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故事 Chapter 39 THE JAPANESE EMPIRE 日本帝國

日本，在以向鄰國擴張開啟它征服世界的“大業”之前，是一個由500多個小島組成的國家，這些島嶼呈半環形分佈於北麵的堪察加半島和南麵的中國廣東省之間，兩者距離相當於從歐洲北角到非洲撒哈拉沙漠的中心。

各島大小不一，介於英格蘭、蘇格蘭的總和與曼哈頓島[1]之間。518個島嶼上生活著約6000萬人。最近的數據顯示，日本總人口已經超過了9000萬，但其中包括2000萬朝鮮人和好幾個世界大戰後纔剛剛併入日本領土的波利尼西亞島嶼。

無論如何，從實用角度出發，記住以下幾個地名就足夠了：本州島，中心主島；北海道，位於北部的日本第二大島；四國和九州島，緊鄰本州島南側的兩大島嶼。首都東京位於本州島中部肥沃的平原地帶，有200萬居民。橫濱則是東京的港口。

另一個更大的城市是大阪，位於同一個島的南部，是日本重要的紡織業中心。大阪以北坐落著京都（東京Tokyo就是京都Kyoto掉了個個兒），那是帝國的古都。你偶爾可能從報紙上看到的城市還有神戶和長崎，前者是大阪的港口，後者位於九州島南部，是所有歐洲來船最方便到達的港口。

至於“江戶”這個名字，你常常會在曆史書裡看到，它就是東京在幕府時代的名字。1866年，幕府將軍失勢，日本天皇從京都移居江戶，並將它改名為東京，自此，它開始飛快地發展，直至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然而，以上所有城市都處於隨時可能毀於一旦的威脅之下。日本的島嶼都隻是亞洲大山脈突出的外延（日本海、較淺的黃海和中國東海的成形都非常晚，就像將英國變成島嶼的北海一樣），屬於綿延庫頁島至荷屬東印度群島中爪哇島一線的火山山脈。更有甚者，這些火山都處於持續活動的狀態。地震觀測數據顯示，僅1885年至1903年間，日本就發生過27，485次地震。也就是每年1447次，每天4次。當然，其中絕大部分都無關緊要。最多不過茶杯裡蕩起一圈水紋，靠牆的椅子哢嗒一響。然而，如果你知道古都京都在建成以來的十個世紀裡曾1318次因地震而搖晃，就能大概明白這個島國麵對的是什麼了。在那1318次地震中，194次被歸類為“強烈地震”，34次確定屬於“毀滅性地震”。1923年9月的那場地震幾乎將京都夷為平地，逾15萬人喪命，某些小島被抬高了兩三英尺，而另一些則沉入水下。這次地震距我們如此近，所有人都還記憶猶新。

人們常常將地震與火山活動聯絡在一起。的確，有的地震無疑是火山噴發所致。但大部分地震的原因都是表層土壤下岩石層的突然滑動。如果移動距離不出兩三英寸，可能隻會引發小小的動盪，倒幾棵樹、幾叢灌木，可如果它們剛巧移到了對的位置（說是“錯誤的位置”似乎更恰當），就可能帶來像1755年裡斯本地震或1920年中國廣州大地震[2]一樣的災難，前者死亡人數為6萬，後者則可能高達20萬。據一位權威地震學專家的保守估計，近4000年來，也就是所謂人類“有史以來”，死於地震的人口數字可達1300萬，無論怎麼說，這都是個相當驚人的數字。

當然，幾乎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地震。就在一年前，北海海底還因為一場地震發生過劇烈的震盪，就連斯海爾德河和萊茵河入海口處的灘塗也跟著顫抖，頗讓挖蛤人心驚膽戰了一下。可海麵上依然波瀾不驚。日本諸島則不同，它們位於高高的山脊之巔，東側是直落而下的海底深穴，那也是我們的科學家們到目前為止能夠觸及的地表最深處。著名的塔斯卡羅拉海淵深度超過28，000英尺，僅比菲律賓群島和馬裡亞納群島（或者叫“強盜群島”）間最深海溝的記錄少6000英尺[3]。無疑，日本半數以上災難性的地震發生在東海岸並非巧合，在那裡，海岸陡然下沉了約6英裡。

然而，不管怎樣，日本人同大部分生活在地震帶上的人們一樣，很少為了這時時刻刻威脅他們安全的情況而睡不著覺。他們照樣耕田種地，陪孩子玩耍，照樣吃飯，被查理·卓彆林逗得哈哈大笑，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過往的經驗教會他們修建一種紙板似的房屋，或許冬天有些不擋風，卻能在震動來臨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傷害。當然，如果他們想要模仿西方修建高樓大廈，就像在東京那樣，那麼危害也會無限放大。在克服這種不可避免的地理障礙方麵，日本總體上做得比其他國家都要好。比如，泛泛說來，他們似乎成功做到了讓生活比西方大多數國家都和諧得多，在冒險開拓方麵也更討人喜歡。我所說的並不是畫著藝伎坐在櫻花樹下喝茶的漂亮明信片，也不是蝴蝶夫人的玩偶劇場。隻是在複述所有旅行者曾經告訴我們的那個從前的日本，那時候它還冇有放棄它古老的傳統、習俗和禮儀（特彆是禮儀，它們似乎相當優雅），也冇有試圖將自己的島嶼變成芝加哥或威爾克斯-巴裡的郊區。這不可思議的改變將過去的日本變成瞭如今的模樣，無疑也影響到了美國人自己的安全與幸福，並必將以日益增長的態勢繼續影響下去。關於這些人，我們至少應當明白一點，無論我們喜歡與否，隻要太平洋不乾涸，他們就始終都會是我們的鄰人。

日本的曆史比中國短很多。中國的紀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37年（大約是胡夫開始修建他的小金字塔時），而日本最早的記錄隻見於公元400年。那個時候，現在所謂的“日本民族”已經存在了。不過，嚴格說來並冇有什麼“日本民族”，同英國人一樣，日本人也是混合的產物。最初的居民是蝦夷人，入侵潮連續三次發生，一步步將他們趕到了更北端的島嶼，一次來自中國南方和馬來半島，一次來自中國中部，一次來自中國東北和朝鮮。結果就是，日本的文明之初事實上就是中華文明的延伸，日本人懂得的一切都是從中國學來的。

自從效仿中國人，允許自己轉奉佛教以來，它與中國的關係就越發親密。然而，當新的教義取代了舊的，新教義不可避免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舊教義的影響。這是所有傳道者都不得不學習的課程，無論他們是傳播基督教、伊斯蘭教還是佛教。第一位佛教的傳播者在公元6世紀抵達日本，他發現，日本人已經發展出了一套植根於本土的自有宗教係統，可以說，這套係統非常符合他們自己的需求，那就是神道教。其名稱出自“神道”一詞，字麵意相當於“神聖之途”。和亞洲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拜鬼信仰比起來，這要高級得多。它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代表著無所不能的力量，教導人們，無論以何種方式使用這種力量，都得對其負責，因為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後果都是不可逆轉的。日本目前的官方宗教即是佛教與神道教的混合體。它格外強調個人對於社會整體負有的責任。日本人本質上與英國人彆無二致，都是島民（未必是與世隔絕的人），有一種非常誠摯而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自己對國家負有某些確定無疑的責任。同樣，神道教也很強調對祖先的尊崇。但它倒不至於將這種崇敬發展到中國那樣荒唐的地步，後者將那麼多土地用作了墓地，令死者主宰生者，令墳墓占據了原本應當用來種糧食的空間。

中國與日本文明的大分裂直到非常近期才發生，那已經是16世紀下半葉的事了。日本經過了漫長的混亂時期，一個個獨立的小領主相互間征戰不休，對天皇的關注還不及神聖羅馬帝國的騎士對他們皇帝的關注，終於，一位鐵腕強權者接掌了zhengfu。

800年前，在遙遠的歐洲，“大管家”們將古老法蘭西王國的國王推進了修道院，自己接掌了國家。由於他們比被取代者更適合這個位子，並冇有人站出來反對。在忍受了將近四個世紀的內戰後，日本人也不在乎究竟是誰在統治著他們，隻要能帶來安寧就好。因此，當朝廷的最高官員，威名赫赫、富甲天下的德川家族的領頭人獨攬國家大權時，日本人並不反對，也冇有急忙衝出來維護他們世代相傳的統治者。這位日本的“大管家”將天皇變成了某種人間的神、所有日本人的精神之父，但是，正是出於高遠的完美神性，他必須隱身於大多數民眾的視野之外。

這樣的政治架構持續了幾乎整整兩個世紀。幕府將軍們在東京運籌帷幄，天皇們在京都寂靜的宮殿裡奢華的屏風背後虛度時光。正是在幕府時代，日本接受了嚴苛的封建體係，從而對其國民性格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並一直延續至今，甚至在實現工業化已近80年的今天，日本人骨子裡依舊還是封建主義者，對於生命的思考方式與他們的歐洲和美國競爭者完全不同。完善這套架構的細節花費了一些時間，但在1600年之後，日本社會便分成了界限分明的三個不同團體。最高一級是大名，封建貴族成員，大領主。第二等級是武士，世襲的戰士，等同於中世紀歐洲的騎士。其他所有人都屬於第三等級，庶民，或者說，平民。

這套係統並不完美，但曆史早已用無數事實告訴我們，廣大民眾從來不會對任何政治管理理論有太大興趣。所有普通公民會問的隻是：“它有用嗎？能確保我生活太平，擔保我的勞動所得、我的血汗錢確實能歸我所有，不會被人隨隨便便拿走嗎？”

在兩個多世紀的時間裡，這套體係是有效的。幕府將軍是公認的國家政治領袖。日本天皇作為國民精神領袖而受到頂禮膜拜。大名和武士必須遵循嚴格的武士道精神，要麼一言一行都遵命而行，要麼就以最莊嚴的切腹自儘儀式剖開自己的肚子。平民則在各行各業裡勞作。

即便在那個時候，這個國家的人口也已經有些過剩了。人們常常隻能勉強餬口。好在他們的作風總是非常剋製、簡樸，從不要求太多。大自然就像一個忠誠的朋友。黑潮（意思是深藍色的鹽潮，算是墨西哥灣流的遠方親戚）為這個國家帶來了相對溫和的氣候，它起自荷屬東印度群島以北的熱帶地區，隨後流經菲律賓群島，穿越太平洋，賜福予美國西海岸。一條狹窄的冷水帶緊貼日本東海岸，阻止這個國家享有如同加利福尼亞一樣的溫暖，但比起大陸上的中國來還是好多了。

由此看來，一切都在推動這些得天獨厚的島嶼正常有序地發展，直到一位迷失了方向的葡萄牙航海家曼德斯·平托[4]出現在這裡，徹底擾亂了日本曆史的發展步調。要知道，葡萄牙人不但會遠涉重洋與外國發展貿易，還會帶去他們自己宗教信仰的文明之光。

首先，除非所有的曆史記錄都在同一點上撒了謊，否則事實就是：一批基督教傳教士從他們位於印度果阿和中國澳門的總部來到日本，受到了非常殷勤的接待，得到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機會去向人們解釋，他們的宗教信仰為什麼比長期在日本占據至高無上地位的信仰更加優越。他們傳播福音，也贏得了一些信徒。接著，另一個教團的傳教士也到了，他們來自相距不遠的菲律賓群島，那裡屬於西班牙。他們也受到了歡迎。但幕府將軍開始對他們的存在感到不安了，因為他發現（得是怎樣的本地統治者纔可能一直髮現不了啊！），伴隨這些神聖的人一同到來的總有些不那麼神聖的人，他們身穿鐵鎧甲，手拿奇怪的鐵棍，鐵棍裡會射出沉重的鉛彈，一次就能射穿三個普通日本士兵的身體。

直到最近五十年，我們纔開始理解日本人在隨後一係列不幸事件發生時的想法。這些事件為日本人扣上了冷血、殘酷的名聲，卻與我們從其他渠道得來的資訊完全不符。幕府將軍決定關上日本的大門，拒絕基督教傳教士接下來的一切活動。這並非因為他突然間不喜歡西方人出現在自己的土地上了。這是恐懼的結果，恐懼整個國家會被宗教紛爭撕扯得支離破碎，擔心這些載著和平與祝願使者來到日本海岸的商船會掉頭奪走它的財寶，不支付貨款，也不送回約定好的貨物。

耶穌會在九州島最具影響力，那也是最靠近葡萄牙人的中國據點的地方。一開始，神父們隻是謙恭地談起耶穌。一旦占據優勢，他們便開始推倒日本寺廟，搗毀日本神像，以槍口逼迫成千上萬農民與貴族接受十字架。

當時的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看到了這一切，並且意識到了不可避免的結局。“這些教士，”於是，他宣佈，“來到這裡宣揚美德，但他們的美德隻是掩蓋他們對我們國家險惡企圖的手段。”

1587年7月25日，所有基督教教士都被驅逐出了日本領土。此時距離第一位日本大使謁見羅馬教皇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國王的時間剛剛5年。商人們仍舊可以進入日本，但需要在zhengfu的監管之下。葡萄牙人的耶穌會離開了。空出的位置立刻被西班牙的聖方濟各會和道明會占據，它們來自不遠處的菲律賓。

他們偽裝成特使前去拜見豐臣秀吉。但把戲被識破了。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得到了禮貌的接待，隻是被告知不能傳道，但他們違背了這項命令，在江戶建起一座教堂，開始為整個地區的人施洗。接下來，大阪也豎起了一座教堂。再接下來，他們將長崎一座原本屬於耶穌會的教堂據為己有。然後，他們公開抨擊他們的對手耶穌會，指責他們在將上帝福音傳播給日本人的時候太懦弱。總而言之，一切曾出現在記載裡的宗教狂熱者犯過的錯，他們都犯了，無論是關於判斷力的還是關於鑒賞力的。一年年的警告卻始終不見成效，到現在為止，日本人對這些不受歡迎的西班牙修道士還表現著最大的耐心和寬容，於是，他們終於得出結論，除了最激烈的措施，再冇有什麼能救自己了。

在此前的400年裡，日本人已經見識了內戰為他們的國家帶來過怎樣的災難，與其重蹈覆轍，他們寧願關上國門以杜絕一切可能發生的外來侵略；至於違背法令的基督教傳道士，則被處以死刑。

在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日本始終處於自我隔絕的狀態。幾乎隔絕，但並不徹底。有一扇小窗始終是打開的，通過它，日本的黃金源源不斷流向西方，同樣通過它，西方科學的零星訊息也滲進了這個國家。在對日貿易中，荷蘭東印度公司成了葡萄牙人的對手。不過荷蘭人都是商人，純粹、簡單，對於其他民族的靈魂毫無興趣。英國人也一樣。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兩個國家中誰占上風全憑運氣。但這一次，英國人經營不善，敗下陣來。

葡萄牙人將一係列外交使團派往日本，當其中最後一個也被殺死後——那是一場無可辯駁的官方謀殺——荷蘭人同樣失去了許多從前擁有的特權。但考慮到在日本的冒險能夠帶來每年近八成的收益，他們決定堅持下去。他們被迫居住在一個名叫“出島”的小島上，那就是個長方形的石頭場，長300碼，寬80碼，位於長崎的海港中，幾乎都無法好好遛遛他們帶來做伴兒的狗。他們不被允許帶妻子來，也永遠無法踏足日本本土。

僅此一次，荷蘭人一定是拿出了天使般的耐心（這並非他們的國民特質之一），因為日本統治者為他們定下了數百條規矩，任何一點小小的違犯就會招來報複。有一次，東印度公司決定新建一座倉庫。依照當時的慣例，標在正牆上的日期前加了“A.D.”的前綴，表示“耶穌紀元後”。這是直接與上帝有關的提示，而日本人對基督教徒的態度與我們自己對剛剛走出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彆無二致，因此，幕府將軍下達命令，不隻要抹去這些冒犯的字跡，更要拆除整個建築，將其夷為平地。除此之外，還提醒荷蘭人，要記住驅逐葡萄牙人的可怕詔書，那封詔書的結尾是這樣的：“隻要太陽還在給予地球溫暖，就決不允許基督徒大膽踏上日本的國土，要令人人皆知，哪怕是菲利普國王本人甚至那位基督教徒的上帝違反了這條命令，也要用他們的頭顱來抵償。”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官員們看來是牢牢記住了這個教訓，因為出島在荷蘭人的手裡又留了217年。在這217年裡，日本的黃金白銀不斷流出，因為荷蘭人都是現金商人，無論日本人從海外訂購了什麼，都必須貨到付款。

就這樣，歐洲也不時得到一些關於這些太平洋上的隱士的訊息。所有故事都傳達出一個資訊：這個帝國的情況遠遠不令人滿意。日本很快變成了一個反麵教材，證明冇有哪個國家能夠永遠自給自足。到後來，就連日本的年輕人也開始越來越不安於現狀了。他們模模糊糊聽說了些關於西歐那些奇妙科學的故事。他們通過出島接觸到了科學和醫學的著作。他們學會了拚讀奇怪的荷蘭字，知道了當日本裹足不前時，整個世界正在飛快地大踏步前進。

1847年，荷蘭國王將一整車科學書籍作為禮物送到江戶，同時送上的還有一張世界地圖，提醒日本人不能再與世隔絕下去了。同一時期，中國同歐洲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一直在迅速增長。從舊金山開往廣州的船有時候會在日本近海遭遇海難，水手們失去了領事或外交大臣的保護，境況十分糟糕。1849年，一艘美**艦的船長威脅炮轟長崎，除非日本人立刻將18名美國水手送還給他。再一次，荷蘭國王警告他的日本夥伴，不可繼續堅持這樣一個必定招致災難的政策了。這些信從海牙發出，講的不過是全世界都早就知道的事。或遲或早，日本將不得不向西方貿易打開大門，如果它拒絕采納這和和氣氣的建議，最終也必定迫於強力而不得不這麼做。

俄羅斯正在緩慢佈局，沿著阿拉斯加海岸線步步推進，加強它對西太平洋的掌控。美國是唯一能夠采取行動而不被懷疑有領土野心的國家。1853年，佩裡海軍準將率領4艘軍艦和560人進入浦賀水道。這次造訪在日本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天皇舉行儀式祈求上天援手。佩裡剛剛離開（他總共就停留了10天，隻為將一封美國總統的信函交給日本天皇），荷蘭人就接到了一艘戰船的訂單。日本要塞進駐了士兵，老式的葡萄牙火槍擦油上膛，萬事俱備，隻為了防備那些蒸汽機驅動的怪物再次自東而來。

全國民眾分成了兩派。大多數支援不惜一切代價繼續閉關鎖國，而其他人則讚成開放。幕府將軍屬於後者，因而勢力大減，被指控為“外國人的幫凶”。最終，因佩裡船長留名後世的到訪而獲益最多的卻是天皇。

作為徹頭徹尾的封建製zhengfu裡無可爭議的首腦，幕府將軍一職在很早以前曾經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大名和武士也是如此，他們堅持身佩刀劍，彷彿生活在1653年而不是1853年似的，依舊忙於遏製內亂這一光榮的職責。是時候開啟全麵變革了。

純屬好運，當時的天皇，國家名義上的領袖，剛巧是個雄才大略的年輕人。他說服幕府將軍退位，重新將政權握在自己手中。他說服自己，繼續與世隔絕無異於zisha，於是打開大門歡迎所有外國人的到來，當初的日本有多抗拒，今日就有多熱情。明治天皇和他所開啟的維新時代將日本從一個16世紀的封建國家變成了現代工業國家。

至於這樣極大範圍、極徹底的情感逆轉是否算得上人人期盼的好事，這個問題並冇有意義。工廠、大規模的陸軍、大規模的海軍、煤礦、鍊鋼廠，都可能帶來幸福，也可能不會。我不知道。總有人說是，總有人說否。這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身處其中的個人。十年前的俄羅斯人還在小心照看他們的靈魂，熱愛著他們的聖徒。今天卻將聖徒扔進廚房爐膛，將靈魂安放在引擎排氣管裡，心滿意足。

個人看來，我相信這樣的發展絕對是不可避免的。變化本身無所謂絕對的好與壞，因為它們是必要的，是發展的一部分，通過發展，我們纔有希望從對饑餓的擔憂和經濟上朝不保夕的恐懼中解脫出來。機械是這種發展的原動力，可同時也毀掉了許多美好、美麗的東西，冇有人能夠否認這一點。毫無疑問，對於旅行者來說，葛飾北齋和喜多川歌麿[5]的日本比日本標準石油和東京煤氣廠有意思得多。然而北齋和歌麿都早已遠逝，東京的家庭主婦更喜歡用煤氣而不是慢騰騰的炭火做飯。這就是答案。

莊嚴的白首火山富士山自1707年以來就不曾發過一言，如今也隻低垂眼簾，看著香菸廣告占據了從前小孩子向路邊神社敬獻鮮花的地方。寺廟園林裡的神鹿也被粗心大意的野餐者扔下的馬口鐵罐子割傷了腳。

可是，富士山知道，總有一天，這些也將消逝。

[1]曼哈頓為紐約市中心島嶼，也是紐約最小的一個區，陸地麵積僅59.1平方公裡。日本的島嶼總數確切說來約6800有餘，其中有的隻是小島礁，麵積比曼哈頓島更小。此外，2017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日本人口為126，672，000。

[2]或為寧夏海原地震。1920年12月，寧夏海原發生8.5級強震，造成逾24萬人死亡。

[3]塔斯卡羅拉海淵位於日本海溝北部。世界最深海溝即馬裡亞納海溝，深度為10，994（±40）米。馬裡亞納群島直至20世紀初還被稱為萊德隆群島（Ladrones），這是西班牙語，字麵意思即強盜群島，據傳為麥哲倫所命名。

[4]曼德斯·平托（FernaoMendesPinto，約1509—1583），葡萄牙探險家、作家，著有自傳體回憶錄《Pilgrimage》（朝聖之路），曾三次遠航亞洲，兩次到達印度，第三次遊曆了馬六甲、中國、日本等多國。

[5]兩者都是江戶時代日本著名的浮世繪畫家。葛飾北齋（1760—1849）的代表作包括一係列海洋主題的畫作，喜多川歌麿（約1753—1806）則多以人物為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