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淩煙誌 第95章

前文我們講過自封太尉的王世充率軍侵犯穀州失利，回到東都洛陽的他擔心自己的統治地位會受到影響。武德二年（619年）正月初二，王世充將隋朝的顯貴官員和名士全部任命為太尉府的屬官。

王世充的這一舉措具有多重目的和深遠意義。首先，王世充通過拉攏隋朝的顯貴和名士，鞏固了自己的權力。這些精英人物在朝野內外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吸納他們進入太尉府，不僅減少了潛在的反對力量，還削弱了他們的獨立性，防止他們成為新政權的威脅。通過這種方式，王世充有效地加強了自己的統治基礎。

其次，這一舉措進一步架空了已成為傀儡的皇泰主楊侗，為其下一步的政治野心做好鋪墊。隋朝的顯貴和名士在社會上享有較高的聲望，王世充藉助他們的影響力，表明自己得到了前朝精英的認可。同時，任用前朝官員也營造出一種政權延續的假象，減少了社會動蕩的可能性，為後續成立新政權創造了條件。

此外，王世充的這一做法也有助於穩定局勢。這些官員和名士在地方和中央都擁有較大的影響力，任用他們可以有效地維持社會秩序，避免混亂。同時，前朝官員的留任也能夠安撫民心，減少民眾對新政權的抵觸情緒，從而促進社會的平穩過渡。

從治理能力的角度來看，這些隋朝的顯貴和名士具備豐富的行政經驗，王世充通過任用前朝官員，展示了自己的包容性，表明他願意吸納各方人才，增強新政權的凝聚力。同時，這也向其他勢力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訊號：隻要支援他王世充，就能獲得重用。這種策略有助於吸引更多的支援者，進一步鞏固王世充的統治地位，也為他在動蕩時期維持統治提供了重要保障。

這些成為王世充太尉府屬官的隋朝舊吏中包括杜淹和戴胄。

杜淹出生不詳，卒於628年，字執禮，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人，出身於官宦世家。他早年曾在隋朝為官，擔任禦史中丞，杜淹在隋朝時期因隱居而被隋文帝流放，後效力於王世充，授為吏部尚書。在王世充被平定後，他投靠了唐朝，並在唐太宗即位後被召回，授予禦史大夫，封為安吉郡公，後遷為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成為宰相。

杜淹在唐朝的政治生涯中，雖然有著一定的才華和貢獻，但也存在一些爭議。他在隋朝時期為了謀求官職而假裝隱居，這種行為被一些人視為沽名釣譽。在王世充政權中，他因與侄子杜如晦的關係而進讒言，導致杜如晦的兄長被殺，這也成為了他一生中的一大汙點。

杜淹的作品被收錄在《全唐詩》中，包括《召拜禦史大夫贈袁天罡》、《詠寒食鬥雞應秦王教》和《寄贈齊公》等詩作。儘管在歷史上留下了複雜的聲譽，他的政治主張和改革精神對後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杜淹在貞觀二年（628年）病逝，唐太宗追贈他為尚書右僕射，謚號為襄。他的家族成員包括兒子杜敬同，官至鴻臚少卿，襲爵，以及孫子杜從則，曾任蒲州刺史。

戴胄（573年-633年），字玄胤，是唐朝初期的政治家、司法官員，以其堅持法治原則和維護政治穩定的卓越表現而聞名。他出身於譙郡戴氏，早年在隋朝為官，曾效力於王世充，歸唐後為秦王府士曹參軍。唐太宗繼位後，戴胄被擢升為大理少卿，後改任尚書左丞，最終成為宰相。

戴胄年輕時鑽研律法，以明經入仕，授吏部雲騎尉，遷弘農宮副監。隋煬帝大業末年，入朝為門下省錄事，受到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的賞識。618年，隋煬帝遇害後，戴胄被王世充任命為給事郎。不久，王世充欲篡位，戴胄多次進諫未果，被貶為鄭州長史。621年，秦王李世民攻取虎牢關，俘獲戴胄，任命他為秦王府士曹參軍。

唐太宗即位後，戴胄被拜為兵部郎中，封武昌縣郎。627年，任大理少卿，後因清廉正直被任命為尚書左丞。戴胄在尚書省政務處理中表現出色，被譽為“唐朝開國以來最稱職的尚書左丞”。629年，戴胄升任民部尚書，兼任檢校太子左庶子。杜如晦去世後，戴胄代理吏部尚書，後參與朝政，成為宰相。

戴胄在擔任大理少卿期間，堅持依法斷案，敢於犯顏直諫，糾正太宗的量刑過失，推動了唐初法治的完善。他在處理政治關係時表現出高超的政治智慧，能夠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保持獨立性和客觀性，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和社會的穩定。戴胄的政治生涯和法治精神對唐朝乃至中國的法治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被譽為“大唐好法官”，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公元633年，戴胄病逝，唐太宗罷朝三日，追贈他為尚書右僕射、道國公，賜謚號為忠。

正月初，隋朝將軍王隆率領屯衛將軍張鎮周、都水少監蘇世長等率領山南的軍隊剛剛到達東都。

隋將王隆我們在前文曾經介紹過，公元617年9月，隋煬帝楊廣便派他率領邛崍（今四川省成都市邛崍市）以及黃州（今湖北省麻城市）的蠻族軍隊一同出征支援東都洛陽，哪知他竟經過了近一年半的時間才趕到洛陽。

王隆率軍支援洛陽延誤的原因，在史書中並無記載，我們現今分析的話，主要是由於隋末局勢動蕩、內部矛盾、軍隊士氣和補給問題，以及他出發不久楊廣便被宇文化及弒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使得王隆的軍隊在行軍過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難，最終導致其直到619年正月才抵達洛陽。這一延誤也反映了隋朝末年統治的混亂和衰敗，也是隋朝最終滅亡直接原因之一。

此時東都洛陽城中的王世充已將隋朝舊吏全部納入自己的太尉府管理，其獨攬朝政，無論大小事務，都必須經過太尉府；其他官署都顯得冷冷清清。

王世充在太尉府門外立了三塊公示牌，一是尋求有文學才能和見識，能夠處理時務的人；二是尋求有武勇和智略，能夠衝鋒陷陣的人；三是尋求有冤屈，被壓製無法申訴的人。

他的這一行為在外人看來，是在通過招攬人才、爭取民心、鞏固統治和擴大政治影響力，來增強自己的實力和合法性。然而，從接下來這一事態的發展來看，他隻不過是在裝裝樣子，虛有其表的表麵文章罷了。

估計王世充也沒想到，他的三塊公示牌起到廣而告之的效果那麼好，每天都有數百人上書陳述各種瑣事，王世充隻得硬著頭皮親自接見，仔細閱讀，並熱情地安慰他們，每個人都感到高興，以為自己的意見會被採納，委屈冤情會被解決，但實際上王世充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即使是他的士兵和僕人，王世充也用甜言蜜語來取悅他們，但實際上並沒有給予任何恩惠。

洛陽城中的隋朝舊吏馬軍總管獨孤武都深受王世充信任，獨孤武都出身於關隴貴族集團中的獨孤家族，這一家族在隋朝和唐朝初期具有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獨孤家族與隋唐皇室有著密切的聯姻關係，例如隋文帝楊堅的皇後獨孤伽羅就是獨孤家族的重要成員。

獨孤武都作為關隴貴族的一員，在洛陽城積極參與了當時的政治和軍事活動。他曾效力於隋朝，但隨著隋朝的衰落，他也捲入了各方勢力的爭鬥中。王世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廣泛吸納各方人才，尤其是關隴貴族集團中的成員。獨孤武都作為關隴貴族的重要人物，被王世充拉攏，成為其政權中的一員。

獨孤武都的堂弟司隸大夫獨孤機與虞部郎楊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總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等人準備密謀召來唐朝軍隊，裏應外合獻出洛陽城。

眾人齊聚獨孤機府中，獨孤機支走下人，低聲說道：“諸位，王世充暴虐無道，洛陽城已是風雨飄搖。唐朝李淵仁德廣布，天下歸心，我們何不早作打算？”

楊恭慎接過話來，說道：“獨孤大人所言極是。王世充心胸狹窄，對部下毫無信任，我們若繼續跟隨他，隻怕難逃厄運。”

孫師孝嘆息道：“如今唐軍已逼近洛陽，我們若不早作決斷，恐怕城破之日，玉石俱焚。”

獨孤機見大家都很支援，便商定讓崔孝仁前去勸說獨孤武都。

崔孝仁找到獨孤武都勸說道：“獨孤大人，近來城中之事，王公（王世充）隻是用兒女情態來取悅愚昧的人，一點兒實事都沒辦。而且他心胸狹窄、貪婪殘忍，不顧及親友，怎麼可能成就大業呢！圖讖上的文字，預示著李氏將得天下，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唐朝李淵從晉陽起兵，迅速佔領了關內，軍隊所向披靡，英雄豪傑紛紛歸附。而且李淵待人坦誠，選拔賢能，不計較過去的恩怨，憑藉天時、地利、人和爭奪天下，誰能抵擋得住！我們這些人託身於錯誤的地方，隻能坐等被滅。現在任管公（任瑰）的軍隊就在新安附近，又是我們的老朋友，如果派遣密使召他，讓他連夜趕到城下，我們共同作為內應，開啟城門迎接他，事情沒有不成功的。”

獨孤武都聽完崔孝仁的話，眉頭緊鎖，心中翻湧著複雜的情緒。他很明白王世充的為人，正如崔孝仁所說，心胸狹窄、貪婪殘忍，確實難成大器。而唐朝李淵的崛起，卻是勢不可擋。

他沉默片刻，低聲問道：“崔公，此事非同小可，若稍有差池，你我皆性命難保。你可有把握？”

崔孝仁目光堅定，壓低聲音道：“獨孤大人，王世充已是強弩之末，城中人心離散，百姓怨聲載道。而唐朝李淵仁德廣布，天下歸心。任瑰與我們素有交情，若能與他裏應外合，大事必成！此時不決，更待何時？”

獨孤武都心中權衡利弊，想到王世充近日的所作所為，不禁心生厭惡。他回想起王世充為了鞏固權力，不惜打壓舊臣，甚至連親友都不放過。而李淵的寬厚仁德，早已傳遍天下。他深吸一口氣，終於下定決心：“好！就依崔公之計。我即刻派人密會任管公，共商大計。”

崔孝仁露出欣慰的笑容，低聲道：“獨孤大人英明！此事宜早不宜遲，我這就去安排密使，務必小心行事。”

然而，王世充對洛陽城內的動向早有察覺，他派遣心腹暗中監視洛陽城中所有官員，得知獨孤兄弟以及崔孝仁等人要暗中聯絡唐軍背叛自己後，王世充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怒道：“獨孤機、崔孝仁等人竟敢背叛本太尉！來人，即刻將他們全部拿下！”。

獨孤武都、獨孤機、楊恭慎、孫師孝、劉孝元、李儉、崔孝仁等人被押解到王世充麵前。王世充冷冷地看著他們，質問道：“我待你們不薄，為何要背叛？”

獨孤武都昂首挺胸，毫不畏懼：“王世充，你暴虐無道，人心盡失。唐朝李淵仁德廣布，天下歸心，我們不過是順應天命！”

獨孤機接著說道：“王世充，你羈押皇泰主，殘害忠良，必不得善終！我獨孤一族，誓與你不共戴天！”

王世充聞言，臉色鐵青，怒喝道：“放肆！來人，將他們全部處死！”

崔孝仁冷笑道：“王世充，你今日殺我們，明日便是你的末日！唐朝大軍已至，你不過是垂死掙紮！”

王世充不為所動，揮手下令斬立決，隨後獨孤武都、獨孤機、楊恭慎、孫師孝、劉孝元、李儉、崔孝仁等人被押赴刑場，全部斬首示眾。

這一事件加劇了王世充政權的內部矛盾，加速了洛陽城內的人心離散，促使更多人投靠唐朝，暴露了王世充的統治危機，並為唐朝攻佔洛陽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