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淩煙誌 第244章

武德三年（620年）冬，正值唐高祖李淵經略中原之際，頡利可汗遣使抵達長安，向唐朝通報其前任國王處羅可汗薨逝的訊息，高祖按照此前對待始畢可汗喪事的規格（始畢可汗於武德二年四月去世），舉行了相應的弔唁禮儀。

處羅可汗出生不詳，卒於620年，原名阿史那·俟利弗設，是東突厥啟民可汗的第三子，始畢可汗之弟，頡利可汗之兄，其生平貫穿隋末唐初的亂世，既是突厥汗國由盛轉衰的關鍵人物，也是中原政權更迭的重要見證者。

作為遊牧帝國與農耕文明碰撞的親歷者，他的一生交織著草原部落的權力鬥爭、隋唐易代的政治博弈，以及跨地域的文化互動，在《舊唐書》《資治通鑒》等正史中留下了複雜的歷史剪影。

處羅可汗生於突厥王庭，其父啟民可汗在位期間（599—609年）因部族內亂投靠隋朝，受隋文帝冊封，開創了突厥與中原王朝的臣屬關係。少年時期的處羅隨父兄頻繁出入長安，親歷隋朝“聖人可汗”時代的強盛，這種經歷使其對中原製度與軍事戰略有直觀認知。

大業五年（609年），隋煬帝西巡至突厥牙帳，啟民可汗率諸子跪迎，《隋書·北狄傳》記載“啟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處羅與兄長始畢、咄苾皆列席其間，展現出突厥貴族對隋朝表麵臣服下的隱忍。這種早期經歷為其日後處理與中原勢力的關係埋下伏筆。

大業十一年（615年），始畢可汗趁隋末民變脫離隋朝控製，率十萬騎圍隋煬帝楊廣於雁門，突厥重歸獨立。處羅作為王族核心成員，參與了對隋邊境的多次襲擾，逐漸積累了軍事聲望。

武德二年（619年），始畢可汗病逝，突厥汗位繼承陷入短暫動蕩。按突厥“兄終弟及”的傳統，處羅本應繼位，但其侄什缽苾（始畢之子）卻得到了部分貴族的支援，很快形成內部權力競爭。《舊唐書·突厥傳》記載“國人議立咄苾，以其母賤，眾不服”，最終在隋朝義成公主（啟民可汗之妻）乾預下，處羅得以上位。

義成公主作為隋朝宗室女，自開皇十九年（599年）和親突厥，先後嫁啟民、始畢、處羅、頡利四可汗，歷經四任可汗，在汗庭中保持有重要影響力，她憑藉國母級別的政治手腕，迅速成為突厥內部親隋勢力的核心人物。之後，更是以繼母身份力排眾議，推動處羅繼位。

處羅可汗繼位後，繼續延續突厥扶植中原割據勢力的策略，但相較於始畢可汗的靈活務實，其政策更顯激進。他先是接納義成公主為妻，通過政治聯姻鞏固自身地位，同時積極收攏隋朝遺臣，迎接隋煬帝遺孀蕭皇後及齊王楊暕遺腹子楊政道至定襄城（今內蒙古和林格爾），重新建立起隋室傀儡政權，《資治通鑒》載“處羅以政道為隋王，中國士民沒於虜者，悉配之以為部落，行隋正朔，置百官”，史稱“後隋”。

他的這一舉措具有雙重政治意圖，一方麵以“存亡繼絕”之名獲取乾預中原的合法性，另一方麵則是為了吸引北逃士民來增強突厥的實力。《舊唐書》詳載此事“處羅可汗將楊政道立為隋王，中國士民在北者悉配之，行其正朔，置百官，皆依隋製”印證了該政權的實際運作，其官僚體係完整，甚至設有尚書省、門下省等中樞機構。

處羅可汗在位期間（619—620年），中原正值李唐、王世充、竇建德等勢力混戰。他採取“聯隋抑唐”策略，通過扶持楊政道政權，收攏河北、山西地區的隋朝舊臣與反唐武裝。武德三年春，處羅聯合割據馬邑的劉武周，欲南下攻取幷州（今太原），《新唐書·突厥傳》詳述其軍事佈局：“處羅謀取幷州置楊政道，群臣諫，不聽，方遣突利與武周合。”

之後，其扶植的小股割據勢力張舉於當年（620年）八月投降了唐朝，劉旻於九月投降唐朝。

張舉是隋末群雄之一，活動於山西北部或河套地區，依附突厥勢力。武德三年（620年）八月，在唐軍平定劉武周後，張舉率部投降唐朝。其投降與劉武周勢力崩潰直接相關（劉武周部將宋金剛、尉遲敬德敗亡後，突厥支援的割據力量瓦解）。史書未載其降唐後的官職或後續事蹟，可能因實力較弱未被單獨列傳。

劉旻亦是隋末地方豪強，為山西或陝西一帶割據者，與梁師都、突厥關係密切。武德三年（620年）九月，繼張舉之後投降唐朝。李世民在擊敗劉武周後，開始策劃北攻梁師都，其投降時間緊接唐軍對梁師都的軍事壓力。與張舉類似，史書未載其後續活動，可能降唐後被收編或遣散。

張舉、劉旻的投降是唐初統一戰爭的關鍵節點之一，武德三年四月，劉武周被突厥拋棄後逃奔突厥被殺，其部眾瓦解。張舉、劉旻作為突厥在山西的代理人，投降標誌著突厥對河套以南控製力的削弱，引發梁師都恐慌（梁師都是當時突厥在陝北的唯一代理人），二人投降後，唐軍得以集中力量對付梁師都，

梁師都得知張、劉投降唐朝後，大為恐懼，連夜召集心腹將領陸季覽、辛獠兒等人密議，試圖借突厥之力反製唐朝。

梁師都拍案而起，鬚髮皆張，說道：“張舉、劉旻這兩個叛賊！竟敢揹我投唐……如今朔方人心惶惶，若突厥再疑我無能，我等頭顱怕是要掛在長安城門上了！”

陸季覽撫須沉吟，目光陰鷙，沙啞著嗓音道：“主公勿急。突厥人向來貪利忘義，處羅可汗正需立威。我們不妨將計就計，就說李淵已調集隴右精兵，欲北渡黃河直搗定襄（突厥牙帳），再許以河東錢糧女子盡歸突厥，如此一來，處羅豈能不動心？”

辛獠兒聽後，冷笑著插話道：“陸兄此計雖妙，卻不夠狠！依我看，不如再添一把火，就說劉武周舊部暗中聯絡唐朝，欲獻馬邑於李淵。突厥若失馬邑，漠南屏障盡喪，牛羊馬場皆成唐軍演武之地！”

梁師都踱步至帳外，望著漠北風沙，良久方轉身回帳：

“好！你二人即刻備下金帛、駿馬，再選百名漢女充作‘貢品’。明日隨我親赴定襄！記住，見了處羅，須哭訴李淵‘暴虐無道，欲滅華夷之別’，再提當年啟民可汗受隋朝冊封之舊事，突厥人最恨別人說他‘非正統’！”

陸季覽忽壓低聲音說道：“主公，屬下還有一策：可散播謠言，稱李世民在靈州私鑄‘受降城’碑文，上書‘擒處羅者封王’。突厥貴族必怒，屆時何愁突厥不揮師南下？”

梁師都聽後撫掌大笑，目露凶光道：“妙極！漢人有句話叫‘借刀殺人’……傳令下去，凡軍中與唐廷有書信往來者，皆綁送突厥為奴！咱們要讓處羅明白，這朔方之地，唯有我梁師都，纔是突厥最忠實的‘胡馬嚮導’！”

隨即，梁師都便派遣其尚書陸季覽遊說突厥處羅可汗道：“近來中原陷入戰亂，分裂為多個政權，彼此勢均力敵、力量薄弱，因此都向北方突厥稱臣歸附。如今定楊可汗（劉武周）已然敗亡（劉武周於當年四月敗亡），天下即將全被唐朝佔據。梁師都即便滅亡也無怨言，隻是擔心接下來就會輪到可汗您了。不如趁唐朝尚未完全平定天下，向南奪取中原，效仿當年魏道武帝的策略。我們梁師都軍隊願作為嚮導！”

處羅可汗繼位（619年）以來，一直麵臨著三重壓力，首先便是經濟危機，突厥當時連年雪災，“六畜多死，國中大餒”，急需通過戰爭掠奪資源。而且其部落離心嚴重，麵對薛延陀、回紇等鐵勒部族的反叛，契丹、奚等附庸動搖，軍事勝利可震懾諸部。再者他一繼任便麵對著內部權力鬥爭，處羅得位依賴義成公主支援，但其弟咄苾（頡利可汗）勢力漸強，已威脅到其權利地位，亟需戰功鞏固權威。

梁師都使者陸季覽提出的南侵中原既能掠奪財富緩解經濟困境，又能通過戰爭整合內部勢力，可謂“一石三鳥”，處羅可汗果斷採納了此建議。

陸季覽走後，處羅可汗立即召集各部貴族首領商議此事，他計劃分兵四路，令莫賀咄設率軍從原州（今寧夏固原）南下；泥步設與梁師都從延州（今陝西延安）進軍；處羅可汗親自率部從幷州（今山西太原）進入；突利可汗聯合奚、霫、契丹、靺鞨等部族自幽州（今北京一帶）南下。同時，他還欲借“報隋朝舊恩”之名，攻佔幷州（唐朝河東重鎮）用以扶持楊政道，但突厥貴族擔憂此舉將激化與唐朝矛盾，引發全麵戰爭。

牙帳內，處羅可汗高坐在狼皮王座之上，手握金盃，目光掃視帳內緩緩說道：“楊政道乃大隋正統，如今蜷居定襄，豈能長久？幷州富庶，又是隋朝舊地，我突厥鐵騎若取之，既可安頓隋室遺脈，又能震懾李淵，此乃一舉兩得！”

阿史那·思摩是主和派老臣，隻見他撫胸行禮，語氣凝重道：“可汗！幷州是李唐龍興之地，駐有李唐三萬精兵，城高糧足。我軍若強攻，即便拿下，也要折損無數兒郎……更怕那李世民趁機出雁門斷我歸路，到時漠南牧場恐遭唐軍焚掠啊！”

主戰派年輕將領執失思力按刀上前，聲如洪鐘道：“思摩長老怎如此怯懦？去年我們剛破馬邑，唐軍望風而逃！如今李淵正與劉黑闥在河北廝殺，幷州空虛，此時不取，更待何時？至於楊政道，讓他做個傀儡便是，漢人最吃‘正統’這套！”

漢人謀士趙德言是原隋朝降臣，此時陰惻惻的插話道：

“可汗聖明！當年啟民可汗落魄南投，隋文帝不僅助其復國，還嫁義成公主，此等恩義突厥豈能忘卻？今扶楊政道入幷州，正是昭告天下：突厥纔是中原正統的護佑者！李淵篡隋自立，必失人心……”

處羅之弟阿史那·社爾皺眉打斷了他的話，訓斥道：

“趙德言！你張口‘正統’，閉口‘人心’，可曾想過草原兒郎為何要替漢人流血？楊政道若真得了幷州，難道會甘心做突厥的狗？隻怕轉眼便與李淵暗通款曲！”

處羅可汗看著眾人爭論不休，猛擲金盃在地，怒喝道：

“夠了！當年我父汗被都藍可汗追殺，若無隋朝兵馬錢糧，早成一堆白骨！這恩情是刻在狼神山上的！”他隨即指向帳外，繼續言道，“如今隋室絕嗣，唯留楊政道一脈，我突厥若不扶持，草原諸部誰還信我‘重義’之名？明日點兵五萬，直撲幷州，誰敢再諫，按擾亂軍心論處！”

突厥處羅可汗不顧貴族群臣反對，執意推行“攻取幷州以安置楊政道”之策，此舉名義上宣稱“報隋朝舊恩”（其父啟民可汗曾因突厥內亂逃亡隋朝，得隋文帝資助復國），實則欲借隋室旗號介入中原，擴大突厥對河東地區的控製。然而，以阿史那思摩為首的突厥貴族強烈反對，認為幷州駐有唐將李仲文重兵，且“懸軍深入，糧運阻絕，恐非萬全之策”。處羅卻以“此恩不可忘”為由，強行調集兵力，準備聯合梁師都等割據勢力籌備南征。

然而，處羅可汗的軍事計劃尚未實施，便突遭變故。史載其“將出師，遇暴疾而卒”，從發病到死亡僅數日，病程極短。關於病因，正史記載較為模糊，《隋書·北狄傳》稱其“忽嘔血不止”，《舊唐書·突厥傳》僅以“暴疾”概括。結合突厥貴族普遍酗酒的習俗（《新唐書·突厥傳》載處羅“性素沉湎酒色”），現代學者推測其可能死於急性肝病或心血管疾病。另有史料提及當時漠北“久雨，卒大疫，死者甚眾”（《隋書·北狄傳》），或暗示處羅感染了流行性疾病。

處羅生前欲立兒子奧射設，但義成公主以“奧射設醜弱，不類可汗”為由反對，處羅卒後，義成公主支援其弟咄苾（繼位後稱頡利可汗）繼位。現代學者吳玉貴在《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中指出，處羅之死極可能是突厥親唐派與親隋派博弈的結果，義成公主為確保自身在突厥的政治影響力，其一直想要重新恢復隋朝統治，便選擇更具進攻性的頡利可汗繼位，而處羅對中原的懷柔政策已不符合突厥貴族利益。

義成公主作為隋朝遺脈的核心維護者，長期致力於聯合突厥反唐，其“在虜庭有寵，突厥法令多由其出”。然而，史書從未記載她與處羅之死存在直接關聯。所謂“義成公主以五石散毒殺處羅”之說，實為後世附會，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考異》中提及此傳聞，但明確指出：“義成素欲存隋，處羅方行其誌，豈有害之之理？”，五石散（寒食散）盛行於魏晉，至隋唐時已趨衰落，且主要流行於中原士族階層，突厥醫藥體係以薩滿巫術與草原草藥為主，未見貴族服用五石散的記錄。

處羅之死的直接影響是迫使突厥開始戰略轉向。頡利可汗放棄攻取幷州的計劃，轉而利用楊政道政權固守定襄，同時頻繁南下劫掠唐境。

與此同時，處羅死前對漠北諸部採取分化策略，對反叛的薛延陀、回紇等鐵勒部落實施軍事打擊，《舊唐書》稱“處羅發兵擊薛延陀，大破之”，而對契丹、奚等部則通過聯姻籠絡，依舊維繫突厥在草原的霸權。

處羅可汗的短暫統治雖未能逆轉突厥衰勢，卻深刻影響了7世紀初的東亞格局。他扶植的“後隋”政權成為突厥乾預中原的跳板，隋朝後裔楊政道部眾後被唐太宗收編為“蕃口”，加速了胡漢融合；其對隋製的模仿，如“突厥始立長史、司馬，蓋擬夏官”，客觀上推動了草原政權的官僚化嘗試。

然而，其戰略侷限性亦顯露無遺，處羅可汗過度依賴隋朝殘餘勢力，未能有效整合草原諸部，導致突厥在頡利時代陷入“諸部離心，頻年大雪，六畜多死”的困境。貞觀四年（630年），頡利可汗被唐軍俘獲，東突厥汗國滅亡，而這一結局的伏筆，早在處羅時代已然埋下禍根。

歷史長河中，處羅可汗的形象常被頡利的鋒芒遮蔽，但其作為隋唐易代的親歷者、遊牧文明轉型的探索者，其經歷和政治行為仍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他的一生折射出草原帝國在傳統部落製與中原集權模式間的搖擺，其政治抉擇既受製於突厥貴族的利益博弈，亦被裹挾於中原王朝更迭的洪流。從長安朝覲的王子到定襄城裏的“隋王”庇護者，從雁門之圍的參與者到唐突對抗的策劃者，處羅可汗的個人命運與時代變局緊密交織，成為中古東亞多元文明碰撞的生動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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