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輔 第201章 擁與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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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兄弟二人各守一門？”曹簠聞言哈哈大笑：“這算哪門子妙計？”

戚金也覺得不可思議，皺眉道：“總戎言之有理，這算什麼計策，依我看連正常應對都談不上。”

麻承勳雖然出身宣大將門，但他少年時其實是跟隨馬芳曆練出來的，長於騎兵而非步兵作戰，屬於大明九邊比較少見的攻擊型將領，對於守城反而不那麼擅長。因此他聽得這番話之後不禁有些意外，問道：“這是為何？哦，我是說為何連正常應對都算不上？”

戚金也知道麻承勳是騎將，於是回答道：“麻參戎，努爾哈赤對舒爾哈齊既然已經頗為懷疑，但現在又不得不借重他手頭的兵力來守城，那麼通常而言，就更不該將舒爾哈齊單獨用於一方。

若換做我是努爾哈赤，此時此刻最應該做的事情有兩件，一是儘量將舒爾哈齊的兵力分散，絕不能讓他們聚集在一起；二是將舒爾哈齊本人牢牢栓在自己身邊，不讓他有單獨行事的機會。

那麼具體到此次守城，則必然是我與舒爾哈齊聯手坐鎮赫圖阿拉的中心位置，東、南二城門分彆交給麾下大將額亦都與安費揚古去守。舒爾哈齊麾下亦有四員大將，分彆為烏爾坤、納齊布以及常書、揚書兄弟，則使此四人為額亦都、安費揚古之副，分彆支開。

如此，舒爾哈齊雖有三千兵馬，然分駐兩門，又有額亦都、安費揚古領命坐鎮，雖勢大，不難製也。

而我本人則隻需看住舒爾哈齊，讓他無法對兩門之兵傳令，則烏爾坤等人既無名義作亂，又擔憂其主安危，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如是，則舒爾哈齊這三千大軍便如我親掌一般，何其善耶？”

麻承勳恍然道：“原來是這樣，我明白了，戚參戎言之有理。”這就是進攻型騎兵將領和防守型步兵將領思維的不同。

按照麻承勳的習慣思維，則大家麾下都是騎兵，又在野外作戰，那麼額亦都與安費揚古絕對看不住烏爾坤等人。

道理很簡單：烏爾坤等人若是鐵了心要帶著手下脫離，額亦都與安費揚古必不敢深追——曼古歹戰術的特點就在這裡，前麵的人往背後射箭，後麵的人追過去隻能挨射，還手什麼的純屬癡心妄想，因為根本射不到人。這是個相對速度的問題。

戚金的思維則很符合守城的情況，這個就不必解釋了。

現在戚金把道理攤開來說明白了，曹簠便做了個總結，道：“所以簡而言之，努爾哈赤這麼做，要麼是愚蠢少智，要麼是彆有居心。”

麻承勳一想，努爾哈赤既成功伏擊過自己，又使詐擊敗了李成梁，這麼一個人，怎麼也不至於愚蠢少智。換句話說，他這樣做無非就是彆有居心了。

“可這訊息是舒爾哈齊送來的。”麻承勳皺眉思索著道：“眼下戰局分明，努爾哈赤已經是甕中之鱉，標下很難相信此時此刻的舒爾哈齊反而打算要為努爾哈赤儘忠陪葬。”

戚金沉吟著道：“有冇有這樣一種可能，就是努爾哈赤臨時許給了舒爾哈齊特彆大的好處，舒爾哈齊見利忘義，又和努爾哈赤站到一邊去了？”

這次曹簠冇有立刻作答，隻是露出一臉深思的表情來。

實際上曹簠自己是有這種懷疑的，然而此前高務實給他的數封密函之中所表達的意思都很明確，高務實認為舒爾哈齊不會和努爾哈赤長期同心同德，遲早是要鬨翻的，而大明隻要對舒爾哈齊多使點勁，這個鬨翻的時間就一定會越發提前。

高務實一貫不是靠直覺支配自己的行動，甚至未必全憑“曆史證明”，他的決定必然是經過詳細的推斷才得出來的，有關“舒爾哈齊遲早要與努爾哈赤鬨翻”這個結論也是一樣，主要出自於他自己的推論。

舒爾哈齊被努爾哈赤囚殺，這是後世中外史家基本公認的事實。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史學界大多認為舒爾哈齊死於與其兄努爾哈赤的權力之爭。

高務實原本也同意這個觀點，但當他身處大明這麼多年並且出任過一段時間的遼撫之後，卻對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他現在認為舒爾哈齊兄弟之爭，決不單是統治階級內部規律性悲劇的重演豆箕相煎、同室操戈權力的爭奪，而是一場“擁明”與“叛明”兩種思想碰撞下產生的政治鬥爭。

由於努爾哈赤自己搞出過“七大恨”，他的叛明思想就不必細說了，因此高務實推論的第一點，是擁明派的社會基礎和“舒爾哈齊擁明派”的形成。

高務實為此仔細回憶過自己當初看過的史書，發現在努爾哈赤起兵的早期記載中，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間題，那就是努爾哈赤各種實錄的纂修者，均濃墨重彩描繪出一幅幅“太祖”屢遭族人、仇人暗害的驚心動魄的場麵。

從其起兵後的第二個月起，到翌年五月止，暗殺事件的記載就達五起之多。後世史學界通常認為這是女真族向階級社會過渡的固有現象。但高務實認為，此說隻是注意了事物的內部發展性，而忽視了事物的外部聯絡。清太祖實錄的纂修者對此冠之為“忌上英武”，而迴避了一個重要的曆史前提，即六祖子孫和仇人的暗害活動，為什麼恰恰發生在努爾哈赤起兵之後？這是巧合，還是有深遠的曆史背景？

《滿洲實錄》中作出過比較符合曆史真實的記載。萬曆十一年，當努爾哈赤向大明邊臣索要尼堪外蘭時，“明邊臣日爾祖、父之死，因我兵誤殺，……又賜以都督勒書，事已畢矣。今後如是，吾即助尼堪外蘭築城嘉班，令為爾滿洲國主。於是，國人信之，皆歸尼堪外蘭”。

這則記載初看很平常，細看則會發現，其說明“國人信之”的是明朝的號令，國人擁戴的是明朝指定的首領。正因如此，“其五祖子孫，對神立誓，亦欲殺太祖以歸尼堪外蘭”。換句話說，他們都作出了與“國人”相同的政治選擇。

由此可見，大明皇帝“天下共主”的觀念，確實已經深入人心。這種世代因襲的、傳統的觀念，已經成為人們思想上難於逾越的藩籬，它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和權威性，甚至連努爾哈赤本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不敢公開打出反明的旗幟。

其子皇太極在四十年後的天聰八年七月，在致書大明崇禎帝時，也依然承認“滿洲原係屬國，此不惟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嘗以為非也。”這其實是大明維護全國統一的力量所在，也是努爾哈赤起兵後，女真族內部擁明派的思想基礎。

所以，當萬曆十一年努爾哈赤起兵後，頗以難覓知音為苦，政治上的盟友一經人以明廷的是非相開導，馬上就是“遂背約不赴”。

尤為“不幸”的是，努爾哈赤早期唯一的主要支援者、妹夫噶哈善，也為族人所殺。當努爾哈赤欲集眾收其骸骨時，諸族昆弟竟“無一人往”，努爾哈赤成了“諸族皆仇”、眾叛親離的孤家寡人。這種四麵楚歌的處境，真實地反映了人心的向背，這是問題的第一個方麵。

第二個方麵，明朝承襲元朝在東北的統治後，在中樞與地方少民的統屬關係方麵，采取了“給與印信，自相統屬，打圍放牧，各安生業，經商買賣，從便往來”的政策。

這種以各部酋長統攝其族的措施，一方麵能使諸部自相統屬，主持本部事務、發展本部經濟，收到“打圍放牧，各安生業”的實效；另一方麵卻形成了“每村每寨為主，每族為長”的無數大大小小的分散於各地的地方勢力集團。

這些集團通過獲得明廷的敕書，享有各自獨立的政治經濟權益，於是政治經濟上的特殊利益又將他們與明朝的統治緊密地連結起來，因此任何改變這種現狀的努力，勢必遭到激烈的反抗。

在原曆史上，史學界通常認為萬曆十六年的努爾哈赤已經完成了建州女真本部的統一，但從明實錄有關建州女真各衛朝貢的記載情況看，其內部反對努爾哈赤的鬥爭並未結束。

反對者以朝貢為紐帶，繼續加強與明廷的政治聯絡，試圖憑藉明廷的力量堅持與努爾哈赤抗衡。從萬曆十七年起至萬曆二十三年，明確記載建州左右衛都督和都指揮進京朝貢的達四起之多。

更重要的是來自朝鮮的記載，申忠一在萬曆二十四年正月的書啟中，在談到建州女真的內部局勢時，引用馬臣的話說“凡衛三十，而投屬者二十餘衛”。可見截止萬曆二十三年末，努爾哈赤尚未完全控製建州女真本部。

這就充分說明瞭明廷在建州女真中的政治影響是根深蒂固的。各衛首領與明朝統治者的根本利害的一致性，決定了反兼併戰爭的長期性、激烈性、複雜性。這種有形和無形的力量，支配著人們的心理，左右人心的向背，就連投奔努爾哈赤的人，也不得不付出重大的代價。

史載，萬曆十六年雅爾古部長息拉瑚來歸時就先乾了一件事：“殺兄弟族長”。而同年何和理率眾來歸時，其前妻也“掃境而出，欲與之戰”。其鬥爭之激烈，是利益衝突的集中表現，也反映了是非去從的根本對立。這就是努爾哈赤起兵之初，政治上處於十分孤立的原因所在，這也是女真內部擁明派的政治基礎。

第三點則是由於女真各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所以任何通過武力的兼併，必然遇到武力的反抗。十六世紀末，女真各部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在靠近先進的遼東地區，有些部落已出現了新的生產關係，但大多數部落仍然停留在氏族公社階段，使即先進的部落也依然頑強地保留著氏族製的殘餘。

什麼是氏族製的殘餘呢？例如萬曆十二年，當努爾哈赤第一次欲乘機吞併董鄂部時，諸將以“兵不可輕入他人之境”相諫，這就是當時典型的女真氏族製殘餘思想，即現有的社會秩序不可輕易打破。

雖然由於經濟的發展，在建州女真中已經出現了聯合的趨勢，底層民眾開始有了對統一的期盼，但“統一”的思想並冇有被所有人普遍接受——尤其是上層貴族，他們作為女真的統治階級，更不會允許這種改變出現。

正因如此，纔會有萬曆二十一年六月，葉赫、哈達、烏拉、輝發四部聯軍，對努爾哈赤實行的第一次軍事打擊出現。而在這次打擊未能達成目的之後，同年九月，葉赫、哈達、烏拉、輝發又聯合蒙古等九部之兵，對努爾哈赤采取先發製人的軍事行動。

這些舉動都說明瞭保持現有政治、經濟生活的穩定性、合法性，仍是當時人們普遍接受的原則和為之奮鬥的共同目標——最起碼是掌握各部政權、軍權的貴族們的共同目標。而這也正是女真內部擁明派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土壤。

戰爭激劇地改變了人們的政治、經濟地位，“前則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獵資生，今則既束行止，又納所獵，雖畏彼不言，中心豈無怨苦？”而且廣大諸申(即女真)一提起沉重的徭役負擔，都“頗有怨苦之狀”。

這甚至導致在薩爾滸之戰努爾哈赤大勝之後，局麵仍是“奴中大小莫不仰望和事之成，惟以無事不戰為自中大幸”。這纔是女真群眾及中下級首領對待戰爭的根本態度。

什麼意思？簡而言之，就是大明憑藉它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力量，在女真各部的上層分子中，影響和扶持了一批特殊勢力集團，這些集團經濟上政治上的特殊利益，決定了他們與明廷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加之各部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得任何破壞現狀的嘗試都勢必遭到傳統勢力的反抗和抵製。努爾哈赤既然在這種曆史條件下起兵叛明，也就自然地造就了自己的反對派。於是，舒爾哈齊作為反對派的代表人物，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曆史舞台。

高務實發現，舒爾哈齊作為反對派的代表人物，他與努爾哈赤的矛盾衝突，是經曆了一個複雜的發展過程的。尋其活動的軌跡，不難發現舒爾哈齊的思想具有兩重性，即是進取與保守的統一體。

當他處於被統治的地位時，他的進取思想曾驅使他“自幼隨征，無處不到”，成為努爾哈赤“複祖父之仇”的同路人，併爲建州女真的統一大業立下了汗馬之功，被努爾哈赤譽為“達爾漢巴圖魯”英雄。

但舒爾哈齊的思想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軍事征戰的勝利，舒爾哈齊的政治地位和軍事實力也在不斷增長。原曆史上的萬曆十五年年六月，努爾哈赤於費阿拉稱王，舒爾哈齊亦同時稱船將——所謂“船將”也就是俗稱的“掌舵者”。也就是說從這時開始，舒爾哈齊已經成為努爾哈赤政治軍事集團的第二號人物。

萬曆二十三年，舒爾哈齊摩下精兵已發展到五千餘名，文臣宿將多達四十餘人。此時，舒爾哈齊以“有戰功”而聞名於諸部，因“得眾心”，身望高居於諸弟子侄之上。

隨著地位的改變，進取思想和保守思想，便你抑我揚，此消彼長。萬曆二十三年和萬曆二十五年，舒爾哈齊兩次進京朝貢，得到明廷的特彆優撫，給予了與努爾哈赤同等的政治待遇和禮遇。

這讓舒爾哈齊事實上已經登上了大明建州衛女真的第二號首領的政治寶座，且意外地叩開了幸福之門。於是，他青年時期的昂揚鬥誌和進取精神便逐步退隱，各種因襲勢力和傳統思想的影響則乘勢而入。

舒爾哈齊開始在現有社會秩序的格局中徘徊摸索，這就意味著他與努爾哈赤同路人的關係已宣告結束。在同努爾哈赤以及與自己的進取思想告彆以後，舒爾哈齊在傳統思想和現實政治外界壓力的雙重壓力下繼續後退，成了現實生活的保守者。

為了立於不敗之地，舒爾哈齊毫不動搖地稱臣明廷。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在努爾哈赤“連續二年不肯進貢”的情況下，舒爾哈齊第三次入京朝貢。而明廷再次確認了他的都督、都指揮的政治身份。

在大明的不斷拉攏下，舒爾哈齊的思想也在發生激劇地變化，一種擁明自立的**與日俱增，對明廷的忠誠已經達到了“向來中國宣逾，無不聽從”的程度。

與此同時，舒爾哈齊還積極發展與烏拉的關係。萬曆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和三十一年，曾先後三次與布占泰聯姻，其政治影響已逾越了部落的屏障，實力也大大加強。在建州女真內部，舒爾哈齊也因“得眾心”，終於成了與努爾哈赤抗衡的一支主要力量。

由於思想上的分歧，舒爾哈齊與努爾哈赤的政治關係則日益緊張。“在國家大政中”不時發生激烈爭吵。

政治上的對立，必然導致軍事上的不合作和對立。史載萬曆二十七年九月，努爾哈赤率兵征哈達。在如此重大戰役中，舒爾哈齊先是“按兵不戰”，繼而又“填擁於前”，致使努爾哈赤陷入被動捱打之境地，“軍士多被傷者”，這與其說是消極，倒不如說是對立。

又如萬曆三十五年三月，努爾哈赤命舒爾哈齊等率兵取烏拉所屬蜚悠城，舒爾哈齊偏袒烏拉、消極對抗的態度已十分明顯，他先是欲退兵不戰，後又滯留不追。

戰鬥結束後，工於心計的努爾哈赤以“抗命”罪欲誅舒爾哈齊所屬二臣，削其力量。舒爾哈齊則立即“攤牌”，以“誅二臣，與我死無異”的強硬態度，迫使努爾哈赤作出讓步。至此，其兄弟關係終於走到勢同水火的地步。

如今這一世界裡，時間還隻是萬曆十六年年初，而且去年因為蝴蝶效應的關係，努爾哈赤先是因為與圖們勾結而被大明警告，現在又因入侵董鄂部而遭到討伐，所以並冇有來得及稱王，因此他們二人在女真內部依然是“寧古塔大貝勒”、“寧古塔二貝勒”的身份。

然而，這並不妨礙舒爾哈齊思想的轉變比原曆史上更快。

因何而快？當然是因為大明對他的支援遠比原曆史上更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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