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輔 第162章 大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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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亥京察的結束，看似一場風波已經過去，但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來高務實的動作並未稍停，甚至頗有些打算勢如破竹、乘勝追擊的意思。心學派一方更是覺得壓力巨大，應接不暇。

丁亥京察事畢的次日，高務實便上疏言及此前《取用疏》得到批準之後，他與戶部同僚和衷共濟，終於將預定增設的兩署十一司編製及規章製度擬定完畢，隨時可以上呈以奏。

兩署十一司之兩署，即預定增設的戶部審計署、戶部關稅署。按照高務實在《取用疏》中所言，戶部也要效仿兵部“四侍郎製”，另外增設兩名侍郎，專職分管兩署。

朝野共知的是，戶部增設兩侍郎和昔日高拱在兵部增設兩侍郎，其實是大不相同的。

兵部增設兩侍郎，基本上隻是多了兩個侍郎官職。其中戎政侍郎相當於給京營直接空降一位文官去領導，在兵部內部並冇有新設機構，可以說戎政侍郎的直接“下屬”就是京營。

另一位侍郎則更多地像是儲備乾部。高拱的本意是一旦某地有事，或者某重要疆臣意外出缺，朝廷可能一時找不到人選接替，如此兵部的這位侍郎便可以直接頂上。

這位侍郎在兵部任職期間，主要任務便是留心各地防務現狀，做到對各方邊情都有充分瞭解，隨時能夠完美接替任何出缺的重要疆臣一般指九邊地區的總督。那麼換句話說，兵部也無需為此另設機構。

無需另設機構，意味著雖然增加了兩位三品大員，但這一改革仍不能算作是“結構性”的改革，它是作為現有體係下的某種補充完善而出現的。

高務實的戶部四侍郎製改革卻顯然不同與此，其不僅增設了兩位侍郎，更關鍵的是增設了兩署十一司，這是典型的結構性變化。這一變化最直觀的改變，就是戶部變得更加膨脹了。

眾所周知，六部的地位排序是“吏、戶、禮、兵、刑、工”，戶部在六部之中的地位僅次於掌管天下銓務的吏部。

這一點甚至從彆稱上都能看得出來：吏部尚書號稱天官，戶部尚書號稱地官。剩餘四部尚書則隻能靠後一檔，各分春夏秋冬四官：禮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

與此同時，如果論編製規模，則戶部反超吏部，同時也力壓其餘四部，一直是朝廷的，號本庵，乃是故兵部尚書楊博之子。其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拜官戶部主事，曆任禮部郎中。隆慶初年升為河南提學副使，萬曆初年曾任太仆少卿。其父楊博辭官退休，楊俊民也主動辭官，侍奉父親回鄉。

後來楊博去世，他在丁憂期滿之後起為原官，今年丁亥京察正好考滿，考績為優，滿足升遷條件。

高務實用楊俊民，雖然一部分原因是出於派係考慮，需要將晉黨繼續團結在實學派內，並且保持其作為自己主要臂助的目的，但另一部分原因則是楊俊民本身精於財務。

這個年代的山西官員比較另類，其中表現優秀的大抵分為兩種：一種精於邊務，一種精於財務，楊俊民屬於後者。

在原曆史上，楊俊民在萬裡十九年至萬曆二十七年這長達八年的時間裡，一直官居戶部尚書一職，隻此一點便看得出他長處所在。

要知道，戶部尚書這個位置可不好乾，尤其是碰上朝廷用度開銷巨大的年景，一個弄不好就是丟官去職，甚至被追究責任的下場。終明一朝，戶部尚書“出事”的機率非常之高，完全稱得上是高危職業。

楊俊民顯然不算運氣好，因為在他任職戶部尚書的這段時間裡，爆發了援朝抗倭之戰。

雖說此戰真正的軍費其實是以朱翊鈞內帑提供為主，戶部隻能算打了個下手，然而爆發這樣規模且持續數年的大戰，對於國內的經濟也是有嚴重影響的。

楊俊民的功勞就在於，冇有讓此戰嚴重影響道國內的民生，各項經濟指數基本平穩，也因此他的位置才坐得穩穩噹噹。

當然，彼時遼東的情況還是比較慘的，不過高務實不能拿他跟自己比——人家可不是幾百年後穿越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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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高務實不打算讓楊俊民分管關稅署，因為楊家本身也是大富之家，族中產業頗多，同時也做邊貿買賣，與土默特的貿易額相當不小。

雖然不曾聽說楊俊民本人在原曆史有什麼經濟問題，但高務實為了避免出現“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監督自己”的情況，還是打算讓他管理審計而非關稅。

至於趙於敏，這是高務實的老熟人了，在廣西時便已熟識。而且趙於敏在京中冇什麼厲害靠山，因此很早便於高務實搭上了線。後來在一些事情上趙於敏也一直都站在高務實的陣營裡，不曾有所動搖。

另外，或許是趙於敏在廣西時便見識了高務實的經濟手段，他此後在外地為官時也照本宣科地模仿過不少，效果倒也不差，看起來對財政工作有一定的理解。

趙於敏已經做到湖廣右佈政，單從品級上來說完全可以調任戶部侍郎。同時，高務實也需要從自己的人裡提拔一部分，這樣才能形成向心力。

隻不過這兩個任命有一點點小問題：楊俊民和趙於敏都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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