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李雪梅五點半醒的。天還黑著,灶間冇有開火。
她先把被子疊好,褥子拉平,手伸進枕芯底,摸出那把西屋鑰匙。鑰匙在掌心躺了一會兒,涼的。她把它擱在窗台上,鑰匙朝下,像埋進土裡。然後蹲到櫃前,一件一件往包袱裡放東西:存摺,結婚證,回執,最後是那張紙片。紙片是昨晚用鉛筆頭抄的,字歪,但數目不敢錯,三百、五百、空白,一筆一筆都對得上。紙片背麵原本記著西屋鑰匙的位置,那行字昨晚被她劃掉了。結婚證的影印件留在櫃頭,紙邊捲了角,像一本翻舊的書。
出門時,門檻外一地菸頭,深深淺淺,有的還剩半截菸屁股。建軍那輛貨車已經不在了,院外的車位空了。昨晚他那句話她還記得,站在堂屋門口說的,聲音悶悶的:“三十天到了,我送你去縣城。”她冇接話。現在想,那話要三十天以後才能知道真假。
她蹲下去,把菸頭一隻隻撿進簸箕,倒進灶坑。做完這事她說不清為什麼,就是不想讓周家門外頭堆著這些東西。王桂芝的房門關著,冇有響動。李雪梅在院裡站了一會兒,聽見自己的呼吸。她拎起包袱,出了院門,冇回頭。
七點的班車,四十分鐘到縣城。民政局婚姻登記處在一棟灰樓二層,一樓大廳裡,結婚那邊排著長隊,紅喜字貼了滿牆;離婚這邊三張長椅,隻坐了她一個人。她在那排紅喜字上多看了半眼,移開,把目光落回手裡的號。
輪到她時,櫃檯裡是個燙短髮的中年女人,戴著老花鏡,翻了翻她的材料,頭一句話:“離婚協議呢?”
“在家,冇帶。”
“那不行。協議、戶口本、結婚證、雙方到場,少一樣都不受理。”短髮女人摘了眼鏡,又翻了翻,“你們這結婚證就一本?”
“領證那年就發一本。”
“那是老黃曆了。補證得雙方到場,還要登報聲明,一個月能走完都算快。你三十天冷靜期從今天算?”李雪梅點了點頭。“那這條線緊。冷靜期滿後三十天到四十三天之間,雙方必須同時到場,到期缺一個,作廢。你證還冇補利索,日子怕是不夠。”
李雪梅把回執抽出來,又看了一遍。昨晚她把這行字謄在紙上,今天聽人講出來,才嚐到它咬人的地方。“缺的表在哪兒領?”
“馬路對麵影印店,兩塊錢一張。”
她下樓,穿過馬路,花兩塊錢買了一張表,蹲在影印店門口的台階上填。街口早點攤的蒸籠冒著白氣,醬香餅的味兒飄過來,她纔想起從昨晚到現在空著肚子。買了一角餅卷著吃完,指頭上的油在褲腿上抹了抹,回去重新排隊。
再輪到她,短髮女人把表收了,頭也冇抬:“材料先收著。記住了,一個月後,倆人得來。”李雪梅說她知道。
她走出大廳,在樓梯口站了好一會兒,手心全是汗。建軍在不在那兩個人裡頭,她拿不準。拿不準的事,先按他來不了算。
從民政局出來,她順著車站那條路往南走。粉場在城南關,去年跟建軍送紅薯來過一回,路還記得。一條土路進去,兩側晾粉條的架子白花花排到院門口。老闆娘蹲在院裡洗土豆,聽見腳步聲抬頭,看見她,手裡的土豆在圍裙上擦了一下:“建軍媳婦?”
李雪梅應了一聲,頓了一下,冇糾正,把話挑明:“我跟建軍辦離婚了,今天開始是冷靜期。想在縣城找個落腳的地方,你這兒住得下嗎?”
老闆娘看了她好幾眼,目光在她眉眼上多停了一秒,像在認什麼東西。“離婚?周家那個悶葫蘆肯放?”
“是我自己要走的。”
老闆娘冇再多問,領她進倉庫,騰出一間隔屋。屋裡堆著幾袋紅薯,靠牆一張窄床。“地方不體麵,能住。”
“能住就行。”
李雪梅放下包袱,彎腰鋪床。褥子是老闆娘從櫃底翻出來的舊褥子,邊角磨得發亮。她接過來自己鋪平,又從包袱裡摸出那張紙片,翻到背麵,鉛筆頭填上去四個字:城南關粉場。然後壓到枕頭底下。昨晚在西屋,紙片塞在枕芯裡躲了一夜。今晚,壓在紙片底下的是她定下來的床。
“房租咋算?”她直起腰。
“一個月八十,押一付一。”
“行。”
她從懷裡摸出存摺,紙皮焐得發軟。翻開,指尖劃過那串數字,在取款欄停了一瞬,就一瞬,冇多停,劃出一百六,夾著遞過去。老闆娘接過去數了兩遍,低頭看收據。李雪梅接了,在名字那欄落筆,圓珠筆尖用力過猛,紙麵戳出一個小洞,墨水洇開一小團。她冇管,把名字寫完。
老闆娘收回收據時看了一眼那個洞,冇提,轉身往外走,到了門口撂下一句:“晚上我在賬房吃飯,你過來搭把手。”
賬房在倉庫東頭,一張舊桌子,一盞燈泡從房梁吊下來,光把滿桌的票據照得發白。老闆娘舀了兩碗雜糧粥,一碟醃蘿蔔,兩人隔著桌子坐。
李雪梅把一碗粥吃得乾乾淨淨。老闆娘看著她放碗的動作,心裡那桿秤偏了偏。周家這媳婦,進門這些年她見過幾回,回回都低著頭站在王桂芝後麵,像一道影子。今天這影子自己走出來了。不哭不鬨,飯照吃,是個能撐住事的人。周家那點舊事,今天怕是瞞不住了。
李雪梅擱下碗,從衣兜裡摸出那張紙片,放在桌麵上:“大姐,這上麵的字,你認得嗎?”
老闆娘放下筷子,就著光看了一眼:“紙邊有鉛筆灰。字抄得板正。三百、五百,周家老頭那筆賬吧?”
“我在他家西屋看見一張欠據,字看不清,數目是這幾個。”李雪梅說,“抄了一份,想帶上縣裡打聽。”
老闆娘這才伸手,把紙片拿起來翻看,又從手邊那摞票據裡抽出幾張,推過來:“你拿這個比一比。”
李雪梅把欠據和票據並排放著。那些鉛筆字抄的時候她冇敢漏過一筆,這會兒放一起,撇捺的走向、勾頭的角度,全是一個勁兒往右倒。她後背的汗毛豎了起來。
“這張是周老頭賒粉料打的條子。他死前兩年過來賒一車粉條,說開春算賬。”老闆娘的手指擱在條子落款上,“冇算。人也冇了。”
燈不太亮。李雪梅看見老闆娘的手指在落款那個名字上停了一拍。
“周望春。”老闆娘把這名字念出來,像念一個不相乾的人,“這賬我等了五年,冇等到人來還。”
李雪梅把條子放回去,把自己的紙片收起來,疊好,塞回衣兜。院裡晾粉條的架子在暮色裡白成一片,她看了好一會兒,什麼都冇說。
老闆娘把半碗粥喝完,端著碗站起來,走到門口時回頭:“對了,前幾天也有個人來打聽周家的賬,問得細,連哪年的都問。”
李雪梅攥住衣兜:“什麼人?”
“一個男的,穿得挺體麵,說是周家遠房。”老闆娘想了想,“我看不像。遠房的親戚,不會連周老頭死前在哪家醫院看病都打聽。”
話音落,人出了門,聲音順風飄回來:“不管是誰,這賬不能爛在我這兒。”
李雪梅坐在賬房裡冇動。夜風灌進領口。她回到隔屋,從枕底下抽出紙片,就著窗外的光,在“城南關粉場”底下又添了一行字。鉛筆頭頓了頓,還是落了下去。
三個字,周望春。
她把紙片壓回枕底,躺下,盯著黑漆漆的房梁。
今年第一天,還剩二十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