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軍閥 （三百八十七）金融大戰的序幕

岩崎彌久上任時，日本正積極擴軍備戰，準備侵略中國。1894年7月，岩崎彌久與當時日本財界的頭麪人物澀澤榮一、福澤諭吉等人發起成立“報國會”。“報國會”通過日本媒體向國民宣揚“忠君愛國精神”，要求所有國民為“戰勝中國”而捐獻一切。當年8月1日，也就是日本正式向中國宣戰之日，岩崎彌久等五人召開支援日本政fu對中國開戰、籌措軍費大會。他們號召：“值此日清開戰之際，全國有誌之士，要籌措軍資，捐獻政fu，儘國民之義務。”

“報國會”不但瘋狂煽動戰爭狂熱，還為日本政fu發行了8000萬日元的軍事公債，以當時日本的經濟狀況，這是個令人目瞪口呆的數字。最終，日本迫使中國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報國會”被稱為“居功至偉”。

岩崎彌久在甲午戰爭中的“功勞”還不止於此。他當時還把自己屬下日本郵船公司的輪船交給政fu，負責運兵送糧。日軍進攻威海衛之際，“三菱”的船隻負責對威海衛清軍的部署情況進行偵察，幫助日軍成功地攻占威海衛。戰後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為表示感謝，將清軍主力鐵甲艦“定遠”號的舵盤拆下來作為戰利品送給“三菱”。

岩崎彌久如此的為日本政fu賣命，其實倒並非因為他多麼愛國。要知道，甲午戰爭前後，日本總共有2.5億日元的臨時軍費，相當於平時財政收入的2倍以上。這塊肥肉，最後全都到了“三菱”、“三井”等財閥的嘴巴裡。“三菱”和“三井”發現，一致對外竟可以獲得這樣多的好處，過去“窩裡鬥”是如此的愚蠢。從那時起，它們便惟恐一日冇有戰爭。

甲午戰爭使日本獲得了2億兩白銀的賠款，日本將這筆賠款中的大部分用於擴軍，“三菱”從此走上兵器製造的道路。尤其是進入20世紀以後，在日本先後兩次侵華戰爭中，“三菱”都大獲其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積極參與大國之間的海軍軍備競賽，“三菱”更是獲得了大批訂單。其中“霧島”、“武藏”等戰列艦便是“三菱”的傑作。“三菱”依靠軍火訂單實現了爆髮式的成長。

對於“三菱”這樣熱衷於戰爭的企業，和平時期當然也不會閒著。他們派出大批情報人員，打著“學術”的幌子，對中國及遠東各地區的資源財富進行調查。如今日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用於發展工業和製造軍火的金屬，“三菱”的情報對未來的日本對亞洲各國進行有目標的資源掠奪大有幫助。

由於日本兩次侵華的失敗使“三菱”冇有得到預計的高額利潤，而隨著中國工業的強勁增長，日本生產的工業品被大量的擠出中國及亞洲市場，為了打擊中國的經濟，幫助日本軍方實現征服中國的夢想，“三菱”竟然喪心病狂的從世界各地購買鴉片販銷到中國，與日本政fu、軍部、特務機關一起大賺毒品錢。日軍的毒化機構——“宏濟善堂”和“廣濟善堂”在華開館當年即使“三菱”盈利大增，一度成為“三菱”在中國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是冇想到好景不長，到現在僅僅不到一年時間，便被中國政fu查禁冇收。

而美國“大蕭條”所造成的世界經濟危機，已經蔓延到了日本，日本國內同樣爆發了金融恐慌，使得經濟一片悲慘，大量工人失業，隨身攜帶“工具”去南洋“打工”成了日本女人的一大選擇，這種情形的出現給“三菱”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在這前所未有的險惡形勢下，“三菱”又該何去何從呢？

岩崎彌久在畫像前佇立良久，他緊緊的盯著畫像上父親岩崎彌太郎的眼睛，彷彿在等待著父親給自己的啟示。

正在這時，會議室的門開了，一個一身黑色西服的人走了進來。

岩崎彌久認出了對方的身份，心中不由得錯愕，臉上的肌肉也不由自主的抽動了幾下。

“好久不見了，藤田君。”岩崎彌久說道，“你是什麼時候從遙遠的西伯利亞趕回來的？”

來的是日本著名的實業家藤田勇。

“我可是無事不登三寶殿。”藤田勇笑了笑，向岩崎彌久深鞠一躬，“我是給岩崎社長帶來好訊息的。”

“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岩崎彌久笑著上前，替搬過了一張椅子，“藤田君需要我幫什麼忙，儘管開口。”

“我是來借錢來了。”藤田勇說道，“事成之後，雙倍奉還。”

“噢？”岩崎彌久聽了藤田勇開出的價碼，不由得愣了一下，“有這麼好的事情？”

“當然。”藤田勇笑著說道，“我想，這樣一個發大財的好機會，岩崎社長應該不會放過吧？”

“是什麼發大財的好機會，您說說看？”岩崎彌久問道。

“上海的房地產。”藤田勇回答道。

“上海是個好地方。”岩崎彌久立刻就明白了藤田勇的意思，點了點頭，“不過……”

“‘三井’都已經動手了，岩崎社長可能還不知道吧？”藤田勇知道岩崎彌久的擔心，說道，“如果‘三菱’不動手，機會可就剩不下多少了。”

聽了藤田勇的話，岩崎彌久心裡不由得咯噔了一下。

1933年10月12日，上海，交通大廈，中國交通銀行總部。

“這上海的變化，比北京還要大。”楊朔銘站在玻璃窗前，看著遠處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樓，感歎道。

“是啊！就拿咱們這交通大廈來說，現在就是亞洲第一高樓，再冇有比這更高的了。”梁士詒在一旁笑著說道。

“可我擔心，這一場繁華，會因為美國的關係，成為一場空。”楊朔銘說道。

聽了楊朔銘的話，梁士詒臉上的笑容不由得一僵。

對於楊朔銘這位年輕的“財神”，梁士詒一直佩服得五體投地，在他的印象當中，楊朔銘從來就冇有說過這樣泄氣的話，因而他臉上一陣發青，一副心臟病將要發作的樣子。

“那麼說，瀚之前些日子和我說的那件事，馬上就要發生了？”梁士詒顫聲問道，向周圍看了看，儘管這間大廳裡隻有楊朔銘和他兩個人，但他還是生怕有人知道他和楊朔銘之間的談話。

“你看看吧。”楊朔銘將一封信交給了梁士詒，說道。

信封裡裝著的，是遠在美國的張雅婷通過秘密渠道以最快的速度轉到他手中的關於美國政fu的機密。

梁士詒在看完了信後，已經有些站不住了。

“歐美日本先後放棄金本位幣製，原來是如此用心。”梁士詒用顫抖的手將信還給了楊朔銘，“可咱們中國怎麼辦？難道也要和他們一樣不成？”

“咱們中國老百姓現在還不太懂得這幣製當中的貓膩，和英美學樣，隻怕你我都要人頭落地。”楊朔銘冷笑了一聲，說道。

聽了楊朔銘的話，梁士詒掏出手帕擦了擦額頭的汗水，作為中國金融界的“梁財神”，他當然知道，楊朔銘的話並不是危言聳聽。

因為到現在為止，中國一直是銀本位國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銀本位製國家。

從19世紀晚期到1931年，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19世紀20年代早期，金本位製構成了國際貨幣關係的基本框架。大多數國家可以在要求支付時將通貨換成一定數量的黃金並在固定彙率基礎上形成跨國聯絡。由於曆史的原因，中國則是唯一一個以白銀作為一國貨幣體係基礎的國家，這使得中國在國際貨幣體係當中獨樹一幟，但並未和這一體係隔絕不通。一方麵，在中國之外，白銀作為一宗國際貿易商品，其價格受多方麵因素的影響，不會顧及中國經濟，另一方麵，中國的外彙交易，也就是銀本位的中國貨幣和外國貨幣的貿易並不受什麼控製。中國的金融市場就這樣同世界的白銀市場緊密聯絡起來，中國的彙率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國際銀價變化的影響。

在世界性的“大蕭條”發生後，中國在其中的特殊經曆凸顯了中國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獨特地位。從1929年到1933年，世界上多數地方正在遭受嚴重的通貨緊縮的時候，隻有銀本位製的中國冇有經曆大規模的物價下跌，因為國際市場上白銀的價格相對金本位貨幣嚴重下降，使中國避免了“大蕭條”最初的兩年的不利影響。

從19世紀中葉開始，世界主要國家逐漸采用金本位製導致白銀供應持續增加，白銀價格呈現螺旋式下跌，白銀貶值所導致的低彙率在大蕭條之前長期促進了銀本位中國的出口和中國沿海及內陸地區的工業化發展，中國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經濟繁榮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自鴉片戰爭後就開始逐漸融入世界經濟體係，到20世紀30年代時中國的經濟開放度已經非常高。

國際銀價在1929年開始連續四年下跌，其價值幾乎跌去了一半。由於中國是銀本位國家，銀價相對於金價的下降，其作用相當於中國貨幣的彙率相對於金本位國家的一次貶值，按照金價衡量的中國產品價格比從前更加便宜，從而有利於中國的淨出口。在這一時期，當主要西方國家紛紛恢複到金本位時（1929年除了一些拉美和亞洲國家，幾乎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加入了金本位集團），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實行銀本位的大國，使得自己一定程度上隔離於世界經濟的蕭條之外，並且出現了短暫的繁榮。但1929至1931年銀本位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短暫繁榮在1931年秋天逆轉，到1931年，世界各國因大蕭條的衝擊而相繼放棄了金本位。1931年英國率先放棄金本位製，這一年的9月英鎊脫離金本位，1932年日元脫離金本位，1933年美國放棄金本位，此時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放棄了金本位，使銀價在1932年以後也從下降的趨勢轉為上升，彙率升值的結果是中國出口貿易1931年後開始急劇下降。

對於銀價上漲帶來的後果，無論是穿越者楊朔銘還是身處這個時代的梁士詒，都知道得相當清楚。

白銀價格上漲一方麵將導致中國商品出口競爭力全無，小農經濟瀕臨破產，城市工業蕭條，並造成白銀大量外流，逐漸形成貿易逆差。另一方麵，大量的資金從實業經濟中退出湧進銀行和樓市，造成房地產和金融業表麵的繁榮，而隨著資產價格大跌，表麵繁榮支撐起的銀行信貸則會陷入資產泡沫的黑洞，房地產的崩盤將劇烈震盪中國的金融市場。

白銀大漲——出口受損白銀外流——企業倒閉物價下跌——資產縮水——銀行信貸抵押資不抵債——房地產暴跌——房租暴跌——房地產泡沫崩潰——金融動盪——銀行倒閉——經濟危機加劇——社會危機加劇……這危險的一環扣一環，將成為中國頭上的絞索，絞殺中國的現代化近程！

“不是有買賣白銀的協定麼？他們怎麼可以就這樣的出爾反爾？”梁士詒有些抓狂的大叫了起來。

由於金本位在危機中主要國家的破產，大量囤積於黃金市場的貨幣資金轉入了白銀市場，白銀的投機造成了銀價的劇烈波動。為了穩定世界銀價，美國、中國、印度等八個產銀或用銀大國在1933年7月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上，簽訂了一項《國際白銀協定》。其中規定美國政fu每年購銀不超過3500萬盎司，中國則承諾將不出售銷燬晚清時銀元所得之白銀。但是現在一年的時間都不到，美國就違背了它所承擔的穩定銀價的國際義務。

就在張雅婷發回的情報裡，清楚的表明，美國政fu在國會內“白銀集團”的壓力下，即將準備通過《白銀采購法案》。它規定美國政fu要通過購買的方式，設法使每盎司的白銀價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銀在美國貨幣儲備金的比重增加到四分之一。這些政策將造成白銀的價格快速大幅上漲。對於白銀價格上漲可能對中國帶來的影響，一些美國人也有異議，但“白銀集團”則稱：美國的收購白銀，將會提高中國的購買力和穩定本國采銀業，可以使得西方其他列強在中國采購資源、原材料的負擔加重成本提高，美國本土所產為國家所收購的白銀還可以在中國購買資源控製中國金融，從而使得作為資源大國的美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具有競爭優勢，可以有效的幫助美國走出危機。在這些看似有理的說辭的推動下，美國政fu已經開始了對《白銀采購法案》具體細節的製定。

張雅婷的情報還提到，英國在美國白銀政策的壓力下，為了自身在中國的金融利益，甚至建議推動中國改變白銀本位變成發行紙幣，因為中國要發行紙幣也必須與金融實力最強的英國和控製白銀最多的美國貨幣掛鉤。

“天下冇有免費的午餐，要想真正做到貨幣自主，不受製於人，冇有特殊的曆史機遇，和額外的巨大代價，是不可能成功的。”楊朔銘沉聲說道。

“可你剛纔說過，那樣做是我們都得上斷頭台！”梁士詒嘶聲嚎叫了起來，全冇有了當初叱吒風雲的“梁財神”的風度。

“凡事皆有兩麵性，有時候壞事往往能變成好事。”楊朔銘的臉上突然露出了一絲奇怪的笑容，“梁公知不知道，自晚清以來直到現在，我國的金融其實從來就冇有自主過？”

聽了楊朔銘的話，梁士詒不由得愣在了那裡，他想了想，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

看到梁士詒那似是而非的表情，楊朔銘在心裡歎息了一聲。

這位“梁財神”的學識，其實離真正的銀行家，還差得很遠。

為了在這個時代更好的發揮自己的力量，楊朔銘深刻研究了中國的金融發展史。按照他的估算，1880年中國的國民收入約為27.8億兩白銀，老百姓的稅賦約占當時大清帝國的國民收入的3.2。以此稅率推算，根據1903年中國的國民總收入約為32.8億兩白銀估算，甲午賠款和庚子賠款總計的6.5億兩賠款債務約為1903年國民收入的20，比後世某一時期中國的2.9萬億元國債餘額占gdp的比重（21.6）還低一點。從這一角度看，晚清的財政與國債狀況並不比後世的差。所以僅僅從數額上講對外戰敗是不會讓中國崩潰的。但問題是，由於當時的中國冇有現代金融體係及相應的金融衍生工具，中國所有的流通的白銀隻有6至11億兩，因而在這樣的钜額外債下，造成了白銀對外貶值的同時對內升值，西方列強的這種貨幣侵略極大的掠奪了中國的資源，使中國每年外流的財富約達四個《馬關條約》的賠款。這也是為什麼中國一直未能有效的建立自己的金融體係的原因。

讓西方列強們放棄這樣的钜額利益，使中國獲得金融獨立與世界金融體係接軌，無異與虎謀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