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煙雨葬花魂 第六十八章 和鳴樓馮又令與那一卷未完的和詩

江南煙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從來不肯痛快地下。它落在杭州西湖的斷橋殘雪邊，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音。那音不是琴音，是詩音——被風吹皺了的、被雨打散了的、在和鳴樓的舊牆裏封存了三百年、還沒有散盡的、兩個人一唱一和的餘韻。

我是在一個雨天的清晨走到斷橋邊的。橋是白的，石欄被雨水洗得發亮，像一塊一塊的白玉。橋下的水是綠的，綠得像一塊被歲月磨去了光澤的翡翠，雨滴落在水麵上，蕩開一圈一圈的漪，大的套著小的，小的消失在大的裏，像一個人的一生，被無數個圈套著，掙不脫，逃不開。湖麵上浮著幾片落葉，葉子被雨水泡得發黃，軟塌塌地貼在水的麵板上，像一封被揉皺了的、怎麽也展不平的信。

我是來找一個人的。她叫馮又令，字某，號和鳴樓主。她是清初杭州的女詩人，“蕉園七子”之一。她生於錢塘的書香門第，嫁於同邑的詩人錢廷枚，夫妻唱和，伉儷情深，著有《和鳴集》。她的詩，是和出來的——他寫一首，她和一首；他題一闋，她答一闋。她的詩裏，有他的影子；他的詩裏，有她的迴聲。他們像兩架琴，弦調到了一樣的音高，你彈一聲，我響一聲；你停了，我還在響，響到弦斷了，響到琴裂了，響到再也聽不見了。

可後來，他死了。她一個人，守在和鳴樓裏，守著那些和詩，守著那些再也唱和不了的韻腳。她還在寫，可他不再和了。她的詩，從兩個人變成一個人，從有聲變成無聲，從熱鬧變成冷清。她寫了一輩子，寫到筆都禿了，寫到紙都黃了，寫到韻腳都散了，可她還是寫。不寫，她怕自己忘了他的聲音。

我沿著湖岸慢慢地走。雨絲細細密密的，落在傘麵上，發出沙沙的聲響，像她在燈下鋪開信紙的聲音。她鋪了一輩子的信紙，寫了一輩子的和詩，可那些詩，沒有一首是他寫的。不是他不寫，是他寫不了了。他死了，死在她還來不及和的那首詩前。那首詩，隻有上句，沒有下句；隻有他，沒有她。她對著那首詩，看了很久，提筆，想和，可寫不出來。不是寫不出，是不敢寫。她怕一寫，他就真的走了；她怕一不寫，他就還在，還在那首詩裏，還在那個韻腳上，還在那個等她和詩的夜晚。

她寫過一首《憶王孫》，詞裏有一句：

“和詩樓上雨如煙，不見夫君已十年。舊稿重翻淚滿箋。夜難眠，一半相思一半憐。”

和詩樓上雨如煙——她站在和鳴樓上，雨絲如煙，像她心裏的愁，理不清，剪不斷。不見夫君已十年——她不見他，已經十年了。舊稿重翻淚滿箋——她把舊日的詩稿翻出來，翻一頁，哭一頁；哭一頁，翻一頁。夜難眠——她睡不著。一半相思一半憐——一半是相思，一半是自憐。她憐自己，等了十年，等來了一場又一場的雨，等來了一個又一個的春天，等來了詩稿上的墨跡淡了，紙頁黃了，可她沒有等到他迴來。她知道他不會迴來了。可她還是在等。不是因為她傻，是因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能做的事。不等了，她就真的什麽都沒有了。

她十五歲那年，嫁了人。嫁的是錢廷枚。錢廷枚，字某，號某，是杭州的詩人。他工詩詞，善書畫，尤精小楷。他懂她的詩，懂她的心。她寫了新詩，第一個給他看；他讀了，會在詩稿的空白處，用小楷寫下一段批語。批語不長，隻有幾個字——“此句妙絕”，“此字可再酌”，“又令，你又瘦了”。她以為日子會一直這樣下去。以為那些批語會一直寫著，那些詩會一直和著，那些茶會一直熱著，那些燈會一直亮著。

他們在和鳴樓裏住了很多年。樓不高，隻有兩層，白牆黑瓦，飛簷翹角。樓前種著幾株芭蕉，樓後種著一片翠竹。他在樓上讀書，她在樓上寫詩；他在燈下研墨，她在燈下鋪紙。他們和了一首又一首，寫了一年又一年。她以為會一直寫到老，寫到頭發白了，寫到牙齒落了，寫到眼睛花了，寫到再也寫不動了。可他先寫不動了。他病了。病在床上，握著她的手，說：“我寫不動了。你替我寫。”她哭著說：“我替你寫。你教我寫。”他笑了，笑得像個孩子，露出幾顆稀疏的牙齒。他說：“你已經寫得比我好了。不用我教。”

他死了。死在那年秋天。芭蕉葉黃了，竹葉落了，她跪在靈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著說：“你走了，我怎麽辦？那些和詩怎麽辦？”可他聽不見了。他永遠地不迴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歲。她成了寡婦。她沒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錢家的媳婦，是錢廷枚的妻子，是錢廷枚孩子的母親。她不能做對不起錢家的事，不能做對不起錢廷枚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詩上。詩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把錢廷枚的遺稿整理成集，親手抄錄，親手校對，親手裝訂。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腫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來了。可她不肯停下來。她怕一停下來，就再也拿不動筆了。她怕拿不動筆，就再也見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時間，用在整理自己的詩稿上。她把那些寫得不好的詩，燒了；把那些寫得太真的詩，藏了；把那些寫了也不敢給人看的詩，鎖進了箱子裏。箱子的鑰匙，她掛在脖子上，從不離身。她在《和鳴集》中寫道：

“和詩樓上夜初長，孤燈照影自淒涼。舊日和君同硯墨，今朝獨對舊時章。”

和詩樓上夜初長——她一個人，站在和鳴樓上，夜太長了。孤燈照影自淒涼——孤燈照著影子，她自己淒涼。舊日和君同硯墨——從前，她和他在同一個硯台裏研墨。今朝獨對舊時章——今天，她一個人對著舊日的詩章。她寫的不是詩，是她的命。她的命，從錢廷枚死的那天起，就停在了那裏。停在了和鳴樓的書桌上，停在了那一疊沒有人和的詩稿裏，停在了那盞再也點不亮的燈裏。她活著，可她的人已經死了。她的魂，跟著錢廷枚走了。留下的，隻是一具會寫詩的軀殼。

她是蕉園七子之一。清初康熙年間，杭州出現了一個由女子組成的文學社團——蕉園詩社。那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有明確記載的女性詩社。詩社的發起人是顧玉蕊，她召集了同城的幾位才女，包括林以寧、柴靜儀、錢鳳綸、朱柔則、馮又令、毛安芳、李端明，一共九人，稱為“蕉園七子”。她們定期聚會，在西湖邊的蕉園裏，吟詩作賦，品茗賞畫，互相唱和。

馮又令是蕉園七子中最擅長和詩的一個。她與人唱和，從不輸人。林以寧說她“和詩如流水，隨物賦形”，柴靜儀說她“應和之捷，雖七步不逮”。她不在乎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唱和的女子，是那些在蕉園裏度過的、沒有丈夫、沒有孩子、沒有家務、隻有詩的日子。她在乎的，是林以寧的那句“梅雪清姿不可攀”，是柴靜儀的那句“蕉園舊雨憶潺潺”，是顧玉蕊的那句“詩成不用紗籠護”。那些句子，她抄在詩稿上，壓在枕底下，讀了一遍又一遍，讀到紙都皺了，讀到墨都淡了，讀到字都花了。

她在《和鳴集》中寫道：

“記得蕉園初唱和，詩成擊節共吟哦。而今人去詩猶在，獨對殘箋淚更多。”

記得蕉園初唱和——她記得那年春天，她們第一次在蕉園裏唱和。詩成擊節共吟哦——詩寫成了，她們擊節吟哦。而今人去詩猶在——如今人走了，詩還在。獨對殘箋淚更多——她一個人對著殘箋，眼淚更多了。那些女子，後來一個個地散了。顧玉蕊老了，林以寧病了，柴靜儀嫁了，朱柔則搬了，毛安芳死了。蕉園詩社散了，像那場江南的雨，落在湖裏，落在山上，落在她們再也迴不去的舊夢裏。馮又令一個人，守著她的和鳴樓，守著那捲《和鳴集》，守著那些再也迴不去的日子。

我在雨中走了很久。從斷橋走到白堤，從白堤走到孤山。孤山腳下，有一座小小的院落，院門緊閉，門楣上掛著一塊匾額，匾上的字已經被風雨磨蝕得隻剩下幾道淡淡的刻痕，可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了那三個字——和鳴樓。我站在樓下，仰頭望著那塊匾，雨水順著我的臉頰流下來，滴在衣領裏，涼涼的。我忽然想，三百年前，是不是也有一個人，在這樣的雨天裏，站在這裏，仰頭望著這塊匾，心裏想著那些再也迴不去的日子？

我推開虛掩的門，走了進去。樓裏空蕩蕩的，傢俱早已搬空了，隻剩下靠牆的一張書桌，桌上落滿了灰塵。牆角放著一架古琴，琴絃斷了，歪歪地靠在牆上，像一位斷了腿的老人，在角落裏靜靜地坐著，一言不發。我走到窗前，推開窗。窗外的院子裏，種著一株芭蕉，葉子闊大，雨打在上麵，發出沉悶的聲響，像有人在低低地敲著一麵年久失修的鼓。芭蕉葉上掛著水珠，亮晶晶的，像一顆一顆的淚。

我站在窗前，看著那些芭蕉葉，看了很久。雨絲從窗外飄進來，飄到我的臉上，涼涼的，癢癢的，像有人在很遠很遠的地方，輕輕地、輕輕地拂過我的臉頰。我忽然想起她寫的那首《芭蕉》：

“芭蕉葉上雨聲愁，滴滴分明是舊遊。記得當年同聽處，綠窗人靜月如鉤。”

芭蕉葉上雨聲愁——雨打在芭蕉葉上，聲音是愁的。滴滴分明是舊遊——每一滴雨，都像是舊日的遊蹤。記得當年同聽處——她記得當年和他一起聽雨的地方。綠窗人靜月如鉤——綠窗下，人靜了，月亮像一把鉤子。她寫這首詞的時候，大概四十歲。他已經死了十年。她等了十年，等來了一場又一場的雨，等來了一個又一個的春天，等來了芭蕉葉綠了又黃，黃了又綠，可她沒有等到他迴來。她知道他不會迴來了。可她還是在等。不是因為她傻，是因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麽都沒有了。

我走到那張書桌前，伸出手，輕輕拂去桌上的灰塵。灰塵很厚，厚得像一層霜。桌麵上刻著幾行字，字跡很淺，淺得像用指甲刻上去的。我湊近了看，辨認了很久，才勉強認出那幾行字：

“和詩樓上，舊雨難尋。芭蕉葉上，淚漬成痕。”

和詩樓上——她站在和鳴樓上。舊雨難尋——舊日的詩友，找不到了。芭蕉葉上——芭蕉葉上。淚漬成痕——她的淚，漬成了痕。她寫這幾行字的時候，手一定在抖。不是怕，是疼。那種疼，不是刀割的疼，不是針紮的疼，而是一種鈍鈍的、悶悶的、像一塊石頭壓在胸口上、怎麽推也推不掉的疼。她推了四十年，沒有推掉。她死了，石頭還在。壓在和鳴樓的書桌上，壓在那架斷了弦的琴上，壓在那株老芭蕉的根下，壓在那場下了三百年的、不肯痛快的江南煙雨裏。

我轉過身，走到牆角，蹲下來，輕輕撫摸著那架古琴。琴麵已經裂了，裂成幾道深深的縫，像老人臉上的皺紋。琴絃斷了，斷了的弦卷著，像蜷縮的蛇。我試著撥了一下斷弦，它發出一個沙啞的、破了的音，像一聲歎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飄過來，飄到我的耳朵裏，飄到我的心裏，飄到那些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的、最柔軟的地方。她曾經用這架琴，彈過多少曲子？彈過《高山》，彈過《流水》，彈過《梅花三弄》，彈過《平沙落雁》。她彈給錢廷枚聽，彈給蕉園的女伴們聽，彈給和鳴樓的月光聽。後來，錢廷枚死了，女伴們散了，月光還是那個月光，可她不再彈了。不是不想彈，是彈不動了。她的手指，再也按不住琴絃了；她的心，再也聽不見那些曲子了。她隻能把琴放在牆角，放在那裏，讓它積灰，讓它生黴，讓它斷弦，讓它和她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老去。

我在和鳴樓裏坐了很久。雨一直沒有停，不急不緩，像老天爺在慢悠悠地紡線，把天和地紡在一起，紡成一匹永遠織不完的布。我靠著牆，閉著眼睛，聽雨。雨聲細細密密的，落在瓦上，落在窗欞上，落在院子裏的芭蕉葉上，落在我的心裏。我忽然想，她是不是也常常這樣，一個人，坐在和鳴樓裏，靠著牆，閉著眼睛，聽雨？聽雨的時候，她在想什麽？想錢廷枚，想蕉園的女伴們，想那些再也迴不去的日子？還是什麽都不想，隻是聽，聽雨，聽風，聽自己的心跳？心跳一下，雨滴一下；心跳一下，雨滴一下。她數著自己的心跳，數了一輩子，數到心跳越來越慢，越來越弱，越來越聽不見了。

她死的那天，是不是也下著這樣的雨？也許是的。江南的雨，從來不肯痛快地下。它下了一輩子，下到她出生，下到她出嫁，下到她守寡，下到她老，下到她死。她死了，雨還在下。下在和鳴樓的瓦上，下在芭蕉葉上，下在那架斷了弦的琴上，下在她再也看不見的遠方。

天快黑了。我站起來，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塵，轉身走出了和鳴樓。走到門口，又迴頭看了一眼。樓還是那座樓，暗的，空的，靜的。可我覺得，它不是空的。她的魂，還在。在那張刻了字的書桌上，在那架斷了弦的琴裏，在那株老芭蕉的根下，在每一個下雨的夜晚，你閉上眼睛，就能聽見她。聽見她磨墨的聲音，聽見她翻詩稿的聲音，聽見她在燈下輕輕地、輕輕地念著那句——“和詩樓上，舊雨難尋。芭蕉葉上，淚漬成痕。”

我關上門，撐著傘，走進了雨裏。雨還在下。細細密密的，落在傘麵上，發出沙沙的聲響。我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丈量什麽。丈量她的命？丈量我的命？丈量這場雨的長度？我不知道。我隻知道，這條路，她走過無數次。從和鳴樓到蕉園，從蕉園到和鳴樓。她走了一輩子，走到腿都軟了，走到鞋都磨破了，走到再也走不動了。可她還在走。在夢裏走，在詩裏走，在那句“淚漬成痕”裏走。

走到巷口，我又迴頭看了一眼。巷子深得看不見頭，兩邊的牆高高地立著，牆根下的青苔厚厚的，軟軟的，像一層綠絨毯。牆頭探出的木香藤密密匝匝地纏著，葉子被雨水洗得發亮，綠得像一塊一塊的翡翠。藤蔓間綴著細細碎碎的白花，花瓣薄得像蟬翼，被雨打濕了，半透明地貼在葉子上，像淚痕，又不像是淚痕。我忽然想，那是不是她留下的？她用了一輩子的時間，把她的魂，纏進了那些藤蔓裏，把她的詩，開進了那些花瓣裏，把她的淚，滴進了那些雨絲裏。她不是死了，她是化成了這架木香藤，年年春天開花，年年夏天落葉，年年秋天枯枝，年年冬天等著下一個春天。她等了一輩子，等到頭發白了，等到牙齒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夢都碎了。可她還在等。不是因為她傻，是因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麽都沒有了。

雨還在下。江南的雨，從來不肯痛快地下。可它下著，一直在下。落在和鳴樓的瓦上，落在芭蕉葉上，落在木香藤的花瓣上，落在她的詩裏，落在每一個讀她詩的人心裏。那是一場永遠不會停的雨，細細密密，綿綿不絕，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詩。

她在《和鳴集》中寫過這樣一句：“舊日和君同硯墨，今朝獨對舊時章。”

舊日她和那個人，在同一方硯裏研墨。如今她一個人，對著舊日的詩章。她不是不想和，是沒有人可以和了。那個人走了，和詩的人走了，唱和的聲音散了，隻剩下她一個人，在和鳴樓裏，對著那些舊章，一筆一筆地寫，一字一字地念。她寫了一輩子，唸了一輩子，寫到筆都禿了，唸到聲都啞了。可她還在寫，還在念。不寫，她怕忘了他的字；不念，她怕忘了他的聲音。她不能忘。忘了他，她就真的什麽都沒有了。

雨聲未歇，花魂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