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上 第六章 上海

一

火車在平原上跑了整整一夜。

陳河生把臉貼在車窗玻璃上，看著外麵的黑夜。偶爾有一盞燈從車窗外掠過，昏黃黃的，像一顆流星。更多的時候，什麽都看不見，隻有黑暗，和黑暗裏偶爾閃過的模糊影子——一棵樹，一間房子，一座橋。

車廂裏很吵。有人在打牌，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喝酒。一個中年男人脫了鞋，把腳翹在對麵的座位上，呼嚕打得震天響。那個抱孩子的年輕女人一直在哄孩子，哼著一首河生沒聽過的歌。孩子哭累了，終於睡著了，女人也靠著窗，閉上了眼睛。

河生睡不著。他從來沒坐過這麽久的火車，也沒去過這麽遠的地方。他腦子裏亂糟糟的，一會兒想起母親站在村口的背影，一會兒想起大哥在月台上揮手的姿勢，一會兒想起林雨燕站在黃河邊的白裙子。他摸了摸衣兜裏的銅鈴，鈴鐺溫溫的，像德順爺的手。

他想起父親。父親活著的時候說過，他年輕時去過最遠的地方是洛陽，坐長途汽車，晃了四個鍾頭，吐了一路。父親說，這輩子要是能去趟鄭州，看看二七塔，就值了。父親沒去過鄭州。他去了煤礦，就再也沒迴來。

現在，河生要去上海了。

他腦子裏沒有上海的樣子。他見過的最大的城市是洛陽，有高樓，有電車，有霓虹燈。但上海，他想不出來。他在課本上見過上海的照片——外灘、南京路、黃浦江。那些照片是黑白的，模糊的，像另一個世界。

他從書包裏翻出錄取通知書，借著車廂裏昏黃的燈光又看了一遍。上海交通大學，船舶與海洋工程係。這幾個字他看了無數遍，每一個筆劃都刻在腦子裏了。但他還是想看，好像多看一遍，就能多確認一遍，這是真的。

對麵那個看報紙的中年人放下報紙，看了他一眼。

“小兄弟，去上海上學？”

“嗯。”

“哪個學校？”

“**。”

中年人眼睛亮了一下：“好學校啊！考上了不容易。你是哪兒的？”

“河南的。”

“河南？”中年人打量了他一眼，“河南哪兒的？”

“洛陽那邊，一個縣裏。”

中年人點點頭，沒再說什麽。他重新拿起報紙，翻到另一頁。河生看見報紙的頭版有條新聞，標題是《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上海浦東進入發展新階段》。他想起那張《人民日報》，想起德順爺眯著眼睛看報紙的樣子。

天快亮的時候，河生迷迷糊糊睡著了。他夢見黃河。黃河漲水了，渾黃渾黃的，水麵上漂著銅鈴，叮叮當當地響。他站在水邊，想伸手去撈，夠不著。他想喊人幫忙，張不開嘴。水越漲越高，漫過他的腳，漫過他的膝蓋，漫過他的腰。他掙紮著，想往岸上跑，但腳底下像生了根，動不了。

他猛地醒了。車廂裏已經亮了，陽光從車窗照進來，照在他臉上，刺眼。他揉了揉眼睛，看見窗外的風景——平原，一望無際的平原。不是他熟悉的黃土丘陵，是平的，平得像一麵鏡子。田裏的莊稼綠油油的，地裏的溝渠整整齊齊，一排排楊樹筆直地站在路邊。

“到哪兒了？”他問旁邊的人。

“過了徐州了，”那人說，“快到安徽了。”

安徽。他在地圖上見過這個名字，但從沒想過有一天會真的到這個地方。火車繼續往前，窗外的風景慢慢變了——平原還是平原，但房子不一樣了，瓦房多了，土坯房少了；水塘多了，溝渠密了；樹也不一樣了，多了很多叫不上名字的樹。

中午，火車停在一個大站，很多人上下車。河生沒動，他啃了一個母親煮的雞蛋，喝了幾口自帶的水。雞蛋涼了，但還有鹹味。他慢慢嚼著，看著窗外月台上的人來人往。

下午，火車過了南京，過了長江。

長江。河生第一次看見長江。比黃河寬，比黃河清，水麵上有大輪船，拖著一串駁船，嗚嗚地叫。他趴在車窗上看了很久，直到長江消失在身後。

長江這麽寬，那黃浦江呢？他想象不出來。

天快黑的時候，火車終於到了上海。

河生背著行李走出車廂，腳剛踏上月台，一股熱浪撲麵而來。九月的上海，悶熱得像蒸籠，空氣裏濕漉漉的，像擰得出水。他穿著長袖襯衫，背上全是汗。

月台上擠滿了人。有人扛著大包小包，有人拉著行李箱，有人抱著孩子，有人舉著牌子接人。喇叭裏在廣播，上海話，他一句都聽不懂。他跟著人群往出口走，被人流推著，身不由己。

出口外麵更熱鬧。到處都是人，到處都是燈。霓虹燈、路燈、車燈、廣告牌上的燈，五顏六色的，晃得他眼花。他站在出口處，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新同學！新同學！**的新同學！”一個聲音在喊。

河生循著聲音看過去，看見幾個年輕人舉著牌子，上麵寫著“上海交通大學新生接待處”。他擠過去，一個人接過他的行李，問他：“船舶係的？”

“嗯。”

“好，上車吧，車在外麵等著呢。”

他被領上一輛大巴車。車上已經坐了不少人，都是新生，大包小包的，嘰嘰喳喳地說話。河生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行李放在腿上。車開了，駛出火車站，駛上一條大路。

他看著窗外，眼睛不夠用了。高樓，一棟接一棟的高樓，幾十層的那種，在老家想都不敢想。馬路上車流如織，小轎車一輛接一輛，像河裏的魚。路邊的人行道上，人們走得很急，好像都在趕路。霓虹燈閃個不停，紅的、綠的、藍的，把夜空都照亮了。

他想起德順爺說的那句話：“上海外灘，洋樓高得能頂到天。”德順爺說得不對。不是洋樓高得能頂到天，是所有的樓都高得能頂到天。

車開了很久，穿過了大半個城市。河生已經分不清方向了，隻覺得到處都是燈，到處都是人，到處都是車。最後，車拐進一條安靜的路，兩邊是高大的法國梧桐，樹冠在路燈下投下斑駁的影子。車停在一扇大門前，門柱上掛著塊牌子：上海交通大學。

河生拎著行李下了車。站在校門口，他看著那塊牌子，看了很久。

這就是他要來的地方。

二

報到的手續很繁瑣。先到係裏報到，領宿舍鑰匙，再去財務處交學費，去後勤處領被褥，去食堂辦飯卡。河生一個人跑來跑去，在一棟棟樓之間穿梭，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排隊。他不太會說普通話，跟人交流的時候，對方經常聽不懂他在說什麽，要重複好幾遍。他臉紅，出汗，覺得自己的口音像一塊疤，貼在哪裏都不對。

宿舍在七號樓，一棟舊式的紅磚樓，三層。他被分在三樓朝北的一間，六個人住。推門進去，屋裏已經有兩個人了。一個胖胖的男生正趴在床上看書，看見他進來，抬起頭，用一口北京話說：“嘿，新來的？哪兒的？”

“河南。”河生說。

“河南哪兒？”

“洛陽。”

“洛陽好地方啊！我去過龍門石窟，漂亮！”胖男生跳下床，伸出手，“我叫趙磊，北京的，學船舶的。”

河生跟他握了握手。趙磊的手胖乎乎的，很有力。

另一個男生正在整理東西，聽見他們說話，也轉過來。瘦瘦的，戴著眼鏡，說話帶著南方口音：“我叫孫海平，浙江寧波的，也是船舶係。”

河生跟他們點點頭，找到自己的床位——靠門的下鋪。他把行李放上去，鋪好褥子，套好被罩。母親做的被褥是棉花的，比學校發的厚實多了，鋪上去軟軟的。他聞了聞，有太陽的味道。

後麵幾天，另外三個室友也陸續到了。一個叫劉建國的，安徽農村的，黑黑瘦瘦的，話不多；一個叫張偉的，江蘇南通的，家裏是漁民，說話嗓門大；還有一個叫陳誌遠的，上海的，本地人，白白淨淨的，穿著時髦，說話慢條斯理的。

六個人，六個省，六種口音。河生覺得，這大概就是大學了。

開學典禮在大禮堂舉行。

大禮堂很舊，但很大，能坐上千人。牆上掛著校訓：飲水思源，愛國榮校。河生坐在船舶係的方陣裏，聽校長講話。校長是個老頭，頭發花白，戴著眼鏡，說話聲音不大，但很穩。他講了學校的曆史，講了錢學森校友，講了“起點高、基礎厚、要求嚴、重實踐”的傳統。河生聽著，心裏忽然湧起一種說不清的感覺——好像他走進了一條河，一條很大很大的河，裏麵有無數的人，無數的事，無數的可能性。

校長講到最後，說了一句話：“同學們，從今天起，你們就是交大人了。交大人的肩上，扛著國家的未來。”

河生的心跳了一下。

散會後，趙磊拍著他的肩膀說：“怎麽樣，激動不？”

河生點點頭。

“我反正激動壞了，”趙磊說，“這可是交大啊！錢學森的母校！將來畢業了，我也要去搞導彈！”

河生沒說話。他想起林雨燕說過的話——“你物理那麽好，應該學造飛機大炮。”他當時沒當迴事，現在忽然覺得，也許她是對的。

軍訓開始了。

九月的上海，秋老虎正兇。太陽毒辣辣地曬著，操場上沒有一棵樹，水泥地曬得發燙，走在上麵能感覺到熱氣從腳底往上竄。河生穿著迷彩服，戴著軍帽，紮著武裝帶，站在佇列裏，汗從臉上流下來，流到脖子裏，流到背上，衣服濕透了，貼在身上。

教官是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安徽人，黑得像塊炭，嗓門大得能把玻璃震碎。他站在佇列前麵，喊口令，糾正動作，一個一個地摳。站軍姿，一站就是半個小時，不許動，不許擦汗，不許眨眼。有人暈倒了，被扶到樹蔭下，灌一瓶十滴水，歇一會兒，又迴來接著站。

河生沒暈。他從小在地裏幹活，曬慣了。但腿還是酸，腰還是疼。他咬著牙，盯著前麵那個人的後腦勺，心裏默數：一、二、三、四……

晚上迴到宿舍，六個人都累得不想說話。趙磊趴在床上哼哼唧唧，說他這輩子沒受過這種罪。劉建國一聲不吭地揉著腳，腳上起了兩個泡。張偉倒頭就睡，鼾聲如雷。陳誌遠慢條斯理地擦著防曬霜，說你們農村來的就是皮實，我們城裏人不行。

河生沒說話。他躺在鋪上，看著上鋪的床板，腦子裏亂糟糟的。他想起家裏的地，想起鋤草時彎著腰一幹就是一整天，想起挑水時肩膀磨出的繭子。那些苦，比站軍姿苦多了。但他從來沒覺得苦過。那時候，他隻想著怎麽把活幹完，怎麽讓母親少累一點。

現在呢？他站在這兒，穿著軍裝，站在**的操場上，聽教官喊口令。這一切，像夢一樣。

軍訓第四天，發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練正步，教官讓他們一排一排地走。河生走得很認真，每一步都踏得很實。但教官還是不滿意，說他的手臂擺得不夠高，腿踢得不夠直。讓他單獨走一遍。河生走了，教官還是搖頭，讓他再走一遍。又走了，教官還是搖頭。

“你到底行不行？”教官有點不耐煩了。

河生沒說話。他站在那兒，臉漲得通紅。周圍的人都看著他，有人憋著笑，有人小聲議論。

“再來一遍！”教官說。

河生深吸一口氣，又走了一遍。這一次，他繃緊了全身的肌肉，每一步都用盡全力。走完，教官看了他幾秒，忽然笑了：“行，這一遍還行。歸隊。”

河生迴到佇列裏，心跳得很快。趙磊在旁邊小聲說：“哥們兒，你沒事吧？”

“沒事。”

那天晚上，河生躺在鋪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他想起白天的事，想起教官不耐煩的語氣，想起周圍人的目光。他忽然覺得，自己好像什麽都不行。不會說普通話，不會跟人打交道，連走個正步都走不好。他在老家是全縣第一，是老師眼裏的好學生，是鄉親們嘴裏的狀元。到了這兒，他什麽都不是。

他把手伸進枕頭底下，摸到那個銅鈴。鈴鐺涼涼的，在他手心裏慢慢變暖。他攥著鈴鐺，過了很久，才慢慢睡著。

軍訓結束後，正式上課了。

河生第一次走進大學的教室，發現和高中完全不一樣。教室很大，能坐一兩百人。老師在講台上講課，下麵坐著一片人，沒人點名，沒人管你聽不聽。有人在看閑書，有人在睡覺，有人在寫別的課的作業。河生坐在第一排，認真聽，認真記。他怕自己聽不懂——老師講課用的都是普通話，語速很快，偶爾還會蹦出幾個英語單詞。他聽不太懂，就使勁聽，把每一個字都記下來，下課了再慢慢消化。

第一學期的課有高等數學、大學物理、英語、計算機基礎、工程製圖，還有一門思想政治教育課。河生最怕的是英語課。他在中學學的英語是啞巴英語，會做題，不會說。老師讓站起來迴答問題，他憋了半天，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全班都看著他，他臉紅得像火燒。

下課後，英語老師把他叫到辦公室。老師是個年輕的女老師，姓李，戴著眼鏡，說話很溫柔。

“陳河生，你中學是在哪兒上的？”

“河南，一個縣裏。”

“英語基礎怎麽樣？”

“還行……就是……不會說。”

李老師笑了：“沒關係，這是很多新生的通病。尤其是農村來的學生，口語普遍弱一些。我給你推薦幾本聽力材料，你每天聽半個小時，慢慢就會好的。另外，學校有英語角，每週五晚上，你可以去練練。”

河生點點頭。

從那天起，他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到操場邊上的小樹林裏，戴著耳機聽英語。聽一遍不懂，聽兩遍；兩遍不懂，聽三遍。他把每個單詞都抄下來，查字典，背下來。晚上下了自習，他再去英語角，站在人群裏，聽別人說，偶爾自己說一句，結結巴巴的，但越來越不害怕了。

一個月後，李老師又叫他去辦公室，讓他唸了一段課文。他唸完了，李老師點點頭：“進步很大。繼續堅持。”

河生走出辦公室，心裏忽然覺得，也許他什麽都能學會。隻要肯學。

三

十月初的一個週末，方衛國來了。

方衛國在華東師大讀書，離交大不遠，騎車二十多分鍾。他騎著一輛嶄新的山地車，穿著運動服，戴著棒球帽，一到宿舍樓下就大喊：“陳河生！陳河生！”

河生從窗戶探出頭去，看見方衛國站在樓下，朝他揮手。他跑下樓，方衛國衝過來，一把抱住他。

“兄弟！想死我了！”

河生也笑了。這是他到上海以來，第一次真心地笑。

兩個人找了個小飯館，要了幾個菜，一瓶啤酒。方衛國話多，一坐下來就開始說，說華東師大怎麽樣，說他們係裏的女生多漂亮，說他加入了學生會，說他準備競選班長。河生聽著，偶爾插一句。

“你呢？”方衛國問，“交大怎麽樣？”

“還行。”

“還行？你們學校可是錢學森的母校！你學什麽專業來著？”

“船舶工程。”

“造船？”方衛國愣了一下，“你咋想起來學這個？你不是物理好嗎？應該學核物理、搞導彈啊。”

河生沒說話。他自己也說不清楚為什麽選了船舶工程。報誌願的時候，他看著招生簡章上的專業列表，一個個看過去。機械、電機、化工、土木……他都不知道是幹什麽的。看到“船舶與海洋工程”的時候，他腦子裏忽然閃過黃河，閃過黃河上的木船，閃過德順爺拉過的纖繩。他就選了。

“造船也挺好，”方衛國說，“將來造航空母艦！”

河生笑了：“哪有那麽容易。”

“怎麽不容易？”方衛國喝了一口啤酒，“你想想，咱們這一代，什麽幹不出來？我前幾天看報紙，說中國要造大飛機，要造高速鐵路，要造航空母艦。這都是機會！你學造船，將來搞國防，多牛！”

河生想起軍訓時教官說的話，想起校長說的“扛著國家的未來”，想起林雨燕說的“學造飛機大炮”。他忽然覺得，方衛國說得對。也許他真的能造點什麽。

“你呢？”他問，“你學什麽？”

“中文。”方衛國說，“將來當記者，或者當作家。寫文章，記錄這個時代。”

河生看著他，方衛國的眼睛裏有一種光，很亮。他說：“你肯定行。”

“那是！”方衛國笑了，“咱倆一起努力！你在交大造航母，我在報社寫文章。等將來老了，咱們坐在一起喝酒，吹牛，說當年……”

他說著說著，忽然停下來，眼眶有點紅。

“河生，”他說，“你知道嗎？我來上海之前，我爸跟我說，你跟河生好好處，那是你一輩子的兄弟。我爸說，你們倆都是從黃土地裏長出來的，不管走到哪兒，根都在那兒。”

河生點點頭，沒說話。他端起啤酒杯，跟方衛國碰了一下。

兩個人喝完了酒，走在華東師大的校園裏。十月的上海，天氣涼快了一些，桂花開著，香得很濃。方衛國指著遠處的一棟樓說：“那是我們係的教學樓，民國時候蓋的。漂亮吧？”

河生看了看，是一棟老建築，紅磚牆，拱形窗，爬滿了藤蔓。他說：“漂亮。”

“你那邊呢？交大有什麽好看的？”

“有……圖書館很大。”

方衛國笑了：“你就知道圖書館。”

兩個人走了很久，走到一條河邊。河水不寬，兩岸種著柳樹，柳枝垂在水麵上，在路燈下晃晃悠悠的。

“河生，”方衛國忽然說，“你給家裏寫信了嗎？”

“寫了。”

“我也寫了。我爸迴信說，我媽想我想哭了。我看了信，也哭了。”

河生沒說話。他想起了母親，想起了大哥，想起了那封他寄出去的信。

那是他到上海後的第二天寫的。他在信裏說，上海很大，學校很好，宿舍有六個人，食堂的飯不貴，讓他媽別掛念。他寫得很短，一頁紙。寫完以後，他去郵局買了郵票，貼上，塞進郵筒。

信寄出去以後，他就開始等迴信。一天，兩天，三天……第七天，迴信來了。是大哥寫的，字歪歪扭扭的，但每一個字他都認識。

河生：

信收到了。媽讓我給你迴信。她說，讓你好好學習，別掛念家裏。家裏都好，地裏的玉米收了，今年收成不錯。你嫂子有了，明年春天就當爹了。媽的身體好多了，你別擔心。

你在上海，要照顧好自己。吃飯別省，該花的錢就花。天冷了，上海比咱這兒暖和，但也要多穿點。

大哥

河生看了三遍，然後把信疊好，放在枕頭底下，和銅鈴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夢見了母親。母親站在村口，穿著那件藍布衫，朝他揮手。他朝母親跑過去，但怎麽也跑不到跟前。母親越來越遠，越來越小，最後變成一個黑點，消失在風裏。

他醒了，枕頭濕了一塊。

四

十月底，河生第一次去了外灘。

是陳誌遠帶他去的。陳誌遠是上海人，家就在徐匯區，離學校不遠。他說，你們外地來的，來了上海不去外灘，等於白來。

他們坐公交車去的，15路，從徐家匯到外灘，坐了大半個小時。河生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窗外的街景。南京路，他在地圖上見過無數次的地方。路很寬，兩邊全是商店，櫥窗裏擺著各式各樣的東西——衣服、鞋子、手錶、電器、化妝品。他從來沒見過這麽多東西擺在一起。路上的人多得走不動，有中國人，有外國人，有老人，有孩子，有穿著時髦的年輕人，有背著大包的外地人。

到了外灘，陳誌遠領著他走到江邊。黃浦江在眼前展開，比長江窄一些，但更熱鬧。江麵上有貨船，有客輪，有小舢板，還有一艘大遊輪，張燈結彩的，像一座漂在水上的宮殿。江對麵是浦東，跟這邊完全不一樣——這邊是外灘的萬國建築群，一棟棟老洋樓，像一排老人，穿著西裝，戴著禮帽，站在那裏；那邊是空地，稀稀拉拉幾棟樓，更多的是農田和工地。

“那邊，”陳誌遠指著江對麵，“以後就是上海的未來了。我爸說，浦東要開發，要建金融中心，要建世界最高的樓。”

河生看著那邊。他想起那張報紙，想起***同誌站在空地上的照片。原來，就是這裏。

他趴在江邊的欄杆上，看著黃浦江。江水是灰綠色的，比黃河清，比長江渾。水麵上漂著一些垃圾，塑料瓶、泡沫板、樹枝。一艘拖船從前麵開過，突突突地響，船尾拖著一串駁船，裝滿了集裝箱。

“你知道嗎？”陳誌遠說，“這黃浦江，跟你的黃河，是通的。”

“通的？”

“對啊。黃浦江流進長江，長江流進東海。你從洛陽坐火車來上海，黃河的水，比你先到。”

河生愣了一下，然後笑了。他想，也許德順爺說得對。黃河的水，流到哪兒，都是黃河的水。

陳誌遠又帶他去了城隍廟。城隍廟人多，擠得走不動。有賣小籠包的，有賣五香豆的，有賣梨膏糖的，有賣絲綢的，有賣工藝品的。陳誌遠買了一籠小籠包，請河生吃。小籠包很小，皮薄得透明，裏麵包著湯，咬一口，湯汁流出來，鮮得河生差點把舌頭吞下去。

“好吃嗎？”陳誌遠問。

“好吃。”

“這是上海最有名的小吃。以後我帶你多吃幾家。”

河生點點頭。他忽然覺得，陳誌遠這個人，其實挺好的。

迴來的路上，河生坐在公交車裏，看著窗外的霓虹燈，想著心事。他想起母親，想起大哥，想起林雨燕。他們現在在幹什麽？母親是不是在院子裏納鞋底？大哥是不是在工地上搬磚？林雨燕是不是在新鄉的大學裏，坐在教室裏聽課？

他摸了摸兜裏的銅鈴，鈴鐺涼涼的。

迴到宿舍，趙磊問他去哪兒了。他說去外灘了。趙磊說：“外灘有什麽好看的？我去過，就是一堆舊房子。”

河生沒說話。他覺得外灘很好看。那些舊房子，每一棟都不一樣，每一棟都有自己的故事。他站在那些房子前麵，想起德順爺說過的話，想起那些他從沒見過的洋樓，想起父親說的“這輩子要是能去趟鄭州，看看二七塔，就值了”。

他想，父親要是活著，要是能看見這些，該多好。

五

十一月，天冷了。

上海的冬天不像老家，老家冷是幹冷，穿厚了就不冷了。上海是濕冷，冷到骨頭裏。河生穿著母親做的棉襖，還是覺得冷。趙磊裹著一件軍大衣，在宿舍裏走來走去，說這鬼天氣比北京還冷。

河生不覺得鬼。他覺得冷就是冷，沒什麽好抱怨的。他從小冬天都穿不暖，習慣了。

但有一件事讓他不太習慣——上海的冬天會下雨。不是老家那種暴雨，是毛毛雨，細細密密的，一下就是好幾天。空氣裏濕漉漉的，衣服晾在外麵，好幾天都幹不了。河生把衣服晾在宿舍裏，掛在床頭，把整個房間弄得潮乎乎的。趙磊說他有意見，但也沒說什麽。

十一月下旬，係裏開了一個會，請了一個老教授來給學生講專業。老教授姓孟，頭發全白了，但精神很好，說話中氣十足。他站在講台上，講船舶工程的曆史，講中國的造船業，講世界船舶技術的發展。

“同學們，”孟教授說，“你們選擇船舶工程，這個選擇是對的。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有廣闊的海域，我們要保衛海洋權益，要發展海洋經濟，要靠誰？靠你們！靠你們這些學船舶、學海洋的年輕人！”

他頓了頓，看著台下的學生，目光像探照燈一樣掃過每一張臉。

“我知道，有些同學覺得，學船舶沒前途，不如學計算機、學金融。我告訴你們，這是短視！一個國家，沒有強大的造船工業，沒有強大的海軍，就沒有真正的強大。你們去看看曆史，大英帝國為什麽稱霸世界？因為它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美國為什麽能當世界警察？因為它有十一艘航空母艦。我們中國呢？我們有什麽？”

教室裏安靜極了，連呼吸聲都聽得到。

“我們什麽都沒有。”孟教授的聲音低下來，“我們的大多數軍艦，還是六七十年代的老舊裝備。我們的民用船舶，很多都是買別人的技術，造別人的設計。我們離世界先進水平，至少差二十年。”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抬起頭，目光又變得銳利起來。

“但是，正因為有差距，才需要你們去追趕。正因為我們什麽都沒有，才需要你們去創造。你們這一代人，是中國造船工業的希望。你們要記住，你們學的不是一門普通的技術，你們學的是國家的脊梁。”

教室裏響起了掌聲。河生也跟著鼓掌，拍得很用力。

那天晚上，他躺在鋪上，翻來覆去地想孟教授的話。他想起父親，想起父親從黃河裏撈出來的那棵樹，想起那棵樹賣了三十塊錢，給家裏買了頭豬崽。他想起德順爺，想起德順爺拉過的纖繩，想起纖繩勒進肩膀的肉裏，一步一叩首。他想起黃河上的木船，小小的，破破的，在渾黃的水裏顛簸。

他想起孟教授說的“國家的脊梁”。這四個字，他以前聽過，但從沒想過跟自己有什麽關係。現在，他忽然覺得，也許真的有什麽關係。

他從枕頭底下摸出那個銅鈴，握在手心裏。鈴鐺被他磨得越來越光滑了，上麵的字跡還是看不清。但他知道，那上麵刻的是“平安”。

德順爺，您放心。我會平安的。我會好好學，將來造大船，造大艦，造咱們中國自己的航空母艦。

他不知道這個念頭是從哪來的。也許是從孟教授的話裏，也許是從方衛國的酒話裏，也許是從林雨燕的那句話裏。也許，是從黃河裏。

六

十二月，河生收到了林雨燕的信。

信是寄到學校來的，信封上寫著他的名字，字跡秀秀氣氣的。他拆開，裏麵是兩頁紙，寫得滿滿當當。

陳河生：

你好嗎？我到新鄉已經三個月了，一直想給你寫信，但不知道寫什麽。今天終於下定決心寫了。

我在河南師大數學係，學校不大，但挺漂亮的。宿舍住六個人，都是河南的，有兩個是鄭州的，一個洛陽的，一個南陽的，一個信陽的。大家都挺好的，對我也好。

上課有點難，高數跟高中的完全不一樣，一開始聽不懂，急得哭了好幾次。後來慢慢習慣了，也能跟上了。我們老師挺好的，講課很仔細，不會的可以去問。

你那邊怎麽樣？上海大吧？交大好吧？你學得怎麽樣？聽說交大很嚴的，你要加油。

前幾天，我去黃河邊了。新鄉這邊也有黃河，離學校不遠，騎車子半個鍾頭。我一個人去的，站在河灘上，看著黃河，想起了咱們在洛陽的時候。你記得嗎？你走之前，咱們在黃河邊見過一麵。那天太陽很大，我穿著白裙子，你穿著那件藍襯衫。

我跟你說了一句話，你還記得嗎？

我說了，就不後悔。不管你在哪兒，我都會記得你。你也要記得我。

林雨燕

河生看了三遍。第一遍看內容，第二遍看字跡，第三遍看那些她寫的時候可能猶豫過、改了又改的句子。他把信疊好，放在枕頭底下，和銅鈴、書簽、照片、大哥的信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給她寫了迴信。

林雨燕：

信收到了。我也很好。

上海很大，交大很好。我學的是船舶工程，就是造船。老師說，這個專業很重要，關係到國家的海洋權益。我一開始不太懂，現在慢慢懂了。

高數確實難，我也在努力。英語更難，我連話都說不利索。但我每天早上起來練，已經好多了。

你說你去黃河邊了。我也想去。上海的黃浦江也流進海，但跟黃河不一樣。黃河是渾的，黃浦江是灰綠的。黃河的水聲很大，黃浦江的水聲很小。我在黃浦江邊站著的時候，聽不見水聲，隻聽見船鳴笛。

但我想，水都是一樣的。不管在哪兒，都是水。

你在新鄉好好的。當老師挺好的，你不是一直想當老師嗎？將來畢業了，迴洛陽，教學生，多好。

我會記得你的。我說過的話，不會忘。

陳河生

他把信裝進信封，貼上郵票，第二天寄了出去。

七

一月，期末考試。

河生緊張得不行。他雖然平時學得認真，但大學的考試跟中學不一樣，題量大，難度高，還有很多需要靈活運用的東西。他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到晚，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看書做題。

圖書館是老建築，民國時候蓋的，紅磚牆，拱形窗，裏麵全是木頭書架，走在地板上會咯吱咯吱響。河生喜歡這個地方，安靜，暖和，到處都是書。他找了一個靠窗的位置，每天坐在那裏，看書，做題，偶爾抬起頭，看看窗外的梧桐樹。梧桐樹的葉子落光了，光禿禿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幅鉛筆畫。

趙磊也來圖書館，但他坐不住，看一會兒書就要出去抽煙。劉建國也來，他比河生還認真，每天來得最早，走得最晚。張偉不怎麽來，他說圖書館太悶，他喜歡在宿舍看書。陳誌遠偶爾來，來了就坐在河生旁邊，問他題。

考試周那幾天，河生瘦了五斤。他本來就瘦，這下更瘦了，臉頰凹下去，顴骨突出來。但他不在乎。他隻想考好。

成績出來那天，他去看榜。船舶係一百二十個人，他排第十三。高等數學九十二分，大學物理八十八分，英語七十五分，計算機基礎八十一分，工程製圖九十三分。

他站在榜前，看了很久。十三名。不是最好，但也不差。他想，下學期再努力一點，也許能進前十。

趙磊考了第二十八名，拍著他的肩膀說：“哥們兒，行啊！比我強多了！”劉建國考了第九名，還是不說話，隻是點了點頭。張偉考了四十五名，嚷嚷著說下學期要努力。陳誌遠考了第六名，慢條斯理地說：“還行吧。”

河生迴到宿舍，給家裏寫了一封信，告訴大哥他考了第十三名。他沒有說總共有多少人，他覺得第十三名已經很好了。

信寄出去後，他開始想一件事：寒假迴不迴家？

火車票很貴，硬座要六十多塊。來迴就是一百多。他算了算手裏的錢——學費是大哥東拚西湊借的，生活費是母親賣雞蛋攢的，加上他平時省吃儉用，手裏還剩不到一百塊。要是買了火車票，下學期開學就沒錢吃飯了。

他猶豫了好幾天。最後，他決定不迴了。

他給大哥寫了封信，說寒假在學校複習功課，不迴去了。讓大哥別掛念，讓他媽別擔心。

信寄出去後，他心裏空落落的。他想家，想母親，想大哥，想黃河。但他知道，他不能迴去。迴去一趟，一個學期的省吃儉用就白費了。

寒假第一天，宿舍裏空了。

趙磊迴了北京，劉建國迴了安徽，張偉迴了南通，陳誌遠迴了家——他家就在上海，騎車二十分鍾。隻有河生一個人留在宿舍裏。

整棟樓都空了。走廊裏安安靜靜的，隻有風從窗戶縫裏鑽進來，嗚嗚地響。河生一個人坐在宿舍裏，看書，做題，聽英語。餓了就去食堂——寒假期間食堂隻開一個視窗，每天供應三頓飯，菜色簡單，白菜燉豆腐，饅頭，稀飯。

他有時候去圖書館，但圖書館寒假隻開半天。更多的時候，他一個人在校園裏走。冬天的校園很安靜，梧桐樹光禿禿的，草坪枯黃了，隻有幾株臘梅開著，黃黃的，香香的。他站在臘梅前麵，聞著花香，想起老家院子裏的棗花。棗花也是香的，但跟臘梅不一樣。棗花的香是甜的，臘梅的香是清冷的。

臘月二十三，小年。

河生去食堂吃飯，發現食堂做了餃子。他打了一份，坐在空蕩蕩的食堂裏，一個人吃。餃子是白菜豬肉餡的，皮有點厚，但很好吃。他慢慢嚼著，忽然想起去年小年，他在家裏，母親包了餃子，大哥喝了一瓶酒，嫂子挺著大肚子，在灶台邊上幫忙。那天的餃子也是白菜豬肉餡的，但比食堂的好吃。

他吃完餃子，走出食堂。天黑了，路燈亮著，照在空蕩蕩的校園裏，很安靜。他站在路燈下，看著自己的影子，長長的，斜斜的。

他從兜裏掏出那個銅鈴，握在手心裏。鈴鐺涼涼的，被他焐熱了，又涼了。他把鈴鐺舉起來，對著路燈看了看。鈴鐺裏麵刻著兩個字，他模模糊糊地看見了。

平安。

他把鈴鐺貼在臉上，閉上眼睛。

德順爺，我很平安。您放心。

除夕那天，河生去了方衛國的學校。

方衛國也沒迴家。他說，他想在上海過一個年，看看大城市是怎麽過年的。兩個人在華東師大的食堂裏吃了一頓年夜飯——食堂加了菜，有魚有肉有雞，還有一瓶黃酒。方衛國喝了兩杯，臉紅紅的，話更多了。

“河生，”他說，“你說，咱們以後會變成什麽樣？”

“不知道。”

“我有時候想，十年後，二十年後，咱們在幹什麽？你也許在造船廠，在研究所，在設計航空母艦。我可能在報社，在電視台，在寫大新聞。咱們還會像現在這樣嗎？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河生想了想，說：“會的。”

“你怎麽知道？”

“因為你是方衛國，我是陳河生。”

方衛國愣了一下，然後笑了。他笑得很響，笑出了眼淚。他擦了擦眼睛，說：“你說得對。不管變成什麽樣，咱們還是咱們。”

吃完飯，兩個人走在校園裏。遠處有人在放鞭炮，劈劈啪啪的，在夜空中炸開一朵朵火花。方衛國指著天空說：“你看，上海過年也放鞭炮。跟老家一樣。”

河生看著天空，看著那些火花在夜空中綻放，又熄滅。他想起老家的除夕，想起母親在院子裏燒紙，想起大哥在門口貼春聯，想起德順爺一個人坐在黑屋子裏，聽著鞭炮聲。

他想，德順爺已經不在了。德順爺的土坯房，已經沉在水底了。他家的老院子，也已經沉在水底了。那些他走過無數遍的路，那些他爬過無數遍的坡，那些他挖過野菜的河灘，都在水底了。

黃河的水，淹了它們。黃河的水，流到了這兒。

他站在上海的夜空下，看著煙花，忽然覺得，他離老家並不遠。黃河的水流到東海，東海的浪拍到上海的岸。他站在這裏，就是站在黃河的盡頭。

煙花放完了，夜空又黑了下來。方衛國說：“走吧，迴去吧。明天還有明天的事。”

河生點點頭。兩個人走出校門，各自往各自的方向走。

河生走在上海的街頭。除夕夜，街上沒什麽人，路燈亮著，照得路麵明晃晃的。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踩著自己的影子。風從黃浦江那邊吹過來，涼涼的，帶著水的味道。

他摸了摸兜裏的銅鈴。鈴鐺在他手心裏，溫溫的。

德順爺，過年好。

他對著空氣，輕輕說了一句。

然後他加快腳步，往學校走去。明天還有明天的事。他要看書，要學習，要準備下學期的課程。他要考進前十，要拿獎學金，要把學費掙出來。他要讓母親過上好日子，要讓大哥不再那麽累，要讓父親在天上看見，他的兒子，沒有給他丟人。

他走進校門，走上那條兩邊種滿梧桐的路。梧桐樹光禿禿的，枝丫伸向天空，像無數隻手，在黑暗中摸索著。

他忽然想起德順爺的另一句話。那是在黃河邊上，德順爺說的最後一句話。

“黃河的水，流到哪兒，都是黃河的水。不管你走到哪兒，走多遠，你都是從黃河邊上走出去的人。別把自己忘了。”

他沒忘。他不會忘。

他走進宿舍樓，走上三樓，推開宿舍的門。屋裏黑著燈，靜悄悄的。他摸黑走到自己的鋪位，脫了鞋，躺下來。

枕頭底下，那些信、那個書簽、那張照片、那支鋼筆，都在。他把手伸進去，摸到那個銅鈴。鈴鐺在他手心裏，涼涼的，慢慢變暖。

窗外，鞭炮聲又響起來了，遠遠的，隱隱約約的。除夕夜還沒過完，新的一年就要來了。

一九九五年，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