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恒道 第204章 武經七書（三）

渭水垂釣憶薑公，六韜三略藏虎龍！

文伐攻心崇仁本，武韜製勝善謀攻！

龍韜將略分羽翼，虎豹兵機佈陣鋒！

太宗衛公興霸業，至今猶唱大呂鐘！

《司馬法》和司馬穰苴本人，共同代表了中國兵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禮法時代”。《司馬法》作為西周軍禮的理論結晶，對後世軍事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司馬穰苴則以其鐵腕治軍的實踐，完美詮釋了“軍令如山”這一原則，成為後世軍事家學習的楷模。

第四部《尉繚子》。

關於作者尉繚的真實身份，一直以來都存在著諸多疑問和爭議。根據現有的史料記載，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其一，認為尉繚是戰國中期的魏國人。這種觀點的依據來自於《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據該文獻所述，在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時，尉繚來到秦國，並向秦始皇獻上了一條計策，即“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這條計策成功地幫助秦國瓦解了六國的合縱聯盟，尉繚也因此被任命為“國尉”，成為秦國的軍事長官。由於他擔任了這一職務，所以後世將他稱為“尉繚”。

其二，另一種說法則認為尉繚是戰國早期的梁國人（魏國人）。支援這一觀點的證據是《尉繚子·天官》篇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提到“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如果這種說法屬實，那麼尉繚的活躍時期應該是在公元前4世紀左右，與商鞅、孫臏等著名人物處於同一時代。

然而，這兩種說法之間存在著超過百年的時間跨度，使得尉繚的身份更加撲朔迷離。許多學者認為，《尉繚子》這本書可能在流傳過程中經過了後人的增益和修改，而作者尉繚也許隻是“尉繚學派”的一個托名而已。

尉繚並非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兵家，也不是法家的純粹臣子。他的思想核心可以概括為“以法統兵，以兵強政”。這意味著他主張運用法家的“刑賞、耕戰、集權”理念來重新構建軍事體係。

這種理念與《孫子兵法》所代表的謀略派以及《司馬法》所代表的禮義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尉繚認為，通過嚴格的法律和獎懲製度，可以有效地管理軍隊，提高戰鬥力。同時，他強調耕戰的重要性，即農業生產和戰爭準備的緊密結合，以確保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此外，他還主張集權，認為中央集權能夠更好地統一指揮軍隊，提高作戰效率。

現今流傳的《尉繚子》共有24篇，大約9000字，分為五卷，包括《天官》《兵談》《製談》等。這部著作在宋代被列入《武經七書》，成為中國古代軍事學的經典之一。

然而，對於《尉繚子》的真實性，曆史上曾存在一些爭議。唐代的顏師古就曾質疑它是一部“偽書”。但在1972年，山東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尉繚子》的竹簡，這一發現證實了該書至少在西漢時期就已經流傳開來，而且其中的部分篇章確實是戰國時期的原作。

這段內容不僅包含了軍事理論，還蘊含著深刻的政治哲學思想。其中，“兵者，以武為棟，以文為梁”體現了一種獨特的文武結合觀念，強調軍事力量和文化智慧在戰爭中的相互依存和重要性。

此外，文中提出的“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這一治軍原則，突顯了將領以身作則、身先士卒的重要性。隻有將領自身勤奮努力，才能帶領出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

在戰爭勝負的根本因素方麵，作者認為“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即戰爭的勝利不僅僅取決於戰場上的軍事行動，更取決於國家內部的政治清明。這一觀點與“良田萬頃，不在肥磽，人民強矣；大臣百員，不在賢良，國相強矣”相呼應，強調了耕戰政策和集權統治對於國家軍力的基礎性作用，這與商鞅的“農戰”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在嚴刑重罰方麵，作者主張“誅殺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強調刑罰的嚴肅性和不可違背性。具體規定如“亡伍而得，得伍而亡，皆斷”，即逃兵和收留逃兵者都要受到同樣的懲罰，甚至“戰誅之法，輕兵有誅，慢兵有誅，戲兵有誅”，對於臨戰懈怠、輕佻等行為都要處以斬首之刑。這種刑罰的嚴苛程度超過了《孫子兵法》中的相關規定。

所謂恩威並施，不僅強調“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即將領需身先士卒，在酷暑時不張蓋遮陽，嚴寒時不重裘保暖，以身作則，以“德”收心，還需形成一套“刑德相養，逆順有次”的治理體係。

在戰爭觀念上，反對迷信“天官時日”（星象占卜），主張“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即通過刑罰來討伐敵人，用德行來守衛自己。同時，高度重視情報與敵情分析，如“權敵審將，而後舉兵”，“先料敵之心，然後圖之”，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務實的戰爭觀。

此外，對於軍隊編製、營壘部署與警戒製度也有著詳細的規定。例如，“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各守其地，不得相姦”，明確各軍的職責範圍，避免相互乾擾。同時，利用“壘道”“行垣”“天羅”（障礙物）等構建起嚴密的防禦體係。甚至在軍隊管理方麵，要求“吏嗇夫（基層軍官）任事，士嗇夫任教”，將法家“明職定責”的思想深深植入其中，確保軍隊的高效運作和管理。

它不僅是一部將法家“法、術、勢”全麵融入兵法的著作，而且其影響深遠，後世的秦代“軍功爵製”以及宋代《武經總要》的軍製規範，都受到了它“明法審令”思想的深刻影響。

與《商君書》相比，《尉繚子》有著獨特的側重點。《商君書》主要強調“農戰”，而《尉繚子》則更注重“以兵輔政”。它明確提出“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將戰爭視為推行法家治國理唸的有力工具，這種觀點相較於單純強調“農戰”，無疑更具戰略高度。

《尉繚子》與《孫子兵法》也有所不同。《孫子兵法》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強調謀略的至上性；而《尉繚子》則更重視“實力決勝”。它認為“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危國富大夫”，也就是說，隻有國家和民眾都富足，才能夠支撐長期的戰爭。這一觀點對漢代晁錯的“移民實邊”政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明代小說《東周列國誌》將尉繚描繪成鬼穀子的弟子，在幫助秦國統一六國後“掛冠而去”，這一情節為尉繚增添了濃厚的道家隱士色彩。然而，實際上在曆史資料中並冇有關於尉繚歸隱的記載，他的結局至今仍然是一個謎團。

《尉繚子》這部兵書詳細地論述了統率軍隊、整訓士卒、健全軍法、告誡將領以及安民、勝敵的各種權術與謀略，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它不僅體現了“兵形勢家”的思想，還反映了法家思想對戰國兵書的滲透與影響。

可以說，《尉繚子》和尉繚本人都代表了戰國兵學的一種“法家轉向”。《尉繚子》通過“法治”來重新構建軍事體係，而尉繚則將法家的治國理念注入到戰爭實踐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政軍合一”思想。

第五部《六韜》。

作者薑尚，生活在約前1156年至前1017年之間，他的姓氏為薑，名字叫做尚，字子牙，也被稱為呂尚，這是因為他的封地是“呂”。薑尚是商末周初時期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根據《史記·齊太公世家》的記載，薑尚在早年生活非常貧困，他曾經從事過屠夫和商販等職業。然而，他並冇有被困境所打倒，而是在渭水之濱以垂釣的方式結識了周文王。這次相遇改變了薑尚的人生軌跡，他被周文王尊為“太師”，成為了文王的重要謀士。

在輔佐文王期間，薑尚展現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智慧。他幫助文王推行“修德以傾商政”的政策，通過提升自身的品德修養來削弱商朝的統治。同時，他還精心製定了“翦商”戰略，為周王朝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武王繼位後，薑尚繼續擔任重要職務，擔任“師”，也就是軍隊的統帥。在著名的牧野之戰中，薑尚率領周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擊潰了商紂的軍隊，為周滅商立下了汗馬功勞。這場戰役的勝利，不僅標誌著商朝的滅亡，也開啟了周朝的新紀元。

由於薑尚的卓越貢獻，他被封於齊地（今山東淄博），成為了齊國的始祖。他的後代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齊國也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諸侯國。

在治國方麵，他采取了一係列明智而務實的政策。其中，“因其俗，簡其禮”這一政策體現了他對當地風俗和文化的尊重與包容，不強求一律，而是因勢利導，使得社會秩序得以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同時，他大力發展商業和手工業，促進貿易往來，充分利用齊國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發展漁業和鹽業，讓國家的經濟繁榮起來。這些舉措相互配合，使得齊國迅速崛起，國力強盛，為春秋時期齊國的霸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戰國到漢代，薑尚的形象逐漸被賦予了神話色彩。在著名的神魔小說《封神演義》中，他被描繪成崑崙山元始天尊的得意弟子，手持威力無比的“打神鞭”，輔佐周室，曆經無數艱難險阻，最終成功地完成了斬將封神的壯舉。而在民間，人們更是將他尊奉為“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辟邪之神，相信他能夠驅除邪惡，保佑平安。這種神化的現象，一方麵源於他作為“武成王”（唐玄宗追封）在兵家領域的崇高地位，與孔子的“文宣王”封號相對應，成為古代軍事文化的重要象征；另一方麵，也反映了人們對於英雄人物的敬仰和崇拜，以及對超自然力量的嚮往和寄托。

《六韜》這本書，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薑太公所著。整本書通過薑太公與文王、武王之間的對話形式來展開敘述，總共分為六卷，每卷又包含了十篇內容，共計六十篇。其核心內容圍繞著“文韜武略”來闡述如何治理國家和強化軍隊。

其中，《文韜》這一部分主要探討的是政治方麵的基礎。它著重強調了“治國之道，愛民而已”這一觀點，也就是說，治理國家的根本方法就在於愛護人民。同時，書中還提出了“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的“六守”原則以及“大農、大工、大商”的“三寶”原則。這些原則將儒家的民本思想融入到了治國理念之中，體現了對人民的重視和關愛。

此外，《文韜》中還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這一觀點與《孟子》中“民為貴”的思想相互呼應，都強調了人民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

《武韜》作為一部戰略準備方麵的著作，其核心思想在於“伐國之道，攻心為上”。這一理念強調在戰爭中，通過對敵方心理的攻擊和瓦解，往往能夠取得更為理想的戰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作者主張在戰前要充分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其中包括“養民”、“練兵”和“察敵”等方麵。

所謂“養民”，就是要關注百姓的生活和福祉，使國家內部穩定和諧。隻有當人民安居樂業，國家纔能有足夠的實力和資源來應對戰爭。同時，“練兵”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通過嚴格的訓練和培養，打造出一支強大而有紀律的軍隊。此外，“察敵”則要求對敵情進行深入瞭解和分析，掌握敵方的弱點和優勢，以便製定出更為有效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