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煙雨葬花魂 第五十七章 蠹窗詩稿：張蘩與燕喜樓

江南煙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從來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蘇州閶門外的山塘河裏，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蠹。那蠹不是蟲，是字——被蠹蟲蛀過的、被歲月啃蝕的、在紙頁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孔洞、可還沒有散盡的字。她叫張蘩，字采芝，號燕喜樓主。她是蘇州吳縣人，詩人張曾詒的女兒，詩人任兆麟的妻妹，詩人張允滋的妹妹。她的詩集叫《蠹窗詩稿》，她的詞集叫《燕喜樓詞》。

蠹窗，是她自己取的名字。蠹是蟲，窗是窗。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扇被蠹蟲蛀過的窗，千瘡百孔，可風還能透進來，光還能透進來，雨還能透進來。她不怕風，不怕光，不怕雨。她怕的是那些蠹蟲，把她寫在紙上的字，也蛀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不能讓它們被蛀掉。

她是“吳中十子”之一。清乾隆年間，蘇州出現了一個由女子組成的文學社團——“吳中十子”。那十個人，以她的姐姐張允滋為首，她是其中之一。她姐姐的詩寫得好，她的詩也不差。任兆麟在《吳中女士詩鈔》的序言中寫道：“張蘩詩，清麗婉轉，有古人之風。其《蠹窗》諸作，字字珠璣，讀之令人不忍釋手。”

可她不在乎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寫詩的女子，是那些在山塘街的茶館裏度過的、沒有丈夫、沒有孩子、沒有家務、隻有詩的日子。她在乎的，是姐姐的那句“燕子不歸春事晚”，是張芬的那句“簾外春寒峭”，是張滋蘭的那句“一汀煙雨杏花寒”。那些句子，她抄在詩稿上，壓在枕底下，讀了一遍又一遍，讀到紙都皺了，讀到墨都淡了，讀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讀的。她捨不得丟。

她出生的時候，蘇州下著雨。那是康熙末年，盛世的太陽剛剛從東方升起。康熙爺平定了三藩，收複了台灣，親征了準噶爾，江山穩固，百姓安康。江南的繁華，已經恢複到了明末的水平。虎丘的廟會又熱鬧了起來，山塘河的畫舫又多了起來，閶門的店鋪又開張了。她生在這樣一個好時候，可她的一生，沒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點的。點了一輩子，隻夠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硯台。

張家是蘇州的書香門第。她的父親張曾詒，字某，號某，是康熙年間的秀才，以教書為生。他對女兒的教育極為重視，張允滋、張蘩姐妹倆，從小跟著父親讀書認字。張蘩三歲識字，五歲能詩，七歲能文，九歲能畫。她的詩寫得早，也寫得好，好到父親常常拿著她的詩稿，對來訪的客人說：“你們看，這是我家采芝寫的。她才十歲。”客人們讀了，嘖嘖稱奇。有人說：“此女將來，必成大器。”有人說：“可惜是個女孩兒，若是個男孩兒，必中進士。”張父聽了，隻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兒是不是進士。他在乎的，是女兒的詩，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詩一樣，留下來。

她的童年，是在蘇州的山塘河邊度過的。山塘河的水，是綠的，綠得像一塊翡翠；山塘河的雨，是細的，細得像一根根銀絲，從天上垂下來，垂到河麵上，垂到柳枝上，垂到她撐的那柄油紙傘上。她喜歡山塘河的雨，喜歡聽雨打在荷葉上的聲音，喜歡看雨滴從荷葉上滾下來，滾進河裏，濺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後來嫁了人，可她的心裏，永遠住著那個在山塘河邊聽雨的小女孩。

她在《山塘》中寫道：“山塘七裏雨如絲，畫舫笙歌日暮時。記得年時曾泊此，綠楊陰裏立多時。”

這首寫得太淡了。淡到幾乎沒有味道。可你多讀幾遍，就會嚐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種苦，不是黃連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從骨頭縫裏滲出來的苦。她不是不會寫濃的，是不敢寫。她怕一寫濃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會哭。她不能哭。她是張家的次女，是某家的媳婦，是蘇州城裏人人稱道的“張采芝”。她不能哭。她隻能把眼淚咽進肚子裏，咽進詩裏，咽進那些沒有人讀的句子裏。

她十五歲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鄉的某生。某生，字某，號某，是蘇州的諸生。他工詩詞，善書畫，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詩，懂她的詞，懂她的心。她寫了新詩，第一個給他看；他讀了，會在詩稿的空白處，用小楷寫下一段批語。批語不長，隻有幾個字——“此句妙絕”，“此字可再酌”，“采芝，你又瘦了”。

她的詩裏，常常出現“雨”“荷”“柳”“月”“燈”“病”“愁”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寫的，是她的生活裏，隻剩這些了。某生在蘇州的學舍裏教書，她跟著他，住進了學舍旁邊的一間小屋。她把小屋取名為“燕喜樓”。燕喜，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燕是燕子，喜是歡喜。她希望自己的日子，能像燕子一樣，每年春天都迴來，每年都帶迴一點歡喜。可那些歡喜，太小了。小到隻夠她一個人看見，小到隻夠她一個人歡喜。

她在《燕喜樓》中寫道：“小樓燕喜日初長，簾卷東風燕子忙。一樹杏花紅半落，不知春色在他鄉。”

這首寫的是她的樓，也是她的命。她的樓，是燕喜樓；她的命，是燕子。燕子每年春天都迴來，可她的春天，沒有迴來。她的春色，在他鄉。在他鄉的那個人，是她的丈夫，是她的姐姐，是那些再也迴不去的日子。她不知道他鄉在哪裏，隻知道她到不了。她到不了，隻能寫。寫下來，就好過一點。好過一點，就能再活一天。

她以為日子會一直這樣下去。以為那些燕子會一直迴來，那些詩會一直寫著，那些茶會一直熱著，那些燈會一直亮著。可她錯了。某生後來病了。他生在學舍裏，積勞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邊，握著他的手，他的手冰涼，冰得像冬天的石頭。她喂他吃藥，他吃不下；她給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著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請了最好的醫生，用了最好的藥，可沒有用。某生的病太重了，藥石無效。

某生臨死前，握著她的手，說：“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給我，一天好日子都沒有過過。”她哭著說：“不要說這種話。我嫁給你，是自願的。我從來沒有後悔過。”某生說：“你的詩，寫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繼續寫。不要停下來。”她點點頭，說：“我答應你。我不會停的。”

某生閉上了眼睛，永遠地走了。她跪在靈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著說：“你走了，我怎麽辦？那些批語怎麽辦？”可他聽不見了。他永遠地不迴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歲。她成了寡婦。她沒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婦，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親。她不能做對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對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詩上。詩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蠹窗詩稿》中寫道：“殘燈明滅，孤衾冷落，數盡更籌。舊日詩筒，而今筆硯，都是離愁。”

這首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寫的不是虛構，是真實。某生死了，詩筒還在，筆硯還在，可那些東西，不再是詩，不再是筆，不再是硯，是離愁。她拿起筆，就想起他；她放下筆，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該拿起來，還是該放下。拿起來，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隻是寡婦。她還是詩人。她不僅寫詩，還結社。

她是“吳中十子”之一。她姐姐張允滋是“吳中十子”的靈魂，她是姐姐最得力的助手。她們定期聚會，在山塘街的茶館裏，在虎丘的寺廟中，在拙政園的亭台樓閣間，吟詩作賦，品茗賞畫，互相唱和。那是一個屬於女子的文學烏托邦。

張蘩在《吳中十子》中寫過一首《同諸女伴遊虎丘》：

“虎丘山色雨中看，傘影衣香濕未幹。同是掃眉人共語，不須惆悵說辛酸。”

“虎丘山色雨中看”——虎丘的山色，在雨中看。“傘影衣香濕未幹”——傘的影子，衣的香氣，濕了還沒有幹。“同是掃眉人共語”——她們都是掃眉的女子，在一起說話。“不須惆悵說辛酸”——不需要惆悵地說辛酸。這首寫得豪氣衝天。她不是謙虛，她是在宣戰。她向那個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戰，向那些說“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人宣戰，向這個關了她幾十年的閨閣宣戰。她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劍，是詩。詩是她的劍，詞是她的盾。她用詩刺破命運的暗，也用詞擋住人間的寒。

她在吳中十子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那些女伴們，和她一樣，都是被時代困住的人。她們被困在閨閣裏，被困在婚姻裏，被困在“賢妻良母”的枷鎖裏。可她們不甘心。她們用詩，把那些枷鎖開啟了一條縫。縫很小，隻夠透一口氣。可那一口氣，是活的，是熱的，是她們在這個窒息的世界裏，唯一能吸到的氧氣。

可吳中十子後來散了。不是散了，是散了。張允滋老了，張芬嫁了，張蘩搬了，張滋蘭病了。那些曾經一起在山塘街的茶館裏寫詩的女子，一個個地散了，像那場江南的雨，落在河裏，落在山上，落在她們再也迴不去的舊夢裏。張蘩一個人，守著她的蠹窗，守著那捲《燕喜樓詞》，守著那些再也迴不去的日子。

她在《憶舊》中寫道：“記得當年聚首時，山塘花滿燕來遲。而今人散花零落，隻有青山似舊時。”

這首寫得太淡了。淡到幾乎沒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輩子的濃。她的濃，不是她姐姐的那種濃，豔得讓人不敢直視。她的濃，是藏著的，是壓在箱底的，是鎖在蠹窗的詩稿底下的。她不給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確認——確認自己還活著。活著，才能疼；疼著，才能寫；寫著，才能證明她不是一具行屍走肉。

她晚年，是在蠹窗裏度過的。她一個人，住在蘇州的老宅裏，守著那些書，那些詩，那些再也迴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寫詩了。不是寫不動，是不想寫了。寫詩是需要對手的。她的對手走了，她寫給誰看呢？她把某生的遺稿整理成集，親手抄錄，親手校對，親手裝訂。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腫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來了。可她不肯停下來。她怕一停下來，就再也拿不動筆了。她怕拿不動筆，就再也見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時間，用在整理自己的詩稿上。她把那些寫得不好的詩，燒了；把那些寫得太真的詩，藏了；把那些寫了也不敢給人看的詩，鎖進了箱子裏。箱子的鑰匙，她掛在脖子上，從不離身。

她活到七十多歲，在一個下雨的夜晚，閉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細細密密地落在蘇州的蠡窗上，落在山塘河的畫舫裏，落在她再也看不見的遠方。

她的《蠹窗詩稿》和《燕喜樓詞》，被她的後人刻了出來。她在自序中寫道：“餘少時即好吟詠，每於花晨月夕，拈小詞以自遣。及長，嫁為某氏婦，隨夫吟詠，頗得唱和之樂。不意中道分離，夫子見背，餘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惟詩詞自遣，聊以忘憂。今老矣，迴思往事，如煙如夢。因輯數十年所作，匯為一編，名曰《蠹窗詩稿》。非敢傳世，亦以寄吾哀思雲爾。”

她沒有被人忘記。她的詩，被收錄在《清詩別裁集》裏，被記載在《國朝閨秀正始集》裏，被後人銘記。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積滿了灰塵的舊書裏，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裏，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間，像一個微弱的燭光，忽明忽暗，可它沒有滅。

她在《燕喜樓詞》中寫過這樣一句：“一樹杏花紅半落，不知春色在他鄉。”

那是她一生中寫得最讓人心疼的一句。她的杏花，紅了，又落了；她的春色，在他鄉，在她到不了的地方。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從來不是春色在不在，是那句詩寫出來了。寫出來了，就夠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還在。

江南的雨，從來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詩，下得痛快。下在她的蠹窗裏，下在她的燕喜樓中，下在每一個讀她詩的人心裏。那是一場永遠不會停的雨，細細密密，綿綿不絕，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詩。雨聲未歇，花魂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