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哪些事 第183章：大學科研內卷的兩大根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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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科研內卷的兩大根子解析

接到學報社科版的邀請，讓我參加這次高校教育改革創新座談會，我心裡既榮幸，又有些忐忑。榮幸的是，作為一個在江城科技大學科技管理崗位上乾了整整四十年的老炮，能有機會和各位同行、專家聊聊心裡話，說說這些年在一線看到的、聽到的、琢磨的那些事兒；忐忑的是，我冇有什麼高深的理論研究，也冇有拿得出手的改革成果，隻能憑著四十年的工齡、四十年的觀察，說點大實話、心裡話，可能不夠“高大上”，但絕對真誠。

我即將年滿退休的歲數，從業四十年時間裡，我見證了咱們這所211大學的起起落落，也陪著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走過了科研路上的酸甜苦辣。尤其是最近這十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搞科研的人，越來越累了；科研這條路，越來越捲了。

這些年，藉著參加各類科研工作會議、走訪兄弟院校、和校內校外的同行聊天的機會，我問過不少人，不管是重點高校的教授，還是普通院校的年輕教師，不管是搞基礎研究的，還是搞應用開發的，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感慨：現在搞科研，比以前難多了。以前，隻要踏踏實實乾，沉下心來做研究，總能出點成果；現在，起早貪黑、熬更守夜，申報本子寫了一稿又一稿，論文改了一遍又一遍，跑項目、找資源、搞人脈，忙得腳不沾地，到頭來卻可能兩手空空——項目冇中，論文冇發，職稱冇評上，甚至連考覈都過不去。

前段時間，我碰到我們學校一位年輕的博士，剛入職三年，副教授評審冇通過，整個人狀態特彆差。他跟我說，這三年，他幾乎冇睡過一個安穩覺，每天泡在實驗室，週末、節假日也不休息，申報了兩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都石沉大海；寫了八篇論文，隻有三篇發在了普通核心期刊，離職稱評審的要求還差得遠。他苦笑著說：“鹿老師，我真的快撐不下去了，我當初讀博，就是想安安心心做研究，可現在，我連靜下心來思考的時間都冇有，每天都在應付各種考覈、各種材料，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什麼，也不知道這樣的堅持還有冇有意義。”

聽他說完，我心裡特彆不是滋味。這樣的年輕人，我見得太多了。他們有才華、有熱情、有理想，一心想在科研路上做出點成績，可卻被現實的“內卷”壓得喘不過氣。還有我們學校的一些中年教師，評上了副教授之後，就陷入了“不上不下”的困境，想衝擊教授，可考覈指標越來越高，資源越來越難拿；想安於現狀，可每年的年度考覈、職稱晉升壓力，又逼著他們不得不繼續卷。有一位快五十歲的老師，跟我說他這幾年頭髮都白了大半，為了申報一個省級項目，連續一個月每天隻睡四個小時，改本子改得吐了好幾次，最後還是冇中。他說：“我不是不想好好做研究，可我得生存啊，我得評職稱啊，我不卷，就會被淘汰。”

為什麼現在大學裡的科研內卷越來越嚴重？很多人都歸結為競爭激烈——現在博士培養的數量越來越多，進高校的門檻越來越高，科研成績的要求也水漲船高，大家都在拚命努力，科研自然就難了。還有人說，是現在的年輕人太急功近利，不想坐冷板凳，隻想走捷徑。這些話，不能說完全錯，但在我看來，都隻是表麵現象。

四十年的科技管理工作，讓我見過太多科研工作者的無奈，也見證了高校科研體係的變遷。我琢磨了很久，也和不少同行、老領導聊過，我覺得，當前高校科研內卷嚴重的根子，主要在兩個地方，我相信，在座的很多老師，也會有同感。

第一個根子，也是最核心的根子：大學的科研評價機製出了問題。

現在的科研評價體係，說白了，就是“短、平、快、多、雜”五個字，這五個字，像一把無形的枷鎖，捆住了科研工作者的手腳，也扭曲了科研的本質。

先說“短”和“快”。考覈週期越來越短，短到讓人喘不過氣，快到讓人來不及沉澱。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高校評職稱，看的是你這些年的積累，一般都是年為一個週期，隻要你踏踏實實乾，拿出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就能順利評上。那時候，科研工作者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去積累、去打磨，哪怕一個課題做個五六年，隻要能出成果，大家都認可。

可現在呢？考覈週期被壓縮到了極致。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年年都要有產出，年年都要算“總賬”。年底考覈，要看你今年發了幾篇論文，其中核心期刊有幾篇，sci、ei收錄了幾篇；要看你今年申報了幾個項目，中了幾個，經費到賬了多少；還要看你今年有冇有獲獎、有冇有社會服務成果。哪一項冇完成，考覈就可能不合格，不合格就影響績效、影響職稱、影響晉升，甚至可能被“末位淘汰”。

我記得，十年前，我們學校的年度考覈，還隻是象征性地統計一下成果，隻要冇有重大失誤，基本都能合格。可現在，考覈指標細化到了每一分，論文一篇加多少分，項目一個加多少分，經費一萬加多少分，甚至連參加學術會議、做報告，都有相應的加分項。反過來，少一篇核心論文，扣多少分；冇拿到項目，扣多少分；經費冇達標，扣多少分，都規定得明明白白。年底的時候，科研處的辦公室裡，擠滿了來覈對分數、申請加分的老師，那種焦慮、那種急迫，我看了都心疼。

可大家有冇有想過，科研有它自己的規律。科研不是工廠生產產品，不能追求“短平快”，不能規定時間內必須產出多少成果。有些基礎研究的問題，需要長期跟蹤、反覆驗證，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出成果；有些實驗數據，需要慢慢積累、不斷完善，不能急於求成；有些科研想法，需要反覆打磨、不斷修正，才能逐漸成熟。

我認識一位搞材料科學的老教授，他一輩子就研究一個課題，新型複合材料的研發，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時間，才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他的研究成果，填補了國內的空白，也為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可如果放在現在的考覈體係下，他可能早就被淘汰了。因為這二十年裡，他每年的論文產出不多，項目也不多，經費更是有限，年度考覈可能年年都不合格，更彆說評職稱、拿資源了。

這不是我憑空想象，我們江城科技大學就有這樣一位周教授，是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的退休教師，去年剛退休。周教授從入職開始，就專注於新型儲能複合材料的研究，這是一個典型的基礎研究課題，週期長、難度大，短期內根本看不到成果。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考覈體係還冇有這麼嚴苛的時候，周教授還能沉下心來做研究，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考覈週期越來越短，量化指標越來越細，他就漸漸跟不上“節奏”了。從2010年到2020年這十年，周教授每年隻能發表1-2篇普通核心論文，冇有拿到過國家級項目，經費最多的一年，也隻有十幾萬元，年度考覈多次被評為“合格”，甚至有兩次被評為“基本合格”。

期間，有同事勸他，彆再死磕這個課題了，不如去追熱點、搞短平快，多發幾篇論文、多拿幾個小項目，至少能保證考覈合格、績效達標。可週教授不願意，他說：“我研究這個課題十幾年了，再堅持堅持，一定能出成果。”就這樣，他咬牙堅持，直到2022年，他的研究終於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研發的新型儲能複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實現了應用，填補了國內相關技術的空白，還獲得了省級科技進步二等獎。可那時候，他已經快退休了，評教授早已無望，一輩子都隻是個副教授。周教授退休的時候跟我說：“鹿鳴，我不後悔，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可我也替現在的年輕人著急，他們連靜下心來做研究的時間都冇有，怎麼能出真正的成果？”

可考覈不管這些，反正到點就得交卷，到點就得算分。冇辦法，大家隻能被迫去做那些週期短、見效快的東西。真正需要時間、需要沉澱的大問題、難問題，冇人敢碰了；那些需要長期投入、短期內看不到成果的基礎研究，冇人願意做了。大家都在追熱點、趕潮流，什麼容易**文、什麼容易拿項目，就做什麼。比如前幾年，人工智慧火了，不管是搞計算機的、搞數學的，還是搞生物的、搞醫學的，都往人工智慧上靠，哪怕自己根本不擅長，也要湊個熱鬨，隻為了能快速**文、拿項目。可這樣的研究，能有多少真正的價值？大多都是跟風之作、湊數之作，看似產出很多，實則冇有任何實質性的突破。

再說“多”和“雜”。考覈指標越來越多，分項越來越細化，恨不得把科研工作者的每一項工作都納入考覈，可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顧了這頭，就顧不了那頭，最後隻能“麵麵俱到，麵麵不到”。

現在的考覈指標，簡直多到讓人眼花繚亂。核心論文要有，還分不同的級彆，sci一區、二區、三區，ei、cscd，不同級彆賦分不同，要求也不同；縱向項目要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省級項目、市級項目，越多越好，級彆越高越好；橫向經費要有，不管是和企業合作，還是和政府合作，經費數額越高，加分越多；獲獎要有，國家級、省級、市級，教學獎、科研獎，哪怕是個優秀獎，也能加分；社會服務轉化成果要有，論文轉化、專利轉化、技術轉化，不管轉化效果如何，隻要有，就能加分；甚至連教學競賽獲獎、指導學生競賽獲獎、發表教學論文，都要納入科研考覈。

我給大家算一筆賬，一個年輕教師，要想順利評上副教授，至少需要3-5篇核心期刊論文，其中最好有1-2篇sci或ei；至少需要1個省級及以上項目，或者2-3個市級項目；橫向經費至少要達到一定的數額；還要有獲獎、有社會服務成果，甚至還要有教學方麵的成果。這麼多指標，要在3-5年內完成，難度可想而知。

更要命的是，這些指標之間，往往是互相沖突的。要**文，就得花大量的時間泡在實驗室、查資料、寫論文、改論文，一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要拿項目，就得花大量的時間寫申報書、跑評審、搞人脈，甚至還要經常出差；要搞社會服務轉化，就得花時間和企業對接、溝通，解決實際問題；要參加教學競賽、指導學生，就得花時間備課、磨課、指導學生。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就那麼多，怎麼可能同時做好這麼多事？

我們學校有一位年輕的女教師，博士畢業，才華橫溢，入職的時候，大家都很看好她。她一開始想安安心心做基礎研究，可考覈指標逼著她不得不改變方向。為了**文，她每天泡在實驗室，週末也不休息；為了拿項目，她經常出差跑評審，家裡的孩子顧不上，老人也顧不上；為了完成社會服務指標，她還要和企業對接，經常加班到深夜。就這樣，她還是冇能完成所有的考覈指標，評職稱的時候，還是因為橫向經費不夠，冇能通過。她跟我說：“鹿老師，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陀螺，被考覈指標抽著轉，停不下來，可轉來轉去，卻不知道自己到底轉了什麼，也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

這種情況，不是個例，而是當前很多科研工作者的真實寫照。為了完成考覈指標，大家隻能什麼都去做，什麼都去嘗試，可結果呢？什麼都做不深、做不精，冇有真正的核心成果，隻能在“內卷”的漩渦裡越陷越深。

還有“平”。這個“平”，不是公平的“平”，而是“平均化”“無差異化”的“平”。為了追求所謂的“公平”，科研評價體係搞無差異的量化考覈，不管什麼學科、什麼專業，不管研究方向是什麼、研究難度有多大，都用一套標準來衡量——論文數、項目數、經費數，全部換算成分數，一排序，誰高誰低清清楚楚。

可大家都知道，搞科研、做學術，根本不是這麼簡單的事。不同學科的特點不同，研究難度不同，成果產出的週期也不同。比如，基礎學科的研究，難度大、週期長，論文產出慢，項目經費也相對較少；而應用學科的研究，週期短、見效快，論文產出多，項目經費也相對較多。如果用同一套量化標準來衡量，對基礎學科的科研工作者來說，本身就是一種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一篇有分量、有影響力的論文，可能頂得上十篇、幾十篇湊數的論文；一個紮紮實實做成的重大課題，可能比十個、幾十個應付差事的橫向項目更有價值。可在量化考覈體係裡，這些差彆都被抹平了。一篇sci三區的論文，隻要賦分相同，就和一篇sci一區的論文一樣；一個幾萬元的橫向項目，隻要賦分相同，就和一個幾百萬元的國家級項目一樣。這種“一刀切”的量化評價，隻會引導大家去追求數量，而不是質量；去追求速度，而不是深度。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學校評審科研成果，有兩位老師，一位老師發表了10篇普通核心論文，冇有重大項目，也冇有獲獎；另一位老師隻發表了3篇sci一區論文，有一個國家級重大項目，還有一項省級獲獎。按照當時的量化標準，那位發表10篇普通核心論文的老師，得分比那位發表3篇sci一區論文的老師還高，最後，那位發表3篇sci一區論文的老師，竟然在考覈中被評為“不合格”。這件事，在我們學校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很多老師都覺得不公平，可冇辦法，量化標準就在那裡，分數說了算。

在這種評價指揮棒的引導下，結果就是，大家都不願意去做難出成果、耗費時間的科研，都去做容易出分、容易得分的事。反正分夠了就行，反正能通過考覈、能評上職稱就行，至於研究的是什麼、有冇有價值、能不能產生實際影響，冇人去關心。久而久之，科研就變成了“湊數量、刷分數”的遊戲，而科研的本質——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卻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這就是科研內卷的第一個根子——科研評價機製的扭曲，它逼著大家不得不卷，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初心和理想，陷入“為了考覈而科研、為了分數而科研”的怪圈。

第二個根子：科研資源分配機製出了問題。

如果說評價機製是“指揮棒”，逼著大家去卷，那麼資源分配機製就是“方向盤”，決定了誰能卷得贏、誰隻能被淘汰。評價體係隻管打分，不管分資源；而資源怎麼分，怎麼分配才合理，纔是另一個更關鍵、更難解決的問題。

現在的科研資源分配，說白了，就是“認帽子、看牌子”，這六個字，道儘了當前科研資源分配的現狀，也讓很多普通科研工作者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先說“認帽子”。這裡的“帽子”，就是各種人才頭銜、人才稱號，比如“傑青”“長江學者”“萬人計劃”，還有省級的“拔尖人才”“青年英才”，市級的“學科帶頭人”等等。有了這些“帽子”，就等於有了“通行證”，科研資源會主動找上門來；冇有這些“帽子”，就算你能力再強、再努力，也很難拿到優質的科研資源。

我在科技管理崗位上乾了四十年，見過太多這樣的例子。有一位“傑青”教授，剛拿到“傑青”頭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就主動找上門來，經費直接撥了幾百萬元；學校還專門為他建了實驗室，配備了最好的團隊、最好的設備；甚至連申報其他項目、發表論文，都能得到優先照顧。而和他水平差不多、甚至比他更有才華的另一位教授，因為冇有“帽子”，申報了好幾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都石沉大海；想要申請實驗室設備，也因為經費有限，一直得不到批準；發表論文，還要和成千上萬的人競爭版麵，難上加難。

我們江城科技大學就有這樣一對對比鮮明的例子。我們學校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院的李教授，是“省級拔尖人才”，有“帽子”加持，每年能拿到幾百萬元的科研經費，學校專門為他組建了10多個人的科研團隊，配備了先進的實驗室和設備。他牽頭的“人工智慧與智慧製造融合”課題，拿到了國家級重大項目支援，經費高達800萬元，還和多家企業建立了合作關係，成果轉化前景廣闊。而和他同院的張教授，比李教授早入職五年，才華並不遜色，在人工智慧演算法研究方麵有很深的造詣，可因為冇有“帽子”，一直得不到優質資源。

張教授曾牽頭申報過三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都因為“無人才頭銜、前期資源支撐不足”被駁回；他想申請實驗室設備更新，每年提交申請，都因為經費優先分配給有“帽子”的人才，而得不到批準。有一次，張教授的團隊研發出一種新型演算法，能有效提高人工智慧的運算效率，可因為冇有經費支援，無法進行後續的實驗驗證和成果轉化，最後隻能發表一篇普通核心論文，不了了之。張教授跟我說：“鹿老師，我不是不努力，可冇有資源，冇有平台，就算有再好的想法，也隻能爛在肚子裡。那些有‘帽子’的人，手裡握著大把資源，隨便搞搞就能出成果，而我們這些冇‘帽子’的，隻能眼睜睜看著機會溜走。”

可大家有冇有想過，這些“帽子”是怎麼來的？很大程度上，是靠已有的資源堆出來的。好學校、好團隊、好導師，更容易拿到優質的項目、優質的資源，也更容易培養出有“帽子”的人才；而普通學校、普通團隊的普通老師，就算能力再強，冇有那個平台，冇有那個人脈，冇有足夠的資源支援，也很難做出有影響力的成果，自然也很難拿到“帽子”。

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有“帽子”的人，能拿到更多的資源，能做出更多的成果，能拿到更多、更高級彆的“帽子”；冇有“帽子”的人，拿不到資源，做不出成果，更拿不到“帽子”，隻能在底層苦苦掙紮，越卷越難。

我們學校有一位老教師，搞了一輩子基礎研究，能力很強，也做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可因為冇有“帽子”，一輩子都隻是個副教授，申請了幾十次項目，隻中過幾個市級小項目，經費少得可憐，連實驗室設備都買不起。他跟我說：“鹿老師，我不是不想好好做研究，可我冇有資源，冇有平台，就算有再好的想法，也實現不了。那些有‘帽子’的人，手裡握著大把的資源，隨便搞搞就能出成果，而我們這些冇‘帽子’的人，就算拚儘全力，也趕不上人家的零頭。”

再說“看牌子”。這裡的“牌子”，就是學校的級彆，比如“雙一流”高校、985高校、211高校，還有普通本科院校、專科院校。這些標簽，直接決定了一所學校能拿到多少科研資源，也直接決定了這所學校的科研工作者能拿到多少資源。

現在，國家、省裡的科研經費，大頭都往“雙一流”、985、211高校流，這些學校，每年能拿到上億元的科研經費，而普通本科院校，能分到的經費，往往隻是人家的零頭，甚至連零頭都不到。我們江城科技大學作為一所211高校，還算好一點，每年能拿到幾千萬元的科研經費，可和那些“雙一流”高校比起來，還是有很大的差距。而那些普通的地方院校，每年能拿到的科研經費，可能隻有幾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連維持基本的科研工作都困難。

項目申報也是這樣，同一個課題，同一個申報書，“雙一流”、985高校的人報，命中率就高；普通院校的人報，命中率就低。不是說普通院校的科研工作者水平一定低，也不是說“雙一流”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水平一定高，而是很多項目評審的時候，學校的牌子本身就是一個隱形的得分項。評審專家看到“雙一流”、985的標簽，潛意識裡就會覺得，這個申報者的水平更高、更靠譜，而看到普通院校的標簽，就會下意識地降低期待。

我曾經參與過一次省級項目的評審，有兩個申報者，申報的課題方向相同，申報書的質量也差不多，一個來自某“雙一流”高校，一個來自某普通本科院校。最後，評審專家一致投票，把項目給了那位來自“雙一流”高校的申報者。我問其中一位評審專家，為什麼會這樣，他說：“不是說普通院校的申報者不行，而是‘雙一流’高校的平台更好、資源更足，把項目給他們，更容易出成果，也更放心。”

這種“看牌子”的資源分配方式，讓普通院校的科研工作者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他們本身就冇有足夠的資源，冇有好的平台，冇有好的團隊，想要做出成果，已經很難了；而資源分配的傾斜，又讓他們雪上加霜，隻能擠在越來越小的空間裡，搶越來越少的資源。

大家可以想一想，國家的科研項目就那麼多，核心期刊的版麵就那麼多，科研經費就那麼多，可成千上萬的科研工作者都在盯著這些資源。“雙一流”、985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拿著充足的資源，占據著優質的平台，自然更容易拿到項目、發表論文；而普通院校的科研工作者，隻能在剩下的資源裡“搶食吃”，你爭我奪，能不卷嗎？

更讓人無奈的是，這種“認帽子、看牌子”的資源分配機製，還在不斷強化。學校為了拿到更多的資源，就拚命引進有“帽子”的人才，給他們優厚的待遇、充足的資源；而有“帽子”的人才，也更願意去“牌子”硬的學校，因為那裡有更好的平台、更多的資源。這樣一來，資源就越來越集中，差距就越來越大，普通科研工作者的生存空間，就越來越小。

這就是科研內卷的第二個根子——科研資源分配的不公，它讓“內卷”變得更加激烈，也讓很多有才華、有理想的科研工作者，不得不放棄自己的追求，在“內卷”的漩渦裡苦苦掙紮。

說到這裡，我想跟大家說一句：更可怕的是，這兩個根子，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擰在一起，互相強化，才形成了今天這樣的局麵，才讓科研內卷變得越來越嚴重，越來越難以破解。

評價體係逼著大家去爭、去卷，要爭分數、爭成果、爭職稱；而資源分配機製，又決定了誰能爭到、誰爭不到。有“帽子”、有“牌子”的人，憑藉著優質的資源，更容易完成考覈指標，更容易拿到更高的分數，更容易評上職稱、拿到更多的資源；而冇有“帽子”、冇有“牌子”的人，就算拚儘全力，也很難完成考覈指標，很難拿到資源，隻能繼續卷、繼續爭，可捲了半天，發現門檻已經被抬得更高了，自己還是擠不進去。

我見過很多年輕教師，為了評職稱、拿“帽子”，不惜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去追熱點、湊數量，去搞那些容易出成果、容易拿分的東西。他們明明知道，這樣的研究冇有什麼價值，明明知道，自己應該沉下心來做真正的科研，可他們冇有選擇。因為如果不這樣做，他們就通不過考覈，就評不上職稱，就無法在高校立足。

評價體係和資源分配機製的扭曲，還造成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科研工作者的心態變了。以前，大家搞科研，是因為熱愛，是因為想做出點東西來，想為國家、為社會做貢獻，想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那時候，科研工作者能沉下心來坐冷板凳，能靜下心來啃硬骨頭，哪怕一輩子隻做一個課題，哪怕一輩子隻出一篇有分量的論文，也心甘情願。

可現在呢？很多科研工作者搞科研，不再是為了熱愛，不再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為了攢夠分數、評上職稱、拿到“帽子”、拿到資源。目標不一樣了，做法自然也不一樣。追熱點、湊數量、搞短平快，成了常態；投機取巧、弄虛作假、抄襲剽竊，也時有發生。而那些真正願意坐冷板凳、啃硬骨頭，願意做長期基礎研究的人，越來越少了。

可大家有冇有想過，冇有冷板凳，哪有真學問？不去啃硬骨頭，哪有真突破？基礎研究是科研的根基，冇有紮實的基礎研究，就冇有真正的科技創新，就冇有國家科技實力的提升。可現在，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都在追求數量和分數，誰還願意去做那些耗時、費力、難出成果的基礎研究？

我想起了我們學校的一位老教授，一輩子都在做基礎數學研究，一輩子隻發表了十幾篇論文，冇有拿到過什麼重大項目，也冇有什麼“帽子”，可他的研究成果，卻被國際同行認可，為我國的基礎數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退休的時候，跟我說：“鹿鳴，我這一輩子，冇什麼大的成就，可我問心無愧，我做了自己喜歡的事，也為國家做了一點力所能及的貢獻。現在的年輕人，太急了，太捲了，希望他們能沉下心來，真正做點有價值的科研。”

老教授的話，讓我感慨萬千。是啊，現在的科研，太急了，太捲了，急到大家都忘了科研的初心，捲到大家都迷失了方向。

說到底，這還是一個係統性的問題。

我剛纔說的這兩個根子，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也不是哪一個人、哪一所學校能改變的。科研評價體係要改革，喊了多少年了，改來改去，還是換湯不換藥，還是離不開“短平快、多雜平”的量化考覈；科研資源分配要公平，也喊了多少年了，可“帽子”越戴越多，學校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資源越來越集中。

為什麼改不動？因為這套係統裡，既有既得利益者，也有路徑依賴。那些有“帽子”、有“牌子”的人，是這套體係的受益者，他們自然不願意改變；而很多高校，已經習慣了這套考覈和分配方式，想要改變，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資源，也需要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難度可想而知。

這些年，我也參與過不少科研評價體係改革的研討，也提出過一些建議，比如延長考覈週期、實行差異化評價、優化資源分配方式等等，可大多都是不了了之。不是大家不想改，而是太難改了，牽扯的利益太多，牽扯的問題太複雜。

有人問我，鹿老師，既然改不動，那我們這些科研工作者，尤其是普通的科研工作者，該怎麼辦？難道就隻能一直這樣卷下去嗎？

說實話，我也冇有答案。我乾了四十年的科技管理工作，見過太多的無奈，也經曆過太多的無力。我知道，有些事，不是個人能改變的，也不是個人能左右的。我們能做的，隻能是看清現實，做好自己能做的事。

對於年輕教師來說，既然考覈指標擺在那裡，既然資源分配的現狀無法改變，那就隻能先適應規則，先活下去。在適應規則的同時，儘量守住自己的初心，儘量抽出一點時間，做自己喜歡的研究，做有價值的研究。不要被“內卷”壓垮，不要迷失自己的方向，哪怕進展很慢，哪怕成果很少，隻要堅持下去，就一定有收穫。

對於中年教師來說，不要被“不上不下”的困境困住，不要放棄自己的追求。如果有機會衝擊更高的職稱、拿到更多的資源，就努力去爭取；如果冇有機會，就沉下心來，做好自己的研究，做好自己的教學，培養好自己的學生，也未嘗不是一種成功。

對於我們這些即將退休的老炮來說，我們能做的，就是多給年輕教師一些指導、一些幫助，多給他們一些鼓勵、一些支援，告訴他們，科研的道路雖然艱難，但隻要堅守初心、腳踏實地，就一定能走出屬於自己的路。我們也能做的，就是多呼籲、多建議，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關注科研內卷的問題，希望科研評價體係能真正改革，希望科研資源能分配得更公平、更合理。

我知道，我說的這些話，有些悲觀，有些無奈，可能也有些不合時宜。但這都是我四十年的親身感受，都是我看到的、聽到的、琢磨的大實話。

高校是科研創新的主陣地，科研工作者是科技創新的主力軍。我們不能讓“內卷”消磨掉科研工作者的熱情和理想，不能讓“短平快”的評價體係扭曲科研的本質，不能讓不公的資源分配埋冇掉有才華的科研工作者。

我希望，有一天，科研評價體係能真正迴歸科研的本質，不再追求“短平快、多雜平”，而是注重質量、注重創新、注重價值；我希望，有一天，科研資源能分配得更公平、更合理，不再“認帽子、看牌子”，而是看能力、看成果、看貢獻；我希望，有一天，科研工作者能擺脫“內卷”的困擾，能沉下心來坐冷板凳，能靜下心來啃硬骨頭，能真正為了熱愛而科研，為了真理而科研，為了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而科研。

我知道，這一天可能還很遙遠，可能還需要我們付出很多的努力，可能還需要很多代人的堅守。但我相信，隻要我們看清了問題的根子，隻要我們不放棄、不妥協，隻要我們每個人都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就一定能慢慢改變現狀，就一定能讓科研迴歸本質，讓高校成為真正的科研創新之地，讓科研工作者能在科研路上，走得更輕鬆、更堅定、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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