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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發願要將自己在“紅學”探佚方麵的心得，以小說形式體現出來。經過不斷的努力，1993年完成了《秦可卿之死》，1995年完成了《賈元春之死》，1999年初完成了《妙玉之死》，這三部中篇小說，構成了一個係列，其中不僅破解了——秦可卿究竟是怎樣的出身？賈元春究竟是怎麼死的？妙玉最後的結局究竟如何？——這“三釵”之謎，也連帶把真本《紅樓夢》八十回後其他許多人物的下落、歸宿，做了交代。三部中篇小說，都發表在山東作協的《時代文學》雙月刊上——我要感謝他們延續多年而未曾減退的支援；1994年華藝出版社彙集我關於《紅樓夢》的文字出版了《秦可卿之死》一書，1996年出了增訂本，可惜排印中舛錯甚多，後來該社又把三部中篇和新的探佚文章以及原有的研“紅”心得諸文，重新出成一本《紅樓三釵之謎》，並精心校對、高質印製。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我之所以進入“紅學”探佚領域，如癡如醉地探究秦可卿、賈元春、妙玉等人物的真麵目、真結局，是因為我想從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審美追求中獲取營養。我知道，有的中國當代作家，不喜歡《紅樓夢》，甚至不能卒讀這部長篇小說。我以為，這恰恰說明，曹雪芹和《紅樓夢》是個性鮮明的。唯其率性呈現，纔不會是人見人愛，纔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纔會聚訟紛紜，纔會令有的人怎麼也找不到感覺，敬而遠之，甚或不敬而棄之。
秦可卿、賈元春、妙玉這三釵之謎，最難破解的是妙玉。不僅八十回後妙玉的結局究竟如何是個大謎，就是前八十回《紅樓夢》裡，妙玉那放誕詭僻的性格本身，也是一個謎——這性格是怎樣形成的？需要破解的，不僅是人物的“後傳”，其“前史”也令人意想懸懸。撰寫“三死”最後一“死”過程中，王蒙來電話，問及我“忙些什麼”，我在電話裡剛呐出“妙玉”芳名，他那邊便本能地反應道：“妙玉討人嫌！”此答令我甚喜。喜的當然不是他對妙玉的直感式評價，而是能以無遮攔的真性情相對，並無意中大大啟用了我解讀妙玉那招人嫌厭的乖僻性格的決心。王蒙的研“紅”，是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鶚的續書作為一個整體來發言的，無探佚之意；我則把高續視為與曹雪芹原著原意不相乾，甚至大相徑庭的另一回事；妙玉在前八十回中隻露出“過高”“過潔”的一麵，八十回後曹稿無存，而高續大加荼毒，也難怪不少讀者對她嫌厭，甚至視為“假惺惺”。我曾在1998年，兩次撰文探討妙玉性格及命運的底蘊，都發表於《解放日報》《朝花》副刊，現在把完成的《妙玉之死》和那兩篇文章對照，可以看出我的思路是在不斷地調整。我覺得我在《妙玉之死》中，對妙玉性格的形成、發展，以及那放誕詭僻的性格最終怎樣開放出淒美至善的人性花朵，做到了綿密細緻地層層推進，並自圓其說。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借妙玉之吟，有“芳情隻自遣，雅趣向誰言”之歎；我這探佚小說，至多隻是對曹公雅趣的一種刻意靠近罷了，但正如“疑義相與析”一樣，曹公如此刻畫妙玉性格命運的雅趣，也需要我們相與究析；我期待著同好的批評指正、詰駁論辯。
有人問我：你從事“紅學”探佚，寫這三釵之死，難道冇有某種對現實的關照寄托於內麼？那種狹隘的“關照”，如影射、比附，是冇有的。但廣義的、深層的關照，又是不言而喻的。這些“紅學”探佚文字裡，融化著我的生命體驗。我早在1978年，就寫過一篇現實題材的短篇小說《我愛每一片綠葉》，從內心深處呼籲尊重個性，二十多年來，這訴求一直貫穿在我的文字中，如最近由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非虛構長篇小說《樹與林同在》，更強化著這一旋律。我坦承，自己的性格是比較孤僻、比較難於被泛泛接觸的人理解與容納的，因此，解開妙玉那“討人嫌”的性格內核中的人性之謎，於我來說，也確有某種特殊的迫切性。既然“性格即命運”，那麼，我的性格，我的直麵現實的文字，乃至我的“紅學”探佚小說，融為一體，正是我無可逭逃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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