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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煥發著勃勃生機的文化現象，傳統養生學在數千年漫長的歷史程序中，不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體係，而且也積累了一整套實用，同時又充滿中國古代勞動人民聰明才智的實踐方法。
由宋至清是中國養生方法演進的重要階段。宋代，儒家一反漢唐專治經學的傳統，轉而引釋、道入儒，從而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理學。當時的理學家認定“理”是先天存在的、是永恆而至高無上的。為了窮究此“理”，理學家們提出了“去人慾、存天理”的總原則，而靜坐則被視為實現這種原則的最有效的途徑之一。
儘管“去人慾、存天理”的理學原則本身是與人們的養生目的相悖的，但靜坐方式卻包含了積極的養生意義。以北宋著名理學家邵雍為例，“靜坐”固然被他視為窮理盡性的主要方法，但在“靜坐”窮理的實踐過程中，邵雍同樣感到了這種方式所具有的養生功效。因此，在他的某些詩作，如《何處是仙鄉》中，就寫出了一種獨特的靜坐感受：“何處是仙鄉？仙人不離房。眼前無冗長，心下有清涼。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對靜坐養生感受最深的，大概莫過於南宋理學。由於晚年健康狀況甚差，所以朱熹十分傾心符合其理學大師身份和經歷的靜坐養生法。
繼朱熹之後，南宋著名學者真德秀，世稱西山先生，更為注重養生，認為“運氣之術，甚近養生之道”，於是採集諸家養生之要，編為《衛生歌》一篇。《衛生歌》的出現，一方麵表明當時的理學家已經注意對各種養生功法加以兼收並蓄，另一方麵也預示著中國養生文化開始向通俗與普及的方向發展，從而使它有可能真正從少數研究者的“象牙塔”中走向廣闊的社會各階層，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大眾文化。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奉行一種儒道互補的人生哲學。當他們“通則兼濟天下”之時，也許所想到的隻是如何去建功立業；而一旦處在“窮則獨善其身”的境況之際，他們常常對道家的學說表現出一種極大的興趣。這種興趣本身自然就包含了對養生之道的關注。早在唐代著名詩人盧照鄰、王維、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內容反映了他們的養生活動。
由唐入宋，詩人墨客養生的熱情有增無減，當時不少文學家都是鍛煉有素的養生能手，其中又以北宋的蘇軾和南宋的陸遊最為突出。蘇軾認為“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因此他對唐孫思邈《千金要方·養性》篇中記載的胎息法曾“反覆尋究”，頗有所得。蘇軾還融閉息、存思及保健功於一體，創立了一種簡易有效的養生方法。南宋愛國詩人陸遊也是一位傑出的養生家。他所習的養生功法兼及道、釋，包括導引、行氣、內丹、坐禪諸項內容。
明清兩代，中國的養生文化得到了飛速發展和廣泛傳播，當時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顯著提高。僅以《中國醫學人名誌》中所列醫學家的壽命進行統計，其中80歲以上高齡的醫學家共107人，而明代就佔有86人。概而言之，明清時期的養生文化發展呈現出以下幾方麵的顯著特徵：理論水平進一步提高；表達方式通俗易懂；養生方法多元並存。較之前代，明清時期的養生方法並無重大改進隻是對各種已有的養生之道加以兼收並蓄，從而顯示出了一種動靜並重、綜合調理的多元趨勢。這一時期的靜態養生方法尤重治理心神。高濂在《遵生八箋》中著重提醒人們，保生須知護養心神，才能祛病延年。與靜態養生重心神的特點相對應，明清時的動態養生則重視導引法。所謂“導引”，實際上是一種以“導氣令和，引體令柔”為特點的主動呼吸運動與軀體運動相結合的醫療體育保健法。它起源於戰國時代，與氣功、按摩共同構成了中國動態養生方法的三大支柱。明代以後，由於《道藏》的刊行和武術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導引術的普及與提高，如明代正德年間狀元羅洪先所撰的《仙傳四十九方》中，就十分詳盡地收藏了華佗的“五禽圖”，並指出：“凡人身體不安，作此禽獸之戲，汗出，疾即愈矣。”點明瞭導引方法的保健養生作用。此外，綜合調理也是明清兩代最主要的養生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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