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論（下） 第二章 我們的天性和善心對社群的關注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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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社群也遵循了用來對慈善對象的個人進行排序的那些原則。那些最重要的社群恰恰是我們的慈善行為最優先、最主要的關注對象。\\n\\n通常來講，國家和政府是最重要的社群，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國家中，在一定的政府的領導下，我們的行為的優劣會對它產生直接的影響。因此，它是我們理所當然的善行的對象。我們的愛國之情不僅僅是出於私心，同時也出自我們的仁義之情，因為我們自己、子女、父母、親戚、朋友、恩人，以及所有我們最為愛戴的人都生活在國家之下。我們的一切都跟國家密切聯絡在一起了，它的繁榮富強會給我們帶來種種榮耀。我們為祖國強於其他社群而驕傲；我們為它明顯的不足而恥辱；我們總是以極大的熱情去讚美本國曆史上出現的那些仁人誌士、政治家、哲人、文學家，並一廂情願地相信他們比其他民族的人物更為傑出。誠然，我們國家在當代也不乏傑出人物，隻是由於嫉妒之心作祟，我們對他們的評價難免受其影響。愛國主義者為了國家的安全與榮耀而獻身，萬古流芳，因為他們憑良心做事。良心使他們清醒地認識到他僅僅是大眾的一員，為了多數人的安全、利益或者榮譽，犧牲自己的生命是一種義務。這種犧牲有時是必要的和高尚的，但我們都明白做出這種犧牲是多麼艱難的事情，能達到這個境界的人是鳳毛麟角的。因此，這些愛國主義者的行為應該得到高度的讚揚，他們值得我們欽佩與讚許。反之，那些為了自己的一點私利而不惜昧心地把國家利益出賣給公敵的叛國者，總要受到公眾的譴責，並因此遺臭萬年。\\n\\n因為我們有深切的愛國情懷，所以我們對任何一個鄰國的繁榮富強總是充滿猜疑和妒忌。彼此相臨的獨立國家都在對鄰國的恐懼和猜疑中生活，卻冇有一個公認的權威來調停爭端。冇有哪個君王敢指望鄰國能夠正義地對待自己，所以他有以牙還牙的理由。那種動人的宣稱尊重對方法律或者外交獨立的人的宣言，常常是一紙空文，不過是裝腔作勢罷了。當有了利益衝突的時候，哪怕是最微小的利益，各國就開始無恥地逃避責任，肆無忌憚地破壞這些原則。由於害怕鄰國實力的不斷增強會威脅到自己國家的安全，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操總被這些惡劣的民族歧視者們拉來當棋子。據說，老加圖（Cato）在元老院演講的時候，不論每次的主題是什麼，他演講的最後一句總是：“我的看法是，應當消滅迦太基。”因為自己的祖國受到了敵國的侵略，他怒火中燒，他用這種最野蠻和強暴的愛國感情形式表達自己的憤怒。又據說斯奇比奧·內西卡也同樣用一句話來作為他一切演說的結尾，不過，他的話更富有人性，並且表達了他更為開闊的胸襟和慷慨大度的心態：“這也是我的看法：迦太基不應當被消滅。”要是對手已經衰落，不能構成對羅馬的威脅了，那麼就應當允許它有一定的恢複和繁榮。因為這一緣故，英法兩國或許都害怕對方的陸軍和海軍實力會上升。不過，若是因為妒忌對方國家的繁榮昌盛、土地的改良、工業的發達、商業的繁榮、港灣的堅固與眾多、人文與自然科學的進步——這些正代表著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真正進步——而不允許它有一定的恢複和繁榮，那這兩個偉大民族就應該被鄙視。在這些方麵，各個國家應該摒棄嫉妒和仇恨，使其成為國家間競爭的目標。因此，在這些方麵，每個國家不僅要儘力超過彆的國家，還應該本著友好的原則，去促進鄰國的這種進步而非阻礙它。\\n\\n愛國情感似乎與普遍的人類之愛無關，它不僅絲毫不受普遍的人類之愛的支配，甚至有時候還與它對立。像法國，它的人口數大概是英國人口數的三倍，要是從人類大家庭的總體來考量的話，法國應該比英國繁榮得多。但是，假如有英國公民因此而不顧一切地將目光聚集在法國而非英國的繁榮上的話，他就不能算一個合格的英國公民。我們是因為我們成長於祖國中而非因為我們的國家是人類大家庭的一部分才熱愛它。與其他方麵的智慧體係一樣，決定我們情感的那種智慧似乎已經決定，隻要我們每個人都儘自己所能地熱愛自己的國家，就是為促進人類大家庭的幸福儘了很大一份力。\\n\\n民族偏見和仇恨很容易對相鄰的民族產生影響。英國或法國可能都會怯懦而愚昧地彼此仇視，而不會對日本或中國的繁榮產生嫉妒之情。然而，通常他們還是不重視與這些遠方的國家保持友好關係。\\n\\n政治家有著最為廣泛和現實的善行。他們與鄰國結成同盟以保持力量均衡，或者通過談判來維持國際間的安定和平。但是，政治家是本著維護本國利益的原則來策劃和貫徹這些條約的。當然，有時候也會有更高層次的努力。在簽訂蒙斯特條約時，法國全權大使阿沃伯爵聽從了多疑的雷斯紅衣主教的請求，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使條約有利於恢複歐洲的普遍安定。也許是因為對法國存在特有的厭惡之情，所以威廉國王似乎有誌於歐洲大部分主權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可以說，當時德意誌的自由和獨立危在旦夕，安娜女王的首相似乎也部分地繼承了這種極端仇視法國的心態。\\n\\n階層和社群在任何一個國家裡都存在，每個階層和社群都有特權和某些免役的權利。基於共同的利益，同一階層或社群內部成員關係要密切於與外人的關係。朋友、同黨的利益與名譽糾纏在一起，使他自然而然地充滿雄心壯誌，努力擴張所屬階層和社群的特權與免役權，並謹慎地維護它們，以防被其他階層或社群奪走。\\n\\n國體所麵臨的任務是劃分不同的階層和社群，以及在他們之間分配權力與豁免權。國體的穩定程度就取決於每個階層、社群維護自己權力與豁免權的程度。任何一個階層地位的升降，隨時都會影響國體的變化。\\n\\n即使是最偏激的成員也承認，國家是所有的階層和社群的載體和控製者。隻有依靠國家的存在和發展，階層和社群才能發展。但是當國家利益影響到階層與社群的利益時，他們就未必會犧牲集團利益成就國家利益了。雖然它本身是不合理的，但它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它抑製變革創新，努力通過各階層或社群的最初利益來進行關係劃定。儘管有時它似乎是政體變革的障礙，但正因為如此它對體製的鞏固和穩定做出貢獻。\\n\\n一個愛國者通常具備兩種最基本的素質：一是在某種程度上對事實上已經存在的政體和社會結構的尊重；第二，不做不守法的公民，他衷心希望並努力做到維護同胞們的安全、榮耀和幸福，儘最大努力去增進同胞們的福祉。\\n\\n在和平年代，上述兩個原則總指向同樣的行為：當我們的政治體製能夠真正維護同胞們的利益時，愛國者就要維護現有的政治體製，這是保護同胞們的安全、榮耀與幸福的最好辦法。但是，當公眾間的不滿情緒、派彆爭端出現、社會趨於不穩定時，上述原則就會指向不同的行動了。既然現有的社會體製難以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即使最愚蠢的人也想調整與改革這種政治體製。但是，到底是維護還是變革現有政治體製？或者說，什麼時候該維護現有政治體製，什麼時候該順應曆史潮流變革現有政治體製？這需要具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來斟酌。\\n\\n對外戰爭和國內黨派鬥爭是表現熱心公益精神的最佳舞台。在對外戰爭中，那些建功立業的英雄滿足了全民族的熱望，因此而受到廣泛的讚譽和感激。國內黨派鬥爭中，各黨派領袖能得到一部分人的讚譽，同時也受到另一部分人的詆譭，因此很難對他們的品格以及是非對錯進行判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對外戰爭帶來的榮譽往往比國內黨派鬥爭帶來的榮譽更為顯著和無可非議。\\n\\n但是，那些掌權的政黨領袖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他為國家做出的貢獻可能比在對外戰爭中攻城略地獲得榮耀更為現實和重要。因為就算他自己不夠穩健認真，但他的威信卻可以使他的下屬穩健而認真地從事改革。他可以改動甚至重新確立國體，防範那些曖昧的、野心勃勃的政黨領袖；他可以成為一個偉大民族的最傑出的改革者和立法者；他可以用自己充滿智慧的舉措使同胞們獲得幾個世紀的安定和幸福。\\n\\n同胞遭受的痛苦以及對此產生的同情之心是人性之愛得以產生的基礎。在派係鬥爭造成的騷動和混亂的時候，某種政治體製的精神可能與對公益的熱心精神混合在一起，激勵公益心，甚至將其催發到瘋狂的程度，而公益的熱心精神恰恰屬於人性之愛。在野黨的領袖們常常愛提出一些看起來似乎可行的改革方案，據他們說，這種方案可以消除人們早已深惡痛絕的種種不便和陋習並永久地防止它們捲土重來。儘管在現有體製下的帝國公民在好幾個世紀裡都安居樂業，但他們還是常常提議對國體進行改革，尤其是在那些最關鍵的環節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因為領袖的煽動使新的製度籠罩了一層謠言的光芒，所以儘管這個黨派的多數成員都冇有親身體驗過這種新體製，但他們還是陶醉在它虛構的完美中。許多領袖會因此而自我陶醉，同那些愚蠢的人一樣相信自己的宏圖大誌，儘管使自己獲得更大的權力可能是他們的本意。這些領袖要一直保持清醒，不讓自己的追隨者有半點失望，為此他們常常違背良心和原則按照大家最喜歡的意願來行事。顯而易見，這種黨性的狂熱行為截斷了一切調和、折中和合理的遷就、通融的可能性，這使他們經常因為目標太遠大而不能成一事，甚至很多隻要稍加註意就能解決的問題卻無人問津，永遠得不到解決。\\n\\n但是，有一種人就不會這樣，那就是完全由人性之愛推動的熱心公益的人。他尊重現存的各種權力乃至個人特權，尤其尊重最主要的社會階層和等級的傳統權力；他儘力協調那些並非不可動搖的特權和權力，儘管他知道許多權力和特權被濫用了。柏拉圖有句名言說：“不可用暴力對待你的父母，更不可用暴力對待你的國家。”西塞羅明智地認為這是柏拉圖的神聖箴言。他虔誠地信奉柏拉圖的這句名言，即使用理性無法更改人們的偏見，他也不會使用暴力，他隻是努力協調自己的政治計劃與人們根深蒂固的習慣和偏見，以防它們產生衝突，在此基礎上儘力勸阻人們抵製法律，努力修正在無法確立正確的東西之前的所有錯誤。他會以梭倫為榜樣，儘量在人們的承受範圍內製定最完美的法律體係。\\n\\n但是，政府中的掌權者卻不會這樣，他們總愛自以為是地相信自己頭腦中虛幻的政治計劃是最完美的，不容忍彆人對它進行的任何一點變更。他總是努力地全麵推行這個計劃，忽視可能影響計劃實施的各方麵重大利益或偏見，好像社會上的所有成員都是他的棋子任其擺佈。然而，他忘了：棋盤上的棋子冇有自己的想法和行動，但人類社會這個大棋盤上的棋子就不一樣了，他們的遊戲規則完全不同於立法機關的教條。也就是說，如果兩種原則一致、方向相同，社會的棋局可以順利地走下去，且有可能取得較好的結局。反之，盤棋走得就不會順利，我們的社會必然也不得安寧。\\n\\n在一切政治投機者中，最危險的是處在權力頂峰的國君。因為影響政治家的一般想法對於法律和政策中係統的、宏觀的理念是有意義的。相反，如果無視各種反對的聲音，認為自己是全體國民中最有智慧的出類拔萃之人，自己的判斷是辨彆正誤的最高標準，其他人應該適應他、遷就他，那麼他就很難在很短時間內全麵實施這個理念。為了成為改革家，這些高高在上的貴人開始屈尊留心考慮自己統治的國家結構，但他們始終相信隻有自己的決斷是正確的，認為自己是國家的意義所在，不能忍受那些可能影響他的意誌貫徹執行的東西。由此看來，柏拉圖的神聖箴言在他們那裡狗屁不是，他們改革的偉大目標是清除他們麵前的障礙，削弱貴族的權勢，剝奪各城市和郡縣的特權，最終使那些地位最高的人和最顯貴的階層都喪失往日的特權，喪失反對他們的力量。\\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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