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 第二十九章 開始隱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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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泊名利，拒絕接受元帥軍銜。\\n\\n平易近人，做普通村民。\\n\\n對傳統議會製不滿。到貝葉發表重要講話。\\n\\n蒙受失敗，待機而動。\\n\\n1946年4月7日，戴高樂和伊馮娜在巴黎附近馬爾裡租用的那所房子裡同全家人一起慶祝了自己的銀婚紀念。5月底，戴高樂攜夫人和女兒安娜回到在科隆貝雙教堂村剛剛修複的拉布瓦塞裡寓所，開始隱居生涯，著手撰寫回憶錄。\\n\\n在這期間，戴高樂對每個給他寫信的人，都殷勤而莊重地按傳統方式表達感激之情。往往有些心地善良的摯友給他的信使他失去平靜。原戴高樂政府的國防部長米什萊，於4月曾就戴高樂依然佩戴臨時準將軍銜問題，給戴高樂寫信說，目下正對戰時授予的軍銜進行“調整”、檢查和確認。費利克斯·古安指示他起草了一個法令，要把戴高樂的軍銜提升為元帥，希望戴高樂接受。\\n\\n這時，戴高樂的臨時準將軍銜還未經正式批準。如果不辦調整手續，那戴高樂隻能仍是退休上校，享受退休上校待遇。但是，戴高樂給米什萊回信說：“我的親愛的部長，1940年6月18日我離開軍隊乾部的崗位，走上一條相當獨特的道路。這以後發生的一些事件的性質和規模，很難使人們對於一個史無前例的地位做出規定。況且，這個軍銜在過去非常艱難的5年7個月另3天的期間內，一直冇有必要做任何改變。如果今天要通過什麼‘行政手續’來改變這個地位，那隻能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笑。惟一適當的辦法就是維持現狀。如真有困難，到時死神會來解決……”\\n\\n戴高樂拒絕一切：軍功獎章、榮譽軍團勳章和“解放將軍”特彆軍銜。他的軍銜是臨時準將，他的袖章和軍帽上各有兩顆星，軍服上戴有一個洛林十字章。他絕不願接受他認為不應該接受的榮譽和財富。連杜魯門總統作為私人禮物贈送給他的那架DC型飛機也在他下野時獻給了空軍。為此，有人稱戴高樂真是一個可愛的老古板。\\n\\n在科隆貝雙教堂村，戴高樂平易近人，總把自己看作普通村民。作為村民，他每年一次禮節性拜訪村長；作為軍人，他是本村退伍軍人協會一員，每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紀念日那天，身著戎裝，到死難者碑前敬獻鮮花；作為教徒，他在教堂有固定位置，每逢禮拜天前往做彌撒。他同村民友好相處，親密無間。他愛村民，村民也愛他。每當村裡有人生兒育女，他就送禮祝賀。當聽說村民生病或遇到困難時，他就悄悄伸出援助之手。\\n\\n戴高樂在1968年5月戴高樂在科隆貝的客人不多，因為從巴黎到這裡有250公裡之遠，而且將軍家裡也不太高興接見客人。餐桌上往往是貧乏的，特彆是每逢禮拜五。通常擺有啤酒，白酒是用於招待客人的。將軍喜歡素菜淡飯，特彆是大白菜。在接近他的人中間流傳著一個笑話：“我曾住在科隆貝。人們總是憑空允諾給我吃辣汁羊肉燒土豆。可是，既冇有羊肉，也冇有土豆。”家庭的預算很有限。他把羅斯福送給他的那輛豪華美國轎車賣掉，買了一輛法國“雷諾”牌2匹馬力的小轎車，由領有駕駛執照的夫人駕駛到村裡或鄰近的城鎮采購、旅遊或辦事。\\n\\n鬥轉星移，時光流逝。一些忠誠的人，仍不怕路遠，不斷前來拜訪將軍。常來做客的有米什萊、瓦隆、蘇斯戴爾、馬爾羅、吉夏爾、塔斯迪埃及其他在倫敦時期的戴高樂分子。塔斯迪埃曾這樣描寫戴高樂在科隆貝的家：“房子很寬敞。你先走進的第一個房間裝修很簡單，是農村的風格。第二個房間是客廳，陳設非常傳統……傢俱式樣眾多，從路易十五到拿破崙三世和英國的風格樣樣俱全，有真品也有仿造品。這些傢俱來自不同的時代；遺產當中，有結婚嫁妝，有根據需要購置的物品，有從駐防地運來的物品。一般生活都在餐廳和餐後聚集的小客廳度過。大家從不高聲說話，既聽不到吵鬨聲，也聽不到笑聲……不論孩子、妻子或客人，都不許進他的塔樓。每當回塔樓之前，他往往坐在伏爾泰椅上與家人談一刻鐘的話……”\\n\\n此後，他就走回自己的塔樓，關上門看書，思考，靜觀無際的沙漠地平線，抽菸；他抽菸很多，每天要抽3～4包雪茄煙。不，他得不到安靜的生活，儘管聽說他在鄉下自我感覺很好。他感到寂寞。他曾寫道：“我像一個觀眾，坐在人去樓空的大廳，包廂裡空無一人，燭光也已熄滅，我現在在世界上孤獨一人，麵對頹喪的幕布和茫茫的黑夜。”他感到憤怒，因為他被人遺忘了。他對一切都不滿。隻有在談到政治時，他才發表一些蔑視的反駁言論：“我不喜歡社會黨人，因為他們不是社會主義者。我不喜歡人民共和運動，因為他們就是人民共和運動。我不喜歡我的擁護者，因為他們愛錢……”\\n\\n儘管戴高樂對政治厭惡，但對外界事件卻很關注，準備待機行動。他每天早晨匆匆去接司機，因為司機每晨去報亭買報，然後把報送到拉布瓦塞裡。他拿到報紙，邊走邊看，不時以尖苛的譏笑評論任何報導。每天12時後，他走出辦公室，打開收音機。這時會聽到廣播政治資訊，將軍會對這些資訊進行評估；有時他毫不留情地斥責道：“在這個國家裡不能這樣做……法國人回到了令人厭惡的境地……法國隨波逐流……已陷入萬丈深淵。”\\n\\n此時，將軍的悲劇已完全展示出來：他對抽象而永恒的法蘭西懷著最崇高的理想，而對現實的法蘭西卻極為蔑視!因為戴高樂看到，冇有他，法國人也能應付自如。他辭職後，未遇任何困難，又由**、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運動的代表組成了新政府。領導新政府的是費利克斯·古安——一個平平的社會黨人。雖然他力圖調解部門之間的矛盾，但收效甚微。政黨開始起決定作用，因為原以自己的身分、威望和蔑視壓人的戴高樂已不在政府。不過與戴高樂執政時相比，雖然不壞，但的確並不輝煌。人民仍然捱餓，投機倒把和黑市仍很猖獗，通貨膨脹嚴重。經濟發展緩慢，極不景氣。但是，不管怎樣，冇有戴高樂，法國既未死亡，也未跌入深淵。\\n\\n當時，政治生活占中心地位的仍然是未來國家的製度問題，仍然是憲法草案的擬製問題。在戴高樂辭職、社會黨人費利克斯·古安當選為臨時政府總理後，各政黨圍繞著在左翼力量影響下製定的一院製、議會權力至上的新憲法草案展開了激烈的鬥爭。5月5日，舉行全民投票。人民共和運動及其他右翼組織，還有戴高樂分子和教會都起來反對這個新憲法草案。結果，第一個憲法草案宣告破產：1045萬選民投票反對，928萬選民投票讚成。6月2日，選出第二屆製憲議會，人民共和黨獲得議席最多，由皮杜爾組成新一屆臨時政府。接著，又就第二次憲法草案進行公民投票，結果，很多人在投票中棄權，形勢相當嚴峻。\\n\\n戴高樂在全民投票中保持沉默。6月16日，他甚至拒絕了古安總理邀請他於18日前往星形廣場參加慶祝勝利日的儀式。這時，他決定進行乾預。人民共和運動的成功，他可寄予厚望的政黨，全民投票中憲法的流產，這一切都使他感到鼓舞。他想反對通過新憲法。這時，人民共和運動的一個領袖捷特冉警告他說：“反對憲法，您就將取消您當選總統的機遇。”這恰恰使他不為之所動，因為他認為，那些政黨要總統扮演的民主角色是滑稽可笑的。他回答說：“可能，我會失敗。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我最初忍受失敗，為的是最後取得勝利。請您回憶一下我的戰爭理論或更好的1940年6月18日的號召。那時，在我周圍幾乎冇有一個人。但4年後我有了群眾。在憲法問題上可能也是這樣，最後還是我勝利。”\\n\\n1946年6月16日，戴高樂大張旗鼓地重新走上政治舞台。佈景做了精心安排。他在貝葉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貝葉就是諾曼底的一個小城，盟軍登陸後他開始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大家都記得“自由法國”。參加這次貝葉大會的有法國駐印度支那最高專員、海軍上將達爾讓利厄、總參謀長朱安將軍、他的原辦公室主任帕萊夫斯基、負責他在倫敦廣播工作的舒曼、他的原部長勒內．力Ⅱ比唐和雅克-蘇斯戴爾。聽眾來自全國，集聚在一個大廳。群眾以喊聲歡迎他“掌權!掌權!”\\n\\n在貝葉講話中，戴高樂說：“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裡，法國遭到了7次侵略，政體改變了13次。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政黨政治的無能和傳統議會製的弊端。”他警告立憲議會，不要按第一個憲法草案模式編製新憲法草案。他解釋說，對於法國來說，理想的憲法草案應賦予總統最廣泛的全權，同時最大限度地限製兩院議會的權力。這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憲法草案。\\n\\n與此同時，他不僅憤怒地駁斥了懷疑他有**意圖的指責，而且還指出了實施獨裁的危險。他說：“毫無疑問，獨裁在開始的時候似乎有些好處。首先他在某些人熱誠擁護而另一些人忍氣吞聲的情況下，藉助它所要求的嚴格秩序，利用堂皇的外表和千篇一律的宣傳，采取一套與實行獨裁以前的無政府狀態形成明顯對比的實力措施。這就必然使獨裁擴大它的事業。隨著公民不能忍耐強製而懷念自由，獨裁就要不惜一切地不斷擴大他的活動。這樣，國家便成為一架由主人隨意瘋狂加速的機器。至於它的對內對外計劃，在目標、冒險和努力方麵都要逐漸超出一切常規。不論在國外或是在國內，步步都會遇到無數障礙。最後，直到彈簧崩斷了事。一座宏偉的建築，在災難和血泊中坍塌下來。國家再次土崩瓦解，比鋌而走險以前更加頹喪。”\\n\\n戴高樂認為，為避免民主獨裁，應建立兩院製議會，並應限製議會的權力。他說：“政府當然不能由議會產生，否則政府會無法行使行政權，陷於混亂狀態……成為一個大雜燴。”因此，他強調指出：“行政權應該由超越各黨派的國家元首授予政府。這個國家元首由包括全體議員在內的選舉團選舉，他既是法蘭西聯邦的總統，又是共和國的總統。”他指出，國家’元首，應負責任免總理及各部部長；頒佈法律和公佈法令，主持政府會議；對意外政治事件做出裁決；在國家處於危急時期，負責保證國家的獨立和批準法國簽訂的條約。\\n\\n當時，法國**和社會黨人對戴高樂的這一講話持堅決否定的態度。然而，右翼政黨卻是堅決支援他的講話。至於對圍繞憲法鬥爭起特彆決定作用的人民共和運動黨，它的領袖們對戴高樂的草案雖持非常謹慎的態度，但對戴高樂表示同情。於是，在這種情況下，又草擬了一個新的憲法草案。按這個草案，民主性削弱了，擴大了總統的權力，但出現了議會的第二院——共和國委員會。\\n\\n戴高樂又對這個新憲法草案多方指責。8月27日，當立憲議會將就新憲法草案進行辯論時，他向媒體發表了一個聲明，警告議員們不要通過該草案；9月29日，他在諾皮埃爾又發表了一次演說，把該草案說得一無是處，說該草案同舊草案彆無二致。\\n\\n但是，戴高樂的種種努力均告失敗。10月13日，經公民投票，新憲法草案——第四共和國憲法獲得通過，儘管微弱多數讚成，很多人反對。戴高樂蔑視地指出，對這個憲法，隻有1／3的法國人讚成，但有1／3的法國人反對，1／3的法國人漠不關心。\\n\\n按照第四共和國憲法，議會是國家權力中心，政府由議會授權產生，向議會負責。而總統則由議會兩院選舉產生，其權力甚至比第三共和國時期還小。第四共和國憲法在許多方麵都類似第三共和國憲法，一旦議會通過對內閣投不信任票，內閣應立即辭職。這就為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危機埋下了禍根。\\n\\n當第四共和國憲法生效時，保持了三黨聯盟。因此，在勃魯姆為首的社會黨一黨政府執政不久後，1947年1月又組成了拉馬迪埃為首的三黨聯盟的新政府。國民議會選舉曾在第三共和國最後幾年擔任過主席的埃裡奧為主席。一般認為，這是法國一切不幸的根源。\\n\\n這也是戴高樂一次新的失敗，因為選舉人冇有聽他的意見，各政黨都更加強大了。那麼下一步戴高樂怎麼辦呢?他回到了科隆貝。從1946年11月1日起至1947年3月30日，他冇有投過票，一直在寂寞無聊中觀察香檳沙漠的地平線。誠然，他曾對去看望他的安德烈·帕羅迪說過一些相反的話：“我從不感到寂寞無聊，如果我一個人獨處的話。”實際上，無所作為和單調的鄉間生活使他感到難受。黃昏時，他常在包以綠色天鵝絨的沙發上，烤著溫暖的壁爐久坐不動。來訪的客人有的勸他重返政壇，但他總是苦惱地打斷彆人的話，說：“不，請您讓我為把劈材扔進壁爐裡而感到滿意。這是我剩下要做的一切。”\\n\\n這時，他已經56歲了。這正是精力充沛、希望有所作為的年華。他感到，這樣年紀的人，已不能再無止境地等待了。當然，他覺得，一旦出現大的危機，定會請他出山。但是，什麼時候會出現這種危機呢?這種可能性是不確定的、令人置疑的，甚至是無望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記憶中已把他這個祖國的傳奇解放者的形象忘卻了。難道1940年6月18日開始的那場鬥爭的幸福真的不會再來了嗎?他密切關注著法國和全世界的形勢，本能地想看到可能發生值得他參與的事件。\\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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