有些等待，本身就是結果。她在等待中，活成了幽蘭，活成了詩，活成了那支禿了筆頭的筆。她不是死了，她是化成了那株蘭草，年年春天綠，年年夏天開花，年年秋天枯葉，年年冬天等著下一個春天。她等了一輩子，等到頭發白了，等到牙齒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夢都碎了。可她還在等。不是因為她傻，是因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麽都沒有了。

雨還在下。江南的雨，從來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著，一直在下。落在龍眠山上，落在清芬閣裏，落在蘭草的葉上，落在她的詩裏，落在每一個讀她詩的人心裏。那是一場永遠不會停的雨，細細密密，綿綿不絕，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詩。

她在《清芬閣集》中寫過這樣一句：“無人亦自好，何須君子堂。”

她不需要君子堂，她隻需要自己。可她知道，她不是一個人。那些讀過她詩的人，那些在她畫前駐足的人，那些在她的故事裏流淚的人，都是她的君子堂。她不需要，可他們給了她。她不知道，可她值得。

雨聲未歇，花魂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