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 第五章：告子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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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是與孟子同時的著名儒家學者，其性無善惡論以及不動心、仁內義外等學說在先秦哲學史上獨樹一幟。但是，告子生平卻不為人所知。東漢趙岐注《孟子》時最早交待告子其人：“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 圍繞趙岐注，後世學者展開了激烈爭辯。就爭辯的內容而言，涉及告子與浩生不害、告子與《墨子》中的告子是否為同一人，告子與墨子、孟子等是否為師生，告子是否屬道家學派。本文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看法。\\n\\n1.告子與浩生不害\\n\\n趙岐、閻若璩、焦循等認為告子與浩生不害非為一人。但是，閻、焦二人卻又誤以為趙岐注告子為告不害，係將《孟子\\\"儘心下》中的浩生不害與《孟子》之《公孫醜》篇和《告子》篇中的告子混為一人。焦循雲：“趙氏以告子名不害，蓋以為即浩生不害也”，並引用閻若璩之語：“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醜》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注曰名不害” ，其實，趙岐並未混淆告子與浩生不害。其注浩生不害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未言“浩生”即“告”，浩生不害即告子，浩生不害兼治儒墨之道等等；其注告子，也未言告子是齊人。不能因告子和浩生不害同名而臆斷趙岐注告子有誤。曆史上，同名或同字者甚多，孔子弟子原憲與孔子之孫孔伋的字即皆為“子思”。孫世揚對焦、閻的“誤解”加以指責曰：趙注未嘗言浩生不害即告子，“告子之名不害，今雖不可考而知，亦無由知趙注無所本也”；閻氏謂趙氏誤注，“夫何以明其然邪？” 由上可知，告子、浩生不害為兩人，這本不成問題，由於閻、焦誤讀趙注而使之成為“問題”。也就是說，所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否為一人”乃假問題。\\n\\n2.告子與《墨子》中的告子\\n\\n趙岐注告子未曾論及《墨子》中的告子。《孟子》中的告子與《墨子》中的告子是否一人為後世所爭論。孫詒讓注《墨子》中的告子時引蘇時學之語：“……然此告子自與墨子同時，後與孟子問答者，當另為一人”，並以蘇說為是。這是說，《墨子》中的告子與墨子同時，《孟子》中的告子與孟子同時，而墨子和孟子又是兩個時期的人，所以，兩個“告子”不是一人。另外，孫詒讓還推測趙岐言告子“兼治儒墨之道”的根據也許是《墨子\\\"公孟》中所載墨子師徒談論告子的文字，從而錯把兩個告子當作一人。他說：“《孟子\\\"告子篇》，趙注雲：‘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趙氏疑亦隱據此書，以此告子與彼為一人。” 蘇、孫斷定《墨》、《孟》中的告子為二人，但是，孫詒讓所引蘇氏的論據不充分。假若告子年幼於墨子而年長於孟子，其年輕時遇見墨子，晚年遇見孟子，這種可能性應是存在的。孫氏推論趙岐注告子“兼治儒墨之道”，采用了《墨子》中的有關文字，冇有客觀依據，也冇有輔證材料。其在此基礎上得出趙岐“以此告子與彼為一人”的結論，當然缺乏可信度。事實上，趙注根本未涉及兩個告子間的關係，是孫氏想當然了。梁啟超不同意孫詒讓的觀點，他由《墨子\\\"公孟》“記墨子與告子語，而告子又曾與孟子論性”，“參合兩書言論”，斷言二者“為一人無疑”。\\n\\n此外，梁啟超還反駁孫詒讓曰：“孫氏據趙岐《孟子注》謂告子曾學於孟子，疑其年代不相及，因謂當是二人。今案《孟子》本文，無以證明告子為孟子弟子。非惟不是弟子，恐直是孟子前輩耳”。其實，《墨子》中告子的言論與《孟子》中告子的言論並無明顯相同處，這恰好說明二者不是一人。梁氏據此證明二者為一人，可謂用錯了證據。再說，告子是否係孟子弟子與《墨》、《孟》兩書中的告子是否為一人，乃兩個問題，即便告子未曾學於孟子，也不能直接推出兩個告子原本一人。孫世揚、李應南與梁啟超的看法相同，肯定《墨》、《孟》中出現的告子係一人，但未予係統證明。此外，郭沫若先生也肯定《墨》、《孟》中出現的告子係一人，但未作說明。龐樸先生斷定“墨、孟兩書中的告子實係一人”。龐先生的理由是：判定兩書中的告子是否一人，主要在於兩書所載的告子思想是否“一貫”。而“參合兩書言論，有兩個很明顯的共同點，一是兩書的告子都善辯；再是都不否定仁義。其實，先秦諸子多善辯，墨家也不否定仁義，就是初期道家也不否定仁義。龐先生的證據不甚充分。再說，龐先生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擬進一步弄清“兩書中的其餘各點，有無內在聯絡？它們與這兩個共同點（特彆是不否定仁義這點）有無必然關係？” 隻是龐先生冇有對其所提問題作論證。我們以為，趙岐雖未註明兩個告子有無關係，但是，若他們為同一人，趙氏極有可能注出；若不是同一人，趙氏似乎無必要說明，因為姓告而被尊稱為子者決非告不害一人。\\n\\n從這個意義上講，告子與《墨子》中的告子非一人。再從《孟》、《墨》兩書所載的兩個告子的言論來看，《墨子》中的告子與墨子的仁義理論有相通之處，至少，前者肯定後者的仁義觀，隻是他們躬行仁義的路徑不同而已。墨子曰：“仁義之為內外也，非”（《墨子\\\"經下》），反對仁內義外，也就是說，反對仁義的內外分彆，《墨子》中的告子應讚同墨子的這一主張（兩人的仁義理論相通），而《孟子》中的告子不顧孟子的駁難，堅決主張仁內義外。《墨子》中的告子自以為能“治國為政”，《孟子》中的告子則自始至終不言“為政”。此外，告子成名於人性論的研究，《墨子》中的告子未言及人性。兩個告子既然無絲毫相同甚至相似的思想，他們應是冇有學術聯絡的兩個人。當然，《墨》、《孟》兩書所載的兩個告子的思想分彆出於墨子師生、孟子本人的論辯需要，並非兩個告子的思想的全部，據此辨析兩個告子的關係，難免不當之處。不過，在新材料出現之前，我們基於現有資料所作的上述分析應是合理的。\\n\\n3.告子與孟子\\n\\n趙岐明確斷言告子嘗學於孟子，理由是“告子能執弟子之問”。事實是，告子與孟子屢屢論辯且非常激烈，告子並無謙卑之辭，而辯論又基本上采用孟子詰難、告子辯護的形式，並非趙岐所言的告問孟答。因此，趙氏的理由不成立。胡煦從趙氏觀點，謂：“告子，孟子之弟子也。” 其理由是：告子對於性“往複辨論，不憚煩瑣”，且“由淺入深，屢易其辭”，最後歸向“性善之旨”，即迴歸孟子的性善論。為此，他論證道：“其始杞柳之喻，疑‘性善’為矯揉，此即性偽之說也。得戕賊之喻，知非矯揉矣，則性中有善可知矣。然又疑性中兼有善惡，而為湍水之喻，此即善惡混之說也。得搏激之說，知性本無惡矣。則又疑‘生之謂性’，此即佛氏之見也。得犬牛之喻，知性本善矣。則又疑‘仁內而義外’，及得耆炙之喻，然後知性中之善，如是其確而切、美且備也。” 此是把孟告論辯時的文字加以歪曲，設想出所謂告子走向性善之路，完成對自我的否定。蘇時學雲告子是“與孟子問答者”，孫詒讓引之而未予解釋，梁啟超便以為：“孫氏據趙岐《孟子注》謂告子曾學於孟子”，認為孫詒讓視孟子為告子師。其實，蘇氏的告子“與孟子問答”，與其說依據的是趙注，不如說依據的是《告子》篇；與孟子問答也不可等同於問學於孟子。客觀地說，孫、蘇二人對告、孟關係未作說明，梁啟超曲解孫、蘇文字，意在反駁孫、蘇的兩個告子是二人的說法。閻若璩、梁啟超、孫世揚等排除告、孟師生說。閻氏以為告子嘗學於孟子、執弟子之問等為趙岐“臆度” ，梁啟超由《孟子》文字出發，斷定《孟子》中告、孟論辯的記載，“無以證明告子為孟子弟子”。梁氏的這一證據異常堅實，可惜冇有展開並予以說明。孫世揚則從三個方麵證明告子非孟子弟子：《孟子》中的《公孫醜》篇、《萬章》篇均以弟子之名命名，而《告子》篇以“告子”名篇，“稱子而不名，蓋尊之亦遠之爾”；《公孫醜》篇有孟子所雲：“告子先我不動心”，其“先我者，蓋謂其年齒長於我也，非必如趙注所謂未四十也”；孟子與告子問答時不稱告子之名，應答弟子之問時亦不稱告子之名。概言之，《孟子》稱告子為子，告子年長於孟子。孫氏抓住告子被尊為“子”，否定孟告有師生關係，頗為精彩。因為公孫醜、萬章、陳臻等孟子弟子均未被稱作“子”。不過，孫氏從年齡的角度探討孟告關係，似不可取。因為長幼關係不能完全等同於師生關係，二者標準不一。學生同老師年齡相近或長於老師的現象並不是冇有。例如，顏路、顏回父子同師於孔子，而顏回比孔子小三十歲，依此推算，顏路與孔子年歲相仿，且有可能年長於孔子。再說，孫世揚解“先我”為“年齒長於我”是錯誤的；孫世揚、梁啟超等謂告子年長、告子恐是孟子前輩，是基於《墨子》中出現的告子即是《孟子》中的告子這一假設或前提。就目前的材料分析，尚無法確證二人的長幼。我們以為閻、梁、孫三人關於孟、告無師生關係的觀點基本可信。通過比較告子與孟子諸弟子的言論和事蹟、告子與孟子的哲學思想，我們會更清晰地看出這一點：（1）告子與孟子諸弟子有“異”。據趙岐《孟子注》考釋，孟子弟子有告子、樂正子、公孫醜、孟仲子、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陳代、彭更、萬章、鹹丘蒙、屋廬子、桃應、滕更、盆成括等十九人。不過，依從《孟子》文字，季孫、子叔、高子不似孟子弟子，恐為趙岐誤注。這樣，孟子弟子隻有十六人。除告子以外，孟子另外十五名弟子或問學於孟子，或在孟子與第三者之間傳話，或為孟子效力，或被孟子褒貶（評價），或兼而有之。其中，問學者最多。告子載於《孟子》的《公孫醜下》和《告子上》。前者記述孟子和公孫醜關於告子“不動心”的問答，二人均稱告子為“子”；後者記載告子與孟子關於人性問題、仁義內外問題的論辯，而辯論的形式是孟子問、告子答。可見，告、孟不應存在師徒關係。（2）從哲學思想內容上看，孟、告二人不相同。在人性的本質、內容與價值方麵，告子以人的自然本性為人性本質，以食色為代表的感官需求和**為人性內容，以性無善無不善排除人性的倫理價值的兩麵性，持守人性價值的中立性；孟子則以人的社會道德屬性為人性本質，以仁、義、禮、智為主體的道德規範為人性內涵，以性善論高揚人性的道德意義。在義之於人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方麵，亦即義的成因方麵，告子力主“義外”，宣稱仁由己而發，義因彼而生；仁為我固有，義非我預有，“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並舉例論證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孟子\\\"告子上》）。這是說，屬於仁的“愛”發自於我，屬於義的“長”（尊敬）產生於對方年長。而孟子認定“仁義禮智根於心”（《孟子\\\"儘心上》），即道德根植於心靈，而強調道德的內在性、先天性，持守“義內”說。在“不動心”的精神境界方麵，告子的“不動心”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肯定後者，批判前者。由“動心”走向“不動心”的過程，就是培養勇氣的人生煉養過程，即孟子所宣揚的養“浩然之氣”的過程。由於孟子主張義內在於人，便以為浩然之氣“配義與道”，乃“集義所生”（《孟子\\\"公孫醜上》），並據此指斥告子的“義外”說未明義之本質與由來。如果告子是孟子門徒，其思想內容應與孟子相同，或有所同，或者，至少有孟學影響的痕跡，絕對不會是我們現在所知的這般模樣。此外，從爭論的情形來看，孟子僅僅是站在自己的立場批駁對方，並未擊倒對方，其在義內、義外的爭辨中尚處於劣勢。比較合理的解釋隻能是，告子與孟子無師生關係，二者的論爭是兩種思想觀點、兩個哲學家的對等的交鋒。\\n\\n4.告子與墨子\\n\\n否認告子與《墨子》中的告子為一人者均未觸及告、墨關係。原因是，告子與孟子同時，與墨子不相及。這樣，墨子是否為告子師即不成為問題。而肯定兩個告子是一人者，大多認為告、墨有師生之緣。曆史上，趙岐最早謂告子兼治儒墨之道，指出告子有習墨的經曆，但其告子“嘗學於孟子”之語隱含有否定告子師從墨子的可能性。翟灝引《管子\\\"戒》“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仁義之為內外也”，《墨子\\\"經說下》“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墨子\\\"公孟》“二三子複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未作任何分析，論證告子“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乃墨子弟子。翟氏的論據經不起推敲。其一，《管子\\\"戒》係後人追記管仲對齊桓公的勸戒，其“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很可能為稷下學者所加。再說，《管子》是稷下學者的作品集，《戒》篇所記管仲話語的真實性值得懷疑。在先秦思想史上，拔高仁的位置，論述仁的內涵與價值應始於孔子。其二，翟氏所引《墨子》史料有斷章取義之嫌。實際上，墨子及其後學是反對仁內義外的。《經下》原文為：“仁義之為內外也，非”，《經說下》原文為：“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利，彼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這是說，仁義（愛利）是內在的，無內外之分；仁義的對象（所愛所利）是外在的，亦無內外之分。“義外”是混淆了義（利）與義的對象（所利）這兩個概念，錯把義的對象當作義。事實上，告子“義外”指義產生於外在對象，墨家後學先設定“義內”，再把告子的“義外”解釋為義的對象是“外”，未得告子意，顯是誤解。其三，《墨子\\\"公孟》中的文字是否能夠證明墨子與《墨子》中的告子是師生關係，不是本文討論的範圍。即便這二人是師生關係也不能證明墨子與《孟子》中的告子是師生。前文已述，兩個告子各為一人。孫世揚、李應南皆謂告子為墨子弟子。孫氏雲告子“嘗學於墨子，趙氏謂其兼治儒墨之道，信矣”；李氏雲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嘗學於墨子” 。但孫、李二人均引《墨子\\\"公孟》的相關史料作證，與翟灝陷入相同的誤區，即以兩個告子為一人，以《墨子》的有關文字證明墨子與《孟子》中的告子的關係。我們以為，從《孟子》的記載來看，看不出墨子與告子有絲毫聯絡，更看不出二人有所謂師生關係；比較告、墨學說，甚至難以發現告子曾經有習墨的痕跡。大體上，告子未受墨家影響。第一，如前文所述，告子提倡仁內義外，墨家反對仁義的內外分彆。並且，告子仁義並稱，而墨家“貴義”。墨子曾雲：“萬事莫貴於義”（《墨子\\\"貴義》），義是“天下之良寶”（《墨子\\\"耕柱》），把“義”的價值推向極至。第二，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不動心”等理論，墨家不但冇有，而且基本上未對心、性作哲學闡釋，將之剔出哲思的範圍；墨家的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誌、明鬼、非樂、非命等主張，告子同樣未有涉及，而且未將天命鬼神、社會政治等納入自己的哲學視野。此外，告子曾以“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孟子\\\"告子上》），論證性無善無不善，含有性的發顯有善惡兩種可能性。這與《墨子\\\"所染》篇旨類似，論證手法一致。或許有人會據此說明告子受墨子影響。可是，據王充雲：“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論衡\\\"本性》）。這裡，王充把告子人性論的源頭推至《詩》及其《傳》。此外，考慮到孔子刪《詩》，孔門後學為之作《傳》這一事實，《墨子\\\"所染》中的“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反而出自儒家，《所染》的旨意也是儒家思想的發揮。\\n\\n5.告子與道家\\n\\n崔述在《孟子事實錄》卷下之《雜紀》中雲：“《孟子》書中凡所辯者多楊、墨之說，不必其明言楊、墨也。是故，性之猶杞柳，猶湍水，生之謂性，食色之為性，皆楊氏之說也……”。這裡，崔述以為告子祖述楊朱人性學說，這意味著告子曾習道家，深受楊朱影響，有可能是楊朱學派的人物。我們認為告子與楊朱之間不存在學術聯絡，告子更不可能屬於道家中的楊朱學派。第一，楊朱思想的核心是“貴己”（《呂氏春秋\\\"不二》），即“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論訓》），講求內保全本然之性（真），外不被物傷，身心超離內外束縛，自在自由。這是對個體生命存在意義的形上提煉。由於“貴己”不符合仁義，孟子解之為“為我”（《孟子\\\"儘心上》），把楊朱對生命價值的肯定歪曲為人我關係層次上的極端利己。這表明，楊朱哲學超越了道德境界，楊朱之性屬形而上的本然之性，楊朱“貴己”專注於自我的存在價值。而告子之性指形而下的食**望，告子的性無善惡是從人我關係的層麵、從倫理道德的維度探求人性的價值指向。第二，楊朱的另一重要思想是名辯。《莊子\\\"駢拇》言楊朱與墨子一樣，“駢於辯”，“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告子善辯，卻冇有名辯理論。第三，告子的仁義思想、不動心境界，楊朱均未論及。郭沫若先生在論述告子的學派歸屬時說：“（告子）關於性的主張是道家的看法，而他不非毀仁義還保持著初期道家的麵貌。” 這是說，告子乃道家人物，屬道家學派。我們知道，老子不言“性”，與告子同時的莊子所言的性指“生之質”（《莊子\\\"庚桑楚》），也即人之得於道的內在生命特質，因此，郭先生謂告子“關於性的主張是道家的看法”的看法，是不準確的；先秦諸子中不非毀仁義的學派還有儒家、墨家等，從告子不非毀仁義來判斷告子屬道家，也不準確。此外，郭沫若先生認為《管子》中的《心術》、《內業》是宋鈃、尹文一派的遺著，又認為告子的“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公孫醜上》）“分明是‘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管子\\\"心術下》）的另一種說法” ，從而又推斷告子不僅屬道家，而且是道家中宋鈃一派。關於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前文已述，乃指“不動心”的精神境界，它涉及言、心、氣三者的關係，至於《管子\\\"心術下》的“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則是指心之修養方法，它涉及物、官、心三者的關係，二者具有本質不同，以此證明告子屬道家中的宋鈃、尹文學派，不妥。再說，郭先生謂《心術》等篇係宋鈃、尹文遺著的觀點，也受到學界的質疑。龐樸先生受郭沫若先生所影響，認定告子“是一位道家者流” ，其論據同郭沫若先生頗為相似。這裡，不再重複說明。由以上的辨析，我們可知，告子姓告，名不害，與浩生不害、《墨子》中的告子均非一人，與墨子、孟子無師生關係；告子不是道家人物，更不是楊朱學派或宋鈃、尹文學派中人。關於告子的學派歸屬，我以為告子是儒門中人，我在《告子哲學的儒家歸屬》中有較為詳細的論證。\\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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