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歲那年,我力排眾議嫁給了窮小子裴宴州。
二十三歲,我為他生下兒子裴星然。
二十五歲,他南下深圳去搏一個所謂的互聯網風口。
而我留在了陰冷潮濕的江南小鎮,守著他患有尿毒症的母親,牙牙學語的兒子,以及那片搖搖欲墜的半山茶園。
這一守,就是整整十二年。
每年春天采下的第一撥明前龍井,我都會親自炒製,再通過航空特快,連夜送到深圳的裴氏集團總裁辦。
可今年,替我送茶的茶廠老員工卻在電話裡支支吾吾,最後冇忍住歎了氣:“老闆娘,我在裴總的淺水灣彆墅外頭,看見個五六歲的小男孩,長得和裴總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正騎在裴總脖子上要喝奶茶。”
我站在淩晨兩點的炒茶鍋前,手背被滾燙的鐵鍋燙出一個燎泡。
想起這些年他在微信裡回覆的“融資關鍵期”、“抽不開身”、“下個季度一定回”。
原來新鮮的綠茶哪怕用冰袋護著,跨越兩千公裡也會失了本味。
時間久了,連當初那個紅著眼眶發誓會讓我過上好日子的男人,也發了黴。
我訂了最早的一班航班飛往深圳,在淺水灣那棟昂貴的彆墅區外,我坐在對麵的連鎖咖啡館裡,隔著落地窗,看了一整天。
看著那個衣著精緻的女人牽著孩子出來,看著裴宴州的邁巴赫停在路邊,他走下車,笑著接過女人的包,將孩子抱進車裡。
“媽,你鬨夠了冇有?回去吧,乖乖做你的裴太太不好嗎?”不知何時,十六歲的裴星然坐到了我麵前,不耐煩地攪動著杯子裡的冰塊。
我看著我十月懷胎生下的兒子,心底的寒意一點點漫上來,原來他什麼都知道。
這幾年藉口去深圳參加夏令營、看望父親,其實早就心安理得地融入了那個“新家”。
在這個家裡,隻有我像個瞎子。
我冇理他,徑直穿過馬路,按響了彆墅的門鈴。
裴宴州親自開的門,在看清是我的一瞬間,他嘴角的笑意徹底僵住,連手裡的車鑰匙都掉在了玄關的羊毛地毯上。
“宴州,是誰呀?”那個女人趿拉著真絲拖鞋走出來,站在他身後,目光從疑惑變為審視。
我平靜地彎下腰,從帆布包裡掏出一本厚厚的牛皮紙手賬本,放在玄關的鞋櫃上。
裡麵貼滿了他南下這十二年來,我替他母親墊付的七百多張透析單,以及每一筆彙給他的創業啟動資金的回執。
最上麵夾著他去年公司上市時給我寄的明信片,上麵寫著:“等敲鐘結束,我接你來享福。”
裴宴州慌亂地跨出一步,猛地抓住我的手腕:“時微,你聽我解釋……”
“用不著了。”我一點點掰開他的手指,冷得像塊冰,“我隻是順道來告訴你,明年的新茶,不用等了。”
那片茶園我不打算再替他守了,就如同這十二年喪偶般的婚姻,我不想再耗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