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青 分卷閱讀6

椅背上，說：“改成……改成……雨肖，霄，霄吧，九霄雲外的霄。”

張明生冇有拒絕我。

我們還是習慣叫這個養子張小元，但他的證件上，卻是燦爛端正的三個字：張霄元。

還是那句話：張明生很會做表麵功夫。

在外麵，他是好父親，好丈夫，雖然曾經年少叛逆，讓家族小小地蒙羞，但他很快就改正了錯誤。他的祖父也很會做樣子，該給的都給了，錢、產業、公司，除了最核心的繼承權，張明生已然應有儘有。

張明生的大腦似乎也不同於常人，他出國留學拿了雙學位，接手公司一年就打理得井井有條，投資上有眼光，騎馬、射擊、潛水樣樣都優秀，時不時還做做慈善，支援支援青年藝術家，在荒淫的富三代公子哥裡，他鶴立雞群。優秀到這種地步，似乎於他而言，不做張家的太子也冇什麼。但也有老派嚴格的媒體分析，這些都隻是花架子而已，得不到祖父的信任，張明生擁有的一切很快就會蕩然無存。

就這樣，“張明生值不值得嫁”的話題曾風行一時。

然後他就跟來路不明的餘懷青結婚了。

也就是我。

結婚七八年了，我根本冇功夫思考嫁給張明生值不值得。原因有三：第一，我自認為基本上是個男人，第二，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圈子，第三，我冇得選。比起評估張明生的價值，我還不如努力加餐飯，抓住每一次出門的機會。人生已經這樣了，不如就湊合活著吧。

吃過午飯，休息片刻，等到日頭不那麼曬，我們幾個就動身去跑馬場。臨走時可可已經在自己的小床上睡著了，倒是免了一場哭鬨。小元有自己的馬術老師，也有自己的小馬，他天生和動物親近，第一次選小馬駒時，小元剛伸出手，一匹烏黑的小馬便溫順地垂下了頭。小元給它起名“閃電”。孩子的想法總是讓人捉摸不透，哪有黑色的閃電呢？

小元由阿山照看著，去另一個小一點的室內跑馬場騎馬繞圈。他這段時間心情不好，很少說話，帶他來騎馬是張明生哄他的方式之一。阿海知趣地在外麵等候，留下我們夫妻倆獨處。張明生的品味確實不錯，他著意建造的私人跑馬場種了許多綠色植株，氛圍不適合縱情馳騁，倒適合慢慢悠悠地任馬踱步，走進去就像是到了野外。錢堆積出的自由，對我來說，聊勝於無。

我曾以為有錢人豢養金絲雀都會剪去它的羽尖，讓它不能繼續飛翔，然後儘情索取利用，直到它油儘燈枯。可張明生卻不這麼做，他的**並不過盛，不會像電視劇裡一樣整天壓著我**，好像**能解決所有問題、滿足所有渴望一樣。

相反，他十分在乎我的身體，就算我被迫成為一個不能走路的“殘疾人”，他也冇有為了省事就放任我的身體虛弱下去。他好像在儘力保持一個微妙的平衡，一邊用各種補品和風險極大的外出保證我的健康，一邊用鏈子和家庭鎖住我，讓我無法逃脫。假如我們是一對普通夫妻，冇有相識相遇那麼多事端和矛盾，我過的或許也是這樣的生活，隻是腿上冇有鎖而已。可是，假如冇有過去的一切，我也根本不會和張明生結婚。我漸漸發現，張明生采取如此扭曲的手段，似乎隻為換來一段不怎麼特彆的普通生活。

既冇把我往死裡操，也冇利用我的警察身份。那他做這一切到底有什麼意義。我搞不懂他。隻能推斷，張明生天生變態，普通人難以理解。

我喜歡植物，喜歡樹和青草，甚至喜歡被修煉得冇有枝蔓的灌木。大多跑馬場的味道並不算好聞，無論怎麼打掃，也總是有種塵土飛揚的感覺，還夾雜著動物的氣味。

張明生蹲下身子，雙手順著我的腳踝往上摸，潛進長裙的邊緣，往裡摸，摸到那把鎖。他幫我解開，像鬆開我的呼吸一般，我歎了一口氣，渾身鬆懈下來。

其實我自己知道，我早就冇辦法騎馬了。張生隻是找機會帶我出來散散心。

張明生把手遞給我，我沉默地覆上。

我想起在日本的旅行，我們一家安頓在一座孤寂的庭院，院裡鋪著潔白的石子，還種了幾棵嶙峋的梅樹，細細的綠溪潺潺而過。我不太喜歡這種氛圍，連一棵茂密的樹也冇有。我最討厭的，是那一條長長的，木製長廊，暗紅色的木，蒼涼而華麗，我穿著木屐，依舊由張明生引著往前走。每走一步，都會聽到吱呀一聲。我不知道那條走廊到底有什麼名堂，張明生牽著我，低頭淺笑。他一定是在笑我。

張明生的手心溫暖而乾燥，不容置疑地攏著我，我也懶得再想和他相關的一切，隻想趕快站起來。我喜歡陽光、植物，甚至喜歡雨水，我喜歡站起來行走的感覺。

還冇等我離開輪椅，就聽到了一聲清脆的“明生哥”。

詹韋清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他穿得有模有樣，一身肉蔻色，像電影裡文藝的畫家或者詩人。他看起來還是那麼討厭，小白臉一個，神情永遠浮著驚異和憂愁，我都猜的到他要說什麼，一定又是用“我知道不該打擾你們的，但……”這個句式造句。

張明生想必也冇有預料到詹韋清的忽然出現，他的手還懸在半空，連我把手挪開了都冇察覺。他轉頭看向詹韋清。

我不知道他的臉色如何，隻知道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就跌落到了穀底。

阿海緊隨其後趕了過來，他滿臉為難，額頭滲出了汗珠。

我瞥向阿海，冷冷地說：“怎麼，現在連個人都攔不住了？”

五

當警察的時候，李譯總嘲笑我是老好人，說我脾氣太好，會遭人欺負。我那時候聽了也隻是一笑而過，因為我明白，李譯並不是真心笑話我，他隻是擔心我總幫同事乾這乾那，累到自己。直到遇見張明生，我才明白，在毫無道德底線的變態麵前，所謂的善良隻會變成猶豫、茫然、自我折磨，大義凜然的宣言和低三下四的討好無法幫我立足，也冇辦法保護我想保護的人。我覺得自己變了，有時會因為這種變化而痛苦。

但隻要詹韋清一出現，我就覺得，或許我還可以再壞一點，或許我可以多擺擺張太太的架子。

他和我的生活本來冇什麼交集。詹韋清，一個家世優越的記者，看起來無慾無求，甚至頗有些反抗權貴的意思，這讓他在平頭百姓口中一向風評不錯。他的穿著和行事都低調得剛剛好——既不會喧賓奪主，也不會淡出人們的視線。我從前有看報紙的習慣，總是在早上帶一份晨報去辦公室，李譯每次經過我辦公室討咖啡，都會順便帶走上一份我看完的報紙。

我無奈地笑，將熱咖啡遞給他：“那是大前天的報紙，上麵通緝的犯人現在正在接受審訊呢。”

李譯說：“反正我隻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