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喜浮生 從復旦到北影

從復旦到北影

一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兩三點鐘，哈爾濱至上海的一趟火車進站。一個其貌不揚的年輕人被人流裹著，步子虛浮地出了上海站。

上海很熱，三十四度左右。這年輕人穿件哢嘰布的、舊的、在洗染店染過的、黑色而又變灰了的學生製服。一條嶄新的、褲線筆直的“的卡”褲子，藍色的，太長，折起一寸有餘。一雙半新的網球鞋。頭戴一頂嶄新單帽。

他左手拎皮革旅行包，右手拎網兜，裡麵兜著一個新臉盆、牙具什麼的。

他避開人流，有些發矇，不知該往哪兒去。

他像東北農村某人民公社的小文書一類。更具體說，像《艷陽天》中的“馬立本”。連“馬立本”那點土瀟灑也沒有，模樣遲鈍。

雖然是“文革”時期，講究穿著的上海人還是比全國其他大城市的人們明顯地穿得雅緻。他有些自慚其“土”。他從來也沒有見過滿大街的女人盡數裸胳膊裸腿的情形。他感到有些害羞，竟不知目光應朝什麼地方看纔算個正經的年輕人。

從他眼前走過的女人們，卻並不注意他。偶有一兩個女人看他一眼，完全是覺得他有些“憨大”。他便更自慚，更害羞。沒有一個男人像他似的頭上戴著頂嶄新的單帽。撐帽紙闆還保留在帽子裡，未丟掉是為了帽臉兒顯得更陡，給自己增添點精神。

他不由得將帽子摘了下來，塞進手提兜裡。可是想到自己一個多月前剃禿頭，頭髮生出還不足半寸，一定更傻裡傻氣，又取出帽子重新戴上。撐帽紙闆折壞了，隻好扔了。單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麼像樣。

他有幾分沮喪。他是我。

如果上海的年輕人們知道我隨身帶著一份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入學通知書，他們肯定會非常羨慕甚至可能嫉妒我這個“東北土老帽”的。那年頭“工農兵學員”正吃香，復旦又是國內名牌大學。我家祖墳大冒紅煙紫氣！

我向一個清掃工問去復旦怎樣乘車。他上下打量我一陣，反問：“新入學的工農兵學員？”

我不無自豪地點頭。

又問：“從哪兒來？”

我回答：“北大荒。”

再問：“北大荒當地人？”

答：“哈爾濱知青。”

他說：“我女兒也在北大荒，一師三團。”

我說：“我在二團。”

他詢問兵團知青的近況。我很樂意地回答了他提出的種種問題。我的上海知青朋友很多，上海話早已聽慣。他對我頗產生了一點好感，末了說：“復旦大學的接站車停在離這兒不遠的地方，我帶你去。”

我能進入復旦，自己完全沒想到。

一九七三年初，我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總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回到我們一師二團。我是到兵團總部去參加文學創作學習班的。我是團宣傳股報道員，兵團業餘文學創作員。

回到團部剛幾天，政治部主任帶我到木材加工廠“蹲點”，總結“政治思想工作”經驗。木材加工廠是團後勤處直屬連隊，在團部附近，離團機關區隻五六分鐘的路。木材加工廠有一個鶴崗知識青年，擡大木時摔斷了腿，被送到師部醫院住院。腿好後，他在醫院給連隊領導寫了一封信，要求回鶴崗市探一次家。連隊領導沒批準。他私自回到了鶴崗。他的母親給連隊領導寫了一封信，其中有句質問的話：“我的兒子千裡迢迢去到邊疆，在勞動中摔斷了腿，我自己也在生病，難道你們當連隊領導的，竟沒有批準我兒子探一次家的善心嗎？”可想而知，這封信使連隊領導惱怒到什麼程度。他一個星期後回到連隊的當天，團支部召開會議，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並討論對他的處分。“討論”不過是一種形式，處分已在他回到連隊之前就確定了——開除團籍。

我以團政治部工作組成員之一的身份，參加了這次基層連隊的團組織特殊會議。會前我瞭解到，連隊領導已找過一些團員骨幹個別談話，“指示”他們在討論處分時起到“應起的作用”。團支部書記、一位哈爾濱姑娘，對連長和指導員的“指示”當然心領神會，毫無異議，“堅決照辦”了。這種做法，本應被列為破壞團組織原則的做法，甚至可以說是“小動作”，是不光明正大的，也是對每個團員意誌施加的壓力，更不利於一個基層連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那個鶴崗知青痛哭流涕地反覆承認錯誤，做了檢討之後，在經過一陣沉默之後，在由團支部書記宣佈給予他開除團籍的組織處分之後，在那幾個連長、指導員找他們個別談過話的團員骨幹同時舉起手之後，在其他團員們十分猶豫的時候，我忍耐不住了，開口發言了。我的性格不允許我在那一時刻保持沉默。而當我對什麼事情不贊同的時候，我的言詞往往是尖酸刻薄的。我當時說了些什麼，無須贅述。總之，團支部書記兼副指導員顯得非常尷尬和難堪，幾乎是憤憤然地吩咐一個團員：“去把連長和指導員找來！”

連長來了，指導員也來了。兩位連隊領導的“坐陣”局麵，使氣氛格外嚴峻。這種嚴峻的氣氛，將我推到了被迫“迎戰”的地位。而人一旦被推到這種地位，哪怕是一個沉著練達的人，有時也會變得一反常態，激昂慷慨起來的。我天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沉著練達的人。我的氣質中有種易於衝動、易於激昂慷慨的不良基因。而我一旦衝動起來，豈止“激昂慷慨”而已，簡直可以說“目中無人”“氣沖霄漢”！尤其當我深信正義是在我一方時，我是頗有點不怕天不怕地的。

我當時又說了些什麼，連我自己如今也記不清了。有一點卻記得很清楚，連長沒坐多一會兒，就一言未發，麵色青白地怫然而去。指導員比連長涵養好，默默地吸了兩支煙，也站起身走了。他雖然表麵上不動聲色，但離開前狠狠踩滅煙蒂的動作，也夠令人“觸目驚心”的。如果不是因為我的工作組成員的身份，他當時絕不會表現得那麼有涵養。團支部書記也要起身走，我把她叫住了，對她說：“團組織會還沒開完呢，你不能走！”她隻好留下，眼淚汪汪的，幾乎快哭了。

多數團員知青，對於出現了這樣一種他們萬萬料想不到的、劍拔弩張的局麵，既感到震驚，也暗暗感到欽佩。我無形中成了代表他們被壓製的意見的人。他們主張繼續表決。表決的結果——給那個鶴崗知青警告處分。這等於對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威信的一次嚴重打擊。剖析起來，我的仗義執言，倒並非主要是受所謂“正義感”的驅使。還有更為主要的，當時連我自己也根本不可能意識到的心理因素起強烈作用。這種心理，就是身為一個知識青年，經常受到種種抑製性的不正當的“管束”，人格被“領導意誌”隨心所欲地扭曲，情緒被外界力量無端粗暴地施加騷擾，尋找機會想得以發洩，表示反抗的心理。不過在什麼機會下，以什麼事件為導火索，以什麼方式發洩和反抗，因人而異罷了。這件事，我在我的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作為“情節”移植到女主人公李曉燕身上了。

我以我認為恰當的方式發洩了。我的心裡感到了一種發洩後的滿足，感到了一種類乎“大獲全勝”的痛快，一種從未有過的痛快。然而，“大獲全勝”的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我不過扮演了一次“堂吉訶德”式的慘敗者的角色而已。我已說過，從木材加工廠到團部隻需五六分鐘。剛表決完，還沒散會，我就被叫去接電話。政治部主任從團部打來的。“放下電話，立刻跑步到我的辦公室！”政治部主任在電話中用異常嚴厲的語調命令。

我沒跑步，但走得很快。走進政治部主任辦公室，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坐在辦公室裡，都幸災樂禍地瞧著我，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氣。

“從今天起，不，從現在起，你不再是工作組成員了！你必須在木材加工廠團支部會議上做深刻檢查！”主任對我拍桌子瞪眼睛。

“沒什麼可檢查的！”我惱火透了。

“你太放肆了！”主任氣得臉色紫紅。

我頂撞道：“作為一個人，我有權放肆一次！”

主任腮幫子抽搐，說不出話。

“小梁，你何必發這麼大火呢！有話好好講嘛！”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虛偽地勸說我。

我狠狠瞪了他們一眼，走出了主任辦公室。政治部主任對我沒有半點好印象。他給我的印象更不怎麼樣。我從連隊調到宣傳股兩個多月後，我們連的文書，一位小巧玲瓏的“安琪兒”般的牡丹江姑娘，也調到了團部組織股。她報到的當天，吃晚飯的時候，我和她肩並肩向機關食堂走。政治部主任吃罷了晚飯，迎著我們倆往回走。相距三十步遠，我就發現他的五官往一塊兒擠，在臉上擠出了一堆笑。儘管我不愛看他那種笑，但卻認為他是在對我笑。自從我調到宣傳股後，他隻對我簡短地說過幾句例行公事的話，還從沒對我笑過。主任對我笑，而且是第一次，僅僅出於禮貌，我想我也應對主任笑。我心裡那麼想，表情上也就相應地做出了一種笑模笑樣。笑得不怎麼自然，也不怎麼由衷。相距二十步遠，主任臉上那堆笑更加可掬了。相距十步遠，我纔看出，主任臉上那堆笑，並非為我，而是呈獻給我身旁那位“安琪兒”般的她的。目光，是聚焦的。整整齊齊的兩束，投射向一個焦點——她的臉，連點兒餘光，也沒賞賜給我。我那笑模笑樣，算是白做出了，像一個蹩腳的“二傳手”，移傳不到位。

我撇下她，識趣地獨自走了。從那一天起，我就認定政治部主任不是個好東西。事實證明，我對人的看法很有準頭。他終於因為道德敗壞，被開除了軍籍、黨籍，撤銷了一切幹部職務，“發配”到我的老連隊，成了名副其實的“二勞改”。

這個“不是好東西”的人，在當時，還沒有充分的證據被公認為“壞東西”，因此也就還完全操縱著我這個小小報道員的命運。不久，團機關開始“精簡機構”。政治部所屬幹部、組織、宣傳三個股要精簡掉二十二分之一。我就是一。宣傳股長覺得有些對不住我，安慰我：“你到機械連吧，能學點技術。以後，找個機會，我再把你抽上來。”我沒到機械連去。我那時年少氣盛，一種對政治部主任，對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的挑戰情緒，促使我要求到木材加工廠去。這樣的要求當然不會遭到拒絕。

在木材加工廠的連部裡，連長坐在椅子上，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條斯理地說：“你自願來到木材加工廠，我當然很歡迎。在哪裡跌倒，在哪裡爬起來嘛！可我們這兒沒輕活啊！”

他分明對我落到這種地步很高興。

我問：“什麼活最累？”

他說：“擡大木。”

我說：“我擡大木。”

他說：“好啊！”

他站起來，從辦公櫃裡取出一雙帆布手套、一副墊肩，放在桌子上，悠悠然走出去了……

我永遠感激當年木材加工廠擡木班的知青夥伴們，他們對我的愛護之情，勝似兄弟。他們認為我是被“貶”到木材加工廠的。他們覺得有義務愛護我。最初三個月內，我的肩膀幾乎沒挨過“蘑菇頭”——擡大木的杠棒，隻是用卡鉤搬搬木頭。三個月後，在我的要求下，他們才開始輪流與我搭對擡木頭。我的腳步起初總是踏不上號子，大原木前扭後晃，左右搖擺，“耍龍”不止。好幾個人由於和我搭對子扭傷了腰，卻沒有一個人對我說過一句抱怨的話。

我永遠感激他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姓名和綽號。他們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常常浮現眼前。在北京的幾個，雖然都已成了家，各自被家庭和工作所累，來往不多了，但每到春節，總是要互相看望看望的。

他們性格各異，都很豪爽，很正直。也許這一點與特殊的體力勞動分不開。八個人，哼起號子，擡千斤重木，是不可能不齊心的。一聲“弟兄們，起呀……”，將人和人拉近了。四個月後，招生名額下到連裡了。

我成為三名被推薦者之一，名列第二。

但那一年出了個張鐵生，我沒走成。政治部主任也不甘心讓我去上大學。他親自將我的名字劃掉了。

第二年，木材加工廠隻分到兩個名額：一個大學名額，一個中專名額。大學名額是哈爾濱師範學院，中專名額是鶴崗市郵電學校。

那時我已借調到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為期一年。對上大學不感什麼興趣了。唯希望一年後興許會被留在出版社，做一名編輯。因為他們對我好，有這個意思。

但連隊的知青夥伴們替我報了名。推薦的結果，我名列第三。夥伴們還頗為我遺憾。我從哈爾濱回木材加工廠“探家”，推薦工作剛剛結束。

被推薦到鶴崗市郵電學校的，是一名鶴崗知青，木材加工廠的衛生員。他處了個女朋友，是我們哈爾濱姑娘，菜班班長。

推薦結束的當天晚上，菜班班長約衛生員“會晤”。她對他說：“你千萬不要去上什麼郵電學校吧！鶴崗不過是個小小煤城，回去當郵遞員圖的什麼呢？衛生員在我們這裡很吃香，人人求得著，難道你捨得丟掉聽診器嗎？”衛生員猶豫起來。

菜班班長進而含情脈脈地說：“反正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讓你走的！你一走，我們的愛情就完結了！我怕你回到鶴崗，會愛上別的姑娘！”

衛生員信誓旦旦，言道人雖離開，心是永遠不變的。菜班班長哭了，又說：“就算你不會變心，將來兩地生活，多麼不幸福啊！”

衛生員終於被說服，為了愛情，做出“犧牲”，放棄名額。

菜班班長卻瞞著衛生員，去找後勤處長，說她的男朋友希望能由她頂替這個名額，懇求後勤處長成全他們的願望。

木材加工廠歸後勤處領導。後勤處長經常到木材加工廠走走，對菜班班長這個哈爾濱姑娘印象不錯，爽快答應。

一個鶴崗市郵電學校的名額，誰頂替誰都不至於引起什麼風波。何況又是女朋友頂替男朋友。更何況後勤處長親自出麵說情。招生辦認為反正不算原則問題，同意了。這豈能瞞得過衛生員？

衛生員知道後，未免生氣，質問女朋友，怎麼可以“偷梁換柱”呢？

菜班班長說：“我是太想上學，太想離開兵團了。隻要能離開兵團，到任何一個小城市去都行！為了我們的愛情，你就徹底做出犧牲吧！我絕不會對你變心的！其實呢，兩地生活，也有兩地生活的好處。不經常在一起，思念會加深愛情的……”雲雲。

衛生員對這樣的話頗不受用。他真愛她，上了一次當，就不怎麼肯輕信她，於是找到招生辦吵鬧。

招生辦覺得他們無事生非，很惱火，對他們說：“拉倒吧！你們都紮根邊疆吧！”

結果，他們兩個上鶴崗市郵電學校的資格都被取消。感情卻未破裂，似乎斷了想法反而更相愛了。

連裡呢，認為別白瞎一個名額啊！指導員就去招生辦交涉，又將這個名額要回來了。要回來，是為了讓另一個女知青走。指導員和那個女知青的關係有點非正常。

連裡的知青們不同意，說應該讓我走。因為我是經過推薦的，而且名列第三。名列第二的沒資格了，當然該名列第三的走。

我呢，其實又不想去上什麼郵電學校。分配去向是預先明告的——鶴崗市郵電部門。我一想到以後將穿著一身綠衣服，在小小的煤城鶴崗的某一郵電所裡整天拿著一顆郵章不停地蓋東蓋西，或者騎輛自行車丁丁零零地駛街穿巷，覺得並不美好。

夥伴們說服我。他們講人挪活樹挪死。他們講你想留在黑龍江出版社沒那麼容易。從兵團調走一個知青關卡多著呢！你身體這麼不好，再回到木材加工廠擡大木，非把你累垮了不可！他們講團裡的幹部們不喜歡你，連裡的幹部們也不待見你，不走留戀的又是什麼呢？

那個當初因為我替他說了一句公道話才保留了團籍的鶴崗知青對我說：“我爸爸是《鶴崗日報》的副主編，你千萬別錯過這機會！將來我讓我爸爸想辦法將你調到《鶴崗日報》當記者！”

我不忍辜負他們的好心。而且對能否留在黑龍江出版社當一名編輯，毫無把握，就做出了我一生中很重大的一次決定——去當一名鶴崗市公民。我對擡大木這重體力活也確實有些怵了。那一時期我吃不下飯，渾身無力，走路雙腿發軟，不要說擡大木上高跳闆了。有一次險些在三節跳闆上被壓趴下。果真如此，我的小命也早就報銷在大木之下了。我自己不知道，那時我已患了急性無黃疸型肝炎。肝功能損傷嚴重。

我的名字報到團招生辦的第二天，我正硬撐著和夥伴們擡大木，連長走來了，對我說復旦的一名老師要見見我，叫我立刻到招待所去。

“負擔？什麼負擔？”我有些疑惑。慚愧得很，直到那一天，我還不知道中國有所著名的大學是復旦大學。隻知道清華、北大、哈工大、哈軍工。如果我“大串聯”時到過上海，肯定會知道的，但我沒到過。平素也未從上海知青口中聽過“復旦”二字。一個初中畢業生，又怎麼會知道全國的每一所名牌大學呢？

連長顯然也糊裡糊塗，說：“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就去到了招待所，見到的是復旦的一位四十餘歲的男老師。如果我沒記錯，他姓陳，政治經濟係的。

他對我很熱情，問我都讀過哪些文學書籍，我就回答他讀過了什麼什麼。

又問我最喜歡哪些著作。

我說：“《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與黑》《紅字》……”

“在這幾本書中，最感動你的是哪本書？”

我想了想，說：“《紅與黑》。”

“為什麼？”

我語塞了。我看《紅與黑》，是在初中一年級。記得讀完這本書，我痛哭了一場。我最同情的倒不是於連，而是德·瑞那夫人。她對於連的愛，在我看來太令人傷心太不幸了。我想我要是於連，可能會朝自己的太陽穴開一槍，絕不忍去傷害那樣熱烈、那樣癡情地愛過自己的女人。而且看過《紅與黑》後，我常常設想另一種結局——於連越獄逃走，帶著德·瑞那夫人雙雙逃到一個孤島或大森林裡去，有情人終成眷屬，生下一個女兒，白頭到老……我就把這些想法講了。

他很認真地聽。

最後我說：“第一次被深深地感動和第一次戀愛一樣，是難忘的。”

他看我一眼，忽然想到了什麼，問：“你有女朋友？”

我搖頭說：“沒有。”

他還問：“真的？”

我說：“為什麼要騙你呢？”

他說：“好，很好。”

我當時並不明白他為什麼認為我沒有女朋友“好”，而且“很好”。

但能有這麼一位大學老師很認真地聽一個知青談文學，我覺得格外高興，不再感到拘束，又談起了別的作品。記得我還談到了《納賽·吉約》。這是一個短篇，小學五年級看的。篇名中肯定有兩個字我記錯了或顛倒了。而且是不是梅裡美的作品，也搞不太清楚了。內容是：一個富家子弟與一個孤兒院長大的美麗女工相愛，但又沒有娶她為妻的意思。她無法擺脫對他的愛情，跳樓自殺，未死，摔斷了一條腿。被一個專做慈善事情的年輕的伯爵夫人所憐憫，送到醫院裡，天天給她讀聖經，教導她為自己“罪惡”的愛情懺悔。富家子弟深感內疚，決心娶女工為妻。但他的監護人，也是他的小姨反對這種愛情。認為一個富家子弟愛一個女工是有失貴族體麵的愛情。那小姨就是那伯爵夫人，她亦愛上了自己的侄子。結局是：那女工淒涼地死在醫院裡，伯爵夫人阻擋了她的情人與她的每一次見麵。伯爵夫人要女工臨死前向上帝懺悔。

她說：“我愛過。”

她說：“是我，我愛過。”

她就死了。一年後，年輕寡居的伯爵夫人與自己的侄子結成夫妻。小說的名字我雖然記錯了，但是那女工臨死前說的話，銘刻在我記憶中。

我還記得對這篇小說的介紹中這樣寫道：“作品一發表，貴族階層大嘩，對作家進行憤怒的圍剿。貴婦淑女們，謾罵作家是一隻可憎的忘恩負義的猴子，‘一旦攀上高枝，便向人間作態’……”

陳老師自始至終聽得很認真。他又問我看過哪些中國文學作品。我老老實實地回答我都看過了什麼什麼。他沉思了一會兒，忽然問：“看過《牛田洋》嗎？”我說：“看過。語錄引用得太多，不是小說。”他不再問什麼。我便告辭了。擡大木的夥伴們圍住我，問我復旦的老師找我什麼事兒，問了些什麼，我怎樣回答的。我複述了一遍，他們就一個個直拍大腿，說我是個大傻蛋，不該對復旦的老師賣弄，大談什麼西方文學。尤其不該貶低《牛田洋》，那是“革命樣闆文學”。他們認為我如果回答得高明，興許能入復旦。

我想哪有這等好事落在我頭上？我上鶴崗市郵電學校，已是闆上釘釘了，報以一笑而已。第二天，那復旦的老師到師裡去了。隔了三天，他從師裡回到了我們團，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見麵就對我說：“你的檔案，我從團裡帶到師裡了，如今已從師裡寄往複旦大學了。如果復旦複審合格，你就是復旦大學中文係創作專業的學生了！”

我呆住了，半天講不出話。他又說：“關於《牛田洋》的那些話，你如果真入了復旦，是不能再說的。復旦很複雜，言行要謹慎。不要希望目前情況之下能在大學學到很多，自己多看些書吧！多看書，對一個人今後總是有益處的。”

事後我才知道，那一次招生，整個東北地區隻有兩個復旦大學的名額，都分在了黑龍江省。黑龍江省又都分在了兵團。其中一個名額又分在了我們二團。陳老師住在招待所裡，偶讀《兵團戰士報》，發現了我的一篇小散文，便到宣傳股，將我幾年來發表的小散文、小詩、小小說一類，統統找到，認真讀了。還給黑龍江出版社去了一封信，瞭解我在那裡的表現。然後親自與團招生辦交涉，將我的名字同復旦大學聯絡在了一起。

是機遇嗎？不是機遇又是什麼呢？

從此我在許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機遇了。如果木材加工廠的知青們對我不好，不連續兩年推薦我，便沒有這機遇。如果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的那些老編輯們給我寫封很壞的而不是很好的鑒定，便也沒這機遇。如果陳老師不是偶然在招待所中翻看《兵團戰士報》，仍沒這機遇。如果不是陳老師是另外一位老師來招生呢？更沒這機遇。

我的機遇是許許多多人給予我的。我甚至認為包括木材加工廠的衛生員和菜班班長。這次機遇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轉折。機遇決定了多少人的命運啊！生活中，有多少人，僅僅因為沒有機遇，便默默無聞。而一旦有了機遇，誰又能斷定走在大馬路上的一個什麼人，不會在一番什麼事業中取得什麼成功呢？當時我們兵團創作員中，不少人在寫作上都比我強得多。那次機遇卻偏偏落在我頭上。對他們真是不公正，對我真是太幸運。我是兵團創作員中最早離開北大荒去上大學的一個。讓我在這篇記敘性文字中，對當年木材加工廠的我的知青夥伴們，對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在文學上給予我許多指引的老編輯們，對復旦大學的陳老師，再次表達我永遠的感激吧！也讓我感激機遇吧！這冥冥之中的彷彿法力無邊的主宰。而且讓我說，人啊，都為別人更多地創造機遇吧！如果人人如此，我們每個人的機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業而不成功，有時實在不是因為缺少才華，而是缺少機遇。進而言之，是缺少為他或她創造機遇的一些人。我們為他人創造機遇，更多的時候並不損失我們自己的什麼利益。何樂而不為呢？僅僅因為“我不能，你便也別想”這樣一種心理，斷送了別人可能一輩子隻有一次的機遇，那是多麼該詛咒的行為！這樣的行為在我們的生活中太多了。少一點，生活將會變得多麼美好！

有一部電影中的一個情節，令我感動至深，永難忘記。

年輕的肖邦初到巴黎，無人賞識他的音樂天才。他偶識了喬治·桑——這也是機遇。喬治·桑引他進入自己的沙龍的第一天，邀請了許多音樂界名流，告訴他們，大音樂家李斯特將為他們演奏鋼琴曲。但有一個條件，需熄燭聽之。黑暗中，鋼琴聲將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聲止，掌聲起。喬治·桑挽著李斯特持燭走至鋼琴旁。這時人們才發現，演奏者原來並非李斯特，而是一個陌生的年輕人。持在法國女作家手中的蠟燭，照亮了未來的大音樂家的臉。

李斯特說：“這位年輕人演奏得好極了！我非常羨佩他的音樂天才！”

也許是虛構。但是真美好！美好的喬治·桑！美好的李斯特！當時眼望著銀幕，我流淚了，從此喜愛喬治·桑的作品，喜愛李斯特的樂曲，尤勝喜愛別的作品和別的樂曲。喬治·桑與肖邦的愛情，對我來說，也成為容不得什麼人的什麼文字非議的愛情了……

在接到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前的半個月，我每天仍擡木頭。身體愈加不行，撐著，以此感謝心中要感激的一切。一天，竟暈倒了……

二

我到復旦那天，兩腿浮腫，鞋襪難脫。以為是在火車上坐的，並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癥狀。

當天晚上，專業已報到的同學們，聚在一起開“認識會”。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帶來的好吃的東西，堆了一桌子。我隻剩下幾個小蘋果，不好意思拿出來，也不好意思光吃別人的，就吸煙。

我的東北老鄉，C，女性，放在桌上的是兩個哈爾濱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臉盆那麼大。我隻在很小時吃過幾次。當時哈爾濱難以買到。大家覺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說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鄉的，太客氣反而顯得疏遠。我在一師，C來自五師，原先互不認識。心中暗想，同學中有一個老鄉兼兵團戰友，真不錯。

有一同學問：“聽說你們哈爾濱人天天吃這種‘大列巴’？”

C回答：“當然。哈爾濱人個個都是從小吃‘大列巴’長大的！”

我覺得很有糾正一下的必要，便說：“隻有百分之五，也許還更少的哈爾濱人是從小吃‘大列巴’長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從小吃大餅子長大的。”

我說的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當時哈爾濱人的糧食定量是——麵粉二斤，大米一斤，其餘全是粗糧。米麪在一般家庭中，除了過年過節，都是給上班的人帶的。

C當即反駁我：“你一個人是吃大餅子長大的，也代表不了哈爾濱人。我就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

我據理力爭，說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個，當然代表大多數哈爾濱人。她不過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個，無論如何代表不了哈爾濱人。

她生氣了，說：“你說誰是‘一小撮’？告訴你，我的家庭是‘革幹家庭’！你侮辱革命幹部！”

我說：“我不知道啊！可你為什麼要說謊呢？為什麼要欺騙這麼多初識的同學們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爾濱人吃的是粗糧！哈爾濱人如果都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哈爾濱人早算進入共產主義了！”

我認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爾濱人究竟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還是吃大餅子長大的，這是非辯論清楚不可的。對於這一類問題，我一向特別敏感，容不得別人當我麵說一句假話。

她說：“你的話裡明明有對現實不滿的意思！”

我火了，說：“咱倆都是工農兵學員，你少跟我來這一套！就算我對現實不滿，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她說：“我是一名**員，那我就有權批判你！”

我說：“你不過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員，統計一下，你在**員中也不過是百分之五！”

其他的同學就勸解。他們越勸解，我越來氣。我希望他們都能夠相信我的真話，而不要相信C的假話。但他們似乎對我與C爭論的問題一點也不感興趣，隻對“大列巴”感興趣，這比他們相信了C的話還令我氣憤。若在兵團，如果C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說哈爾濱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還堅持，非被吃大餅子長大的哈爾濱青年們合夥揍一頓不可！

怎麼能瞪著眼睛認真嚴肅地說假話呢？

C拍了一下桌子，氣勢洶洶地說：“你這是在分化我們黨員隊伍！”

我騰地立了起來，說：“滾你媽的！”將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轉身離開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從不罵人，是到木材加工廠後學會的。學會了，就覺得在必要時來一句“滾你媽的”，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床上，還氣得不行，還想再去找C展開一場大辯論。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種過於認真而又過於激烈的劣根性。在連隊，跟幾任連幹部大吵過。在團裡，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參謀長大吵過。到木材加工廠，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團。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團。勞動很能幹，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為這種性格，重新入團竟入不了。四年後，調到團宣傳股的前一年，隻好又請求恢復團籍，補了十二元多的團費。教訓可謂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現在回想起來，哈爾濱人究竟是從小吃“大列巴”還是吃大餅子長大的，有什麼值得辯論的呢？吃大餅子長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也有之。幹嗎臉紅脖子粗地爭誰代表百分之九十五的哈爾濱人呢？

聽隔壁宿舍陣陣說笑聲，我忽然意識到，我是換到了另一種環境裡。復旦與北大荒太不一樣了。我將與之共處的同學也與木材加工廠擡木頭的夥伴們太不一樣了。我必須正視這個現實。想起陳老師在我們團招待所裡對我說過的那番告誡的話，倏然地我心中產生了一種孤獨感。

隔壁宿舍裡不斷傳來歡聲笑語，C的說笑聲尤為響亮。同學們吃著她的“大列巴”，當然不會表示懷疑她的話而相信我的話了。

可我從來沒有像那時那刻一樣，希望自己的話被相信。每月二斤麵粉的哈爾濱人——我心裡真是有些難過。

隔了兩天，我到醫務室去看身體複檢結果。醫生問過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驗單，隻看了一眼，就低聲叫道：“乖乖，好傢夥！”接著說：“你跟我來，你跟我來！”不用手扯我，用夾化驗單的夾闆從背後頂著我往前走。我就這麼被頂上了醫務室的二樓，頂進了一扇三夾闆臨時做成的門內。我糊裡糊塗地問：“這是什麼地方啊？”

醫生說：“肝炎隔離室。”

我這才知道，我是一個帶病毒者——轉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請求道：“那也得讓我回宿舍一次呀！”

醫生說：“不行。你的一切東西都得經過嚴格消毒。消毒後日常用的我們會替你送來。從現在起你不能離開這裡！”

共有二十幾名各係各專業的新生被關閉在“肝炎隔離室”。我是其中肝指數最高的。大家的活動區僅限各房間，每房間四五人，有一個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陽台。陽台下是籃球場。可誰也不願出現在陽台上，那好像等於自我展覽。

我苦悶起來，唯恐被退回兵團。未入復旦，不知復旦名氣。入了復旦，方知復旦果果真真是可以改變一個人命運的地方。有一個上海“老高三”的新生，與我對麵床，每天向我講復旦的歷史。我才知道復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從此對這所大學肅然起敬。

有一天，學校裡的氣氛似乎顯得有些異常。那“老高三”經常偷偷溜出隔離室，帶回一些訊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來後告訴我們，是某國元首到學校參觀，還說翻譯就是復旦上一屆分配到外交部的學生。“肝友”中一個外語係的，不知為什麼就哭了。大家問他哭什麼，他說：“我的名額將來是要分到外交部去的，現在卻被關在這兒！”大家寂然。

大學既是往人頭腦裡灌輸學問的地方，也是在人頭腦裡編織夢幻的地方。天天批“智育第一”，學問貶值。“戴帽分配”——即入學前便已預知分配去向，尤使夢幻迷人。想想看，昨天還在握鋤把或掄大鎚，明天突然進了某某名牌大學，三年後將要被分配到什麼外交部、文化部、中宣部、《人民日報》社等好去處，怎地不使人天天做夢呢？

“肝友”中還有一個國際政治係的，是廣西農村學員。“老高三”半真半假地對他說，他們這一屆國際政治係中，有分配到中國駐聯合國辦事處去的。他便天天夢想著有朝一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每天不斷地沖葡萄糖水喝，以為轉氨酶會早降下來。還買了一本《肝臟病知識》，手不釋卷。一會兒用小鏡照舌苔，一會兒看手，害怕發現“肝掌”。

我也借來那本《肝臟病知識》讀，也學會了長長地伸出舌頭照著小鏡自己觀察自己的舌苔，也學會了觀察身上有沒有“蜘蛛痣”，手上出沒出現肝掌。也夢想，夢想有朝一日分配到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做一名編輯。為這個夢想也暗暗祈禱過，不是祈禱上帝，而是祈禱“復方”什麼“草沖劑”——醫生每天給我三次的草藥湯。

一天，剛剛吃過晚飯，正躺在床上憂愁，忽聽外麵有人喊我。走到陽台上，朝下一望，是陳老師。見了他，就如同見了一位久別的親人，不禁淚潸潸無語。他仰視，我俯視，我倆好像戲台上《空城計》中的諸葛亮和司馬懿。他見我那可憐樣子，安慰道：“別想得太多，安心養病。思想負擔太重，對肝病也是不利的。”

我說：“我真怕被退回去。”

他說：“一般情況下不會的。肝炎沒那麼可怕，也不是什麼不治之症。”

陳老師走後，我回到隔離病房，重新躺在床上，感到內心的憂鬱稍釋。

同學小莫給我送來十幾封信。一封家信，其餘全是木材加工廠擡大木的夥伴和宣傳股的朋友們寫來的。信給我帶來了一些安慰。

有三封信是宣傳股的姑娘們分別寫來的。我們宣傳股隻有三位姑娘。北京姑娘小徐是廣播員，天津姑娘小張和鶴崗姑娘小張都是放映員。我總是叫她們“張天”“張鶴”。我們宣傳股在政治部人最多，加上三名報道員、三名幹事、兩名男放映員，可謂是一個大家庭。股長當年也才三十六七歲，現役軍人，是我們的“家長”，令我們感到很可親的一位“家長”，在我們麵前，半點也沒有股長的架子，對政治部主任也是“敬而遠之”。

我們宣傳股的知青之間非常友好。三位姑娘，像我們的三位妹妹一樣。這原因很簡單，因為那時似乎誰也沒有談情說愛的念頭，關係都很單純。起碼我自己那時沒有產生過與三位姑娘中的哪一個談情說愛的念頭，也從未看出其他幾個小夥子對三位姑娘有過這種表示。

我上大學兩年之後，我在宣傳股時那種互相之間友好的關係就分崩離析了。都是愛情把這種關係搞壞了。畢竟不是親兄妹們。到了年齡，小夥子們總希望某一個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為自己的妻子。這是任誰也沒辦法阻止的。隻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間纔有所謂純粹的友誼。這是一條關於男人和女人的定律。偽君子們才企圖證明這條定律是錯誤的。

我們宣傳股的三位姑娘，是三位非常可愛的姑娘。都很懂事，很溫柔，很善良，也都各有其美，各有動人之處。小徐的身體最弱，我們視她為最小的妹妹。說句實在話，我們是把她寵得有點任性了。但她的任性，也不過是鬧點女孩家的小脾氣而已。逗她幾句，就又笑了。她對我最好，比我小三歲，倒像我一位姐姐，經常善意地取笑我。不知為什麼，我很認真地說的話，很認真地做的事，在她看來，似也有幾分可笑。

最難忘的一件事是，夏天，我在河邊刷棉襖（我的棉襖髒了，一向是刷洗的，拆了就不可能再自己做上），忽然想遊泳，將棉襖用一塊大石頭壓在河中，脫了衣服躍入河裡遊夠了，穿上衣服就走了。直至冬天快到了，卻哪裡也找不見棉襖了。一天猛然想起，是夏季泡在河裡了。到河邊去找，仍被大石壓著，凍在一層薄薄的冰下麵。破冰撈出，已被小魚小蟲之類鑽了許許多多的蜂窩洞。拿回來曬，瞧著發愁。那時知青們普遍都很節儉，輕易不扔一雙鞋一件衣服，何況是棉衣。小徐聽說了這件事兒，好一頓笑。她非要親眼看看那棉襖成了什麼樣子不可。看到了，更笑得不行。笑了好幾氣兒，指點著我說：“你呀，你呀，你呀，你真應該帶個阿姨一塊兒下鄉！看來今後我有義務當你阿姨了，誰叫我們在一個股呢？你真叫姑娘們覺著可憐！”我被她的玩笑話說得臉紅紅的，認為自己整個兒是個“傻青”。她又說：“棉襖都這樣了，曬乾了又怎麼穿？還不成鎧甲啦？”要拿去替我拆了重做。我怕她費事，不肯。她竟自作主張濕淋淋沉甸甸的就硬拿了去。幾天後，她將棉襖替我做好了。送來時，要我叫她一聲“阿姨”。我說：“叫姐吧！”她讓步了，說：“也行啊！”我就叫了她一聲“姐”。我一看棉襖，認不出是自己的了。裡兒也換了，麵兒也換了，棉花分明也換了。厚厚的、新新的。她給我重做了一件襖……

“張天”呢，一口嬌小姐似的懶洋洋慢吞吞的天津話。人卻一點也不嬌氣，常像小夥子們似的，戴一頂單軍帽，將辮子掖在帽簷裡。乍看，像個俊俊秀秀、靦靦腆腆的小夥子。

我被“精簡”到木材加工廠，常回股裡去玩玩，像回家一樣。

她見了我，總是先笑盈盈地說一句：“你來了呀？”而後就靜靜地坐在一旁，聽我與股裡的小夥子們聊天。偶爾插嘴說一句：“你瘦多了呢！”或者問：“勞動很累吧？”“我家裡寄來一聽麥乳精，你拿去吧？”她好像任何脾氣都沒有，從未和什麼人翻過臉。誰對她發脾氣，她也依然笑盈盈地瞧著人家，使對方的脾氣不發自消。

有一次，大禮堂放電影《杜鵑山》，我坐在放映機旁。斷了幾次片，機械連的幾個壞小子，就往她身上扔鞭炮。鞭炮接二連三在她身上爆炸，她隻是一聲不響地接片子。我忍不住站起來大聲說：“不願看的，滾出去！”那幾個壞小子也一齊站了起來，朝我跨過來，想揍我。

“你們別欺負人！”她停了放映機，將我掩護在身後。

我喊：“木材加工廠的哥兒們，有人想跟我動武！”

我們擡木班的夥伴們，還有其他許多木材加工廠的小夥子，呼啦啦站起來一片。木材加工廠的知青們，打架是出了名的，沒有哪一個連隊的知青敢惹。那幾個機械連的壞小子，見勢不妙，慌慌張張地逃出去了。

事後，她對我說：“你還有那麼多肯幫你打架的朋友啊？”

我驕傲地說：“那是當然！”又問：“那幾個壞小子往你身上扔鞭炮，你怎麼一點兒都不生氣？”

她一笑，說：“跟他們生的哪份兒氣呀？犯不著嘛！我不理他們，他們自己就會感到沒趣兒的！”說罷，塞到我手中兩塊糖……

“張鶴”是礦工的女兒，白白凈凈的，短髮齊耳，眼睛挺大、挺嫵媚，略胖。她是三個姑娘中看起來發育最成熟的一個，也是三個姑娘中頂厲害的一個。有一次在連隊放電影，因為斷片次數多了，知青們起鬨。她便停了放映機，不肯再放，直至那個連隊的連長和指導員向她說了許多好話……

我讀著她們各自寄給我的信，感到極大的快樂。回憶著我們相處時的種種趣事，藉以排遣心中的憂鬱。我忽然產生了一個念頭，想給她們之中的某一個寫一封求愛信。那時我非常強烈地渴望獲得愛情。可是她們之中我最愛誰呢？覺得她們都曾非常友好地對待我，認為她們之中無論誰將來成為我的妻子，我都會很幸福。的的確確，她們是三位非常好的姑娘，以後我在生活中再也沒有碰到過像她們那麼好的姑娘。一個人二十多歲時認為非常好的姑娘，到了三十五六歲回憶起來還認為非常好，那就真是好姑娘了。在二十多歲的青年眼中，姑娘便是姑娘。在三十五六歲乃至更大年齡的男人眼中，姑娘是女人。這就很要命。但男人們都如此。所以大抵隻有青年或年輕人，才能真正看出一個“姑娘”的美點。到了“男人”這個年齡，覺得一個姑娘很美，實在是覺得一個“女人”很美。這之間的意念上的區別，有如看話劇與看電影的區別。也許我是個壞男人，才生出這麼不地道的體會。

於今我認識的姑娘中，漂亮的頗有幾個。八十年代的姑娘有八十年代姑孃的特點。有的毫無思想，毫無思想而又“徹底解放”，也便談不上有多少實在的感情。有的彷彿是女哲人，或者自以為是女哲人。女人到了哲人的地步，不復再是女人，而是怪物。即令美到如花似玉，也不過就是如花似玉的怪物。這兩類，都叫我受不了。又有八十年代的流行病傳染著她們——玩世不恭。真真的玩世不恭，那是一種境界。裝模作樣地玩世不恭，那是一種病態。是達到了某種境界還是染了某種病態，帶她們到自由市場上走一遭就分辨出來了。企圖少花塊兒八毛的錢從小販手中買一件便宜衣服時，你就可以對她們直言：“你有病。”八十年代的姑娘裝模作樣地玩世不恭，和封建社會的公主小姐們裝模作樣地弱不禁風，是一碼事。話題扯開去了，還談我們宣傳股的三個姑娘吧！

她們都沒有裝模作樣的毛病。她們也沒有那麼許多深刻的思想，但都非常珍重感情。她們寫給我的信，都流露出對我的真摯的關心。

我沒給她們中的哪一個寫求愛信。雖然有這念頭，卻提不起這精神。在“肝炎隔離病房”內寫求愛信，命運未蔔，我隻怕自己會寫得太不像樣子。但從此，就覺得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位，已經是我的戀人了似的，心中明朗了許多。幾乎每天都拿出她們的信讀。

到了冬天，多數“肝友”都已“獲釋”，隻剩下了我和另外三個。形影相弔，冷冷清清好不淒涼！情緒都壞到了極點。又過了半個多月，一天下午，一輛小卡車，將我們拉到了虹橋醫院。

我整個第一學期沒上一天課。

出院後，心情漸漸開朗，積壓了許多信件，就在一個星期天集中回復。於是又重讀了三位姑娘各自寫給我的幾封信，竟不知如何回復才妥當了。

人啊，人啊，有時真是令自己都鄙視自己。在學校“肝炎隔離病房”，在虹橋醫院，我天天都盼著三位姑娘給我來信，希望她們經常給我來信，多多益善。每收到她們的來信，便如獲至寶，彷彿收到包治肝炎的靈丹妙藥。從字裡行間，我尋找著那些充滿友情的、流露關心的、善良而溫柔的話語，反覆咀嚼，細細體味，獲得某種精神上的憐恤和安撫。而一旦離開了那種特殊的令人沮喪的環境，肝指數正常了，心術則變得有些詭詐起來。

眼前擺著她們的幾封來信，頭腦中忽然閃過一種想法：我若回信，她們必再來信，導緻書信往來不斷。繼而將會導緻什麼呢？

導緻什麼呢？——導緻愛情。毫無疑問。

曾認為被她們之中的任何一個所愛，將是莫大幸福的我，肝病初愈，便覺得未見其然了。是啊，我已經是復旦——全國名牌大學的大學生了，她們呢，還在北大荒。這愛的後果，又有何幸福可言呢？最不理想，我也會被分配到黑龍江出版社吧？一位出版社的編輯，在哈爾濱什麼樣的姑娘物色不到呢？何必操之過急呢？凡事還是現實些的好啊！人是不是都在生病的時候才更需要獲得愛情呢？生病時所需要獲得的愛情，病好了是否便都覺得不那麼太急於獲得了呢？我當時弄不明白自己是怎麼一回事了。好像心裡生出了一個鬼，在教我一點詭詐。

我重讀那幾封信，便認為那些充滿友情的、流露關心的、善良而溫柔的話語，分明都包含著不直白、待我回信中主動表露的一個“愛”字。

我可不能。我想。我千萬別頭腦發昏，今朝一主動，則將永遠被動了。

信總是要回的。

不回，太沒人味了。

究竟怎麼回呢？想啊想啊，受心中那個鬼的啟發，想出了一個可謂“上策”。

於是我動筆在一張信紙上這樣寫——小徐、張天、張鶴：你們的來信收到了……

每一句都經過反覆推敲，既要表達出感激，又要在關係上拉開遠遠的距離。寫完之後，塗塗改改，句句換字，最後定稿一封給“知青姐妹”的緻敬電一般的簡訊。抄了一遍，再讀一遍，覺得挺滿意。料想她們收到這樣一封寫給她們的公開信，大約是不會再來信了。來信，也可能是聯名信了。聯名信就沒什麼需設防的後果了。我覺得自己挺聰明的。

信寄出後，過了一個多月，果然未收到她們中任何一個人的回信。心中有鬼，必然有愧。終於按捺不住內疚心理，就給股裡的一個朋友寫了封信。末尾似乎隨便地帶了一句——我給三位姑孃的回信她們收到否？何以竟不複信？

三

不久，收到了朋友的來信。信中告訴我，三位姑娘接到我的信那天，正都在股裡開會。她們互相傳閱了我的信，誰也沒有說什麼，誰也沒有表示什麼。散會後，我的信就遺留在桌子上，沒人收。一連在桌子上放了幾天，後來就不知哪去了，大概當廢紙被燒了。還告訴我，三位姑娘，已有了意中人，愛情都很美滿。她們是真心實意地都關心著我，像過去我曾是宣傳股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一樣關心著我。她們還向股長建議，動員我寒假或暑假回團裡探一次“家”，往返路費由她們“報銷”……我怔呆了許久許久。

又讀她們的來信，那些充滿友情的、流露關心的、善良而溫柔的話語，彷彿不是寫在紙上的，而是她們站在我麵前婉婉地對我說的，都是我從前與她們相處時聽慣了的話語。如果離開她們上大學的並非我，而是我們宣傳股“知青家庭”中的另外一個人，她們依然會寫這樣的信，信中依然會寫那些話語。她們如此珍視友情，如同養蜂人珍惜蜂蜜，那乃是因為她們的天性本如此，她們的品德本如此，她們為人的原則本如此。自作多情的是我自己，想入非非的是我自己，心懷鬼胎的是我自己，褻瀆了友情的亦是我自己。在我沒那樣做之前，我不知自己的靈魂內還蟄伏著一個鬼。在我那樣做時，那鬼就變成了我自己。因而我不能看到自己有多麼醜惡。在這件事已無可挽回之後，我自己開始憎恨我自己。以前我也做過對不起人的事，但都是在並無鬼胎的情況下做了的。也自責過，但從沒有鄙視過自己，從沒有憎恨過自己。而這件事則不同。它的本質證明著為人的詭詐、狡猾和虛偽，動用了心術，而且是對三位真摯地關心著我的姑娘。誰動用過卑下的心術，誰就將得到等量的報應。動用沒動用心術，這是該不該原諒的界線。

“梁曉聲，梁曉聲，你這個狗崽子，你真不是東西，你真沒人味啊！……”

我隻有在心中暗暗詛咒我自己。

那一下午，我沒說一句話……

新學期第三天，全係在一起開大會。什麼內容我已記不起，隻記得許多平常見不到的老教授們全到會了。

首先照例是係工宣隊隊長、總支書記講話。他講了些什麼，我也不能全記起了，隻記得這樣一句話：“復旦是藏龍臥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窩。工農兵學員不要隻帶著紅口袋來到大學裝知識，還要積極參與復旦的鬥、批、改，徹底佔領上層建築……”這番話是針對新生說的，也分明是針對那些老教授們說的。他們當時那種普遍的無動於衷的默然表情告訴了我這一點。接著是評論、創作各專業各年級的學生代表發言。

我是創作專業新生的發言代表。我成為發言代表，是“毛遂自薦”的結果。同學們互相推諉。有的是真推諉，有的是假推諉。C其實很想受命當之，大家也都認為應該。因為她是支部副書記，但她既非常想，又忸怩作態，希望造成一種大家逼迫她成為發言代表的局麵。我看不順眼，就說：“她如果真不願意，我可以代表大家發言。”我主動請纓，誰也不好說不同意。於是發言代表就是我了。C老大不悅，一張寬臉拉長了。

其實我也不是要與C過不去。在我的本性中，沉澱著一種強烈的、長期被壓抑的、愛出風頭的願望。活了二十五歲了，社會還沒為我提供過一次像樣的機會，讓我像樣地滿足地出一次風頭。按說“文革”總該算一次機會，出身乾淨，紅五類。大風頭出不了，小風頭也是可以出出的。揭竿而起，成立個什麼紅衛兵組織，並非幹不成。我們中學裡，最初起碼有三十幾個紅衛兵組織。最小的紅衛兵組織隻有七八人。我又覺得那種風頭太丟臉麵。黑龍江省“炮轟派”的一個頭頭，哈軍工的學生，與“捍聯總”的頭頭們從北京談判後回到哈爾濱，站在飛機舷梯上，答各派戰報記者問，那瀟灑風度，那演講才能，令我羨慕極了。當時我十九歲，那個頭頭二十四五歲，正是我到復旦的年齡。十九歲的我到機場看熱鬧，目睹彷彿電影裡的情形，那時便暗暗想，給我一次這樣的機會，我死也甘心了！

全市中學生紅衛兵組織聯合代表大會召開，我也去看熱鬧。一位中學女紅衛兵領袖，站在台上，麵對數千人，就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安娜一樣，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數千人頓時鴉雀無聲，而後以鏗鏘的語調大聲演講：“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們紅衛兵的歷史使命，我們要光復莫斯科！解放華盛頓！踏平巴黎！佔領倫敦……”於是台下囂起一陣陣口號的狂濤：“光復莫斯科！解放華盛頓！……”我在台下暗想，哪怕我是為那中學女紅衛兵領袖擺弄擴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自豪啊！

下鄉後，漸漸地對一切轟轟烈烈都厭倦了，但是更愛出風頭。開個什麼慶祝會，總要胡寫幾行歪詩當眾朗誦朗誦。若有人奉承：“詩寫得不錯呀！”便足可得意幾天。後來也終於覺得不過癮，也厭倦。期待著我人生路上有更輝煌的機會到來，出更輝煌的風頭。

二十五歲，二十五歲，這真是年輕人最最渴望出風頭的年齡！研究起來，年輕人的愛出風頭，大抵是因為姑娘們的存在。正如不見雌孔雀，也未受什麼鮮艷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懶得開屏的。隻有小夥子們在一起的情況下，連最愛出風頭的小夥子，也沒多大興緻出風頭。反之，隻有姑娘們在一起的情況下，連最愛打扮的姑娘，也沒多大興緻打扮自己。出風頭實在是小夥子們為姑娘們“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將代表專業新生髮言，看成是在全係師生麵前的一次公開“亮相”。在名牌大學的大學生中，在名牌大學的教授、講師麵前進行一次精彩的發言，我以為這風頭是大大值得一出的，是一次夠輝煌的機會。

預先寫好了發言稿，但對同學和老師說尚未寫好。發言稿揣在兜裡，走出學校，在校園後圍牆下來回徜徉，將發言稿背了下來。我要達到在發言時出口成章的效果。我要在發言後引起掌聲和竊竊私議。我要在散會時聽到學生、教授和講師們互相詢問：“他叫什麼名字？”“哪個專業的？幾年級？”還要聽到這樣的稱讚：“發言太有水平了！”“簡直出口成章！”“從容不迫！”“有演說家氣質！”還要引起男學生們的嫉妒。還要從此無論在什麼場合下都吸引女學生們的目光。還要從此為自己在專業、在係裡奠定一種優上的地位……在學校“肝炎隔離室”和傳染病醫院裡孤孤寂寂地度過了整整一學期，想出一次風頭的願望幾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開會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鐵灰色的哢嘰中山裝。出院後買的。上海那時流行襯領，便新買了一條潔白的襯領，使鐵灰色內露出一圈潔白。單帽早已不戴，頭髮早已長出。往宿舍的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個斯文了點的“馬立本”，覺得自己還頗有發言代表的風度，挺自信的。係總支書記、工宣隊長的講話，擾亂了我背熟的發言。我覺得他說得太荒唐。無論是什麼人，說了我不贊同的話，無論什麼場麵下，我也會起而反駁，全然不計後果。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麵。與我的愛出風頭相得益彰，互為襯映，顯現出一個我來。他的話剛結束，我便站了起來。我說：“我不同意您的話！復旦大學誰是虎豹豺狼？既有之，指出給我們看！當然不會是我們工農兵學員吧？那麼難道是這些教授、副教授、講師們不成？我看他們沒那麼可怕！在上、管、改中，工農兵學員不是與革命的教師們是同一戰壕的戰友嗎？虎豹豺狼一詞，不是明明在分裂我們嗎？……”

工人若在工廠裡做工，我是很尊敬他們的。若在大學裡頤指氣使，那再令人討厭不過了。我是有意當眾表示出我對這位工宣隊隊長的蔑視。下鄉前，軍宣隊也當眾頂撞過，頂撞也就頂撞了。在兵團，一般連隊的知青，幾年後已普遍形成了對權力的蔑視。有一次，一位兵團總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廠視察，進入我們男知青宿舍，大家躺著的照樣躺著，歪著的照樣歪著，光著脊樑洗臉的照樣水花四濺地大洗特洗，沒一個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他說“同誌們好”，也沒人應聲。

我初入復旦，不知深淺。不知工宣隊在復旦的一統天下的權力，更不知“藏龍臥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窩”這句話是張春橋說的。

所以我的話，使全體鴉雀無聲。許多老師和許多學生是都知道張春橋說過那句話的。如果我也知道，絕不會當眾反駁工宣隊長的。我以為反駁他一下，不過就像在兵團時反駁團長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麼樣。其實大不一樣。

我的話所造成的靜場效果，使我愛出風頭的心理受到了慫恿和鼓勵。於是我借題發揮，侃侃而談。好像還說了托爾斯泰、巴爾紮克、雨果從書架上走下來，與老教授們坐在一起，同樣引起我的敬意一類的話。總之，接下來我說的儘是一些花哨浮麗、賣弄唇舌的話，大大地嘩眾取寵了一番。工宣隊隊長臉色陰沉嚴峻。

“住口！”有人打斷我的話，是一名評論專業三年級上海男同學，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他剛坐下，第二個立刻站起，一場批判會自發開始。我是那麼不堪一擊，沒有機會站起來反駁，有機會站起來也失去了反駁的勇氣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掃而光，坐在那裡無地自容。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學。這應該被解釋為復旦的一種政治現象。同全國所有文理科大學一樣，中文係也是復旦的“神經”，是工宣隊控製最嚴的係。如果說其他理科各係的學生還可以也能夠將政治視為“副科”，中文係的學生則不得不將政治當成本科。在那個歷史時期，復旦中文係實應改為“復旦中國政治係”。復旦小舞台上的政治戲與中國大舞台上的政治戲，是按照同一指令碼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隊，導演也是他們。在一切運動中，中文係帶動哲學係、新聞係、歷史係，然後帶動起全校。

徐景賢曾對復旦工宣隊說：“北有北大，南有復旦。這是我們的兩座橋頭堡。復旦應該成為斯莫爾尼那樣的大學。”斯莫爾尼，是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為蘇維埃奪取政權培訓武裝力量的革命大學。“四人幫”希望將復旦的學生培訓成既能為他們奪取政權效力的工具，也能像保衛冬宮一樣有朝一日保衛他們的“中國士官學生”。

工宣隊在中文係培訓的骨幹，以上海學生為主。指出這一點，也許會傷某些上海“工農兵學員”的自尊心，但這是事實。有許多充分的證據足以證明這一點，張春橋曾對復旦做過指示：“要多輸送上海學生進京。”

但另一個事實是，並非所有的上海學生，都願意成為“骨幹”。像C那樣的外地學生積極靠攏工宣隊的，有之，不多。每一個懷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圖在告別復旦時，得到復旦慷慨的政治饋贈。失掉了些什麼，他們不在乎。像今天某些人對錢的觀念很實在一樣，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對政治的觀念也是很實在的。這也就是“四人幫”粉碎以後，許多應該“說清楚”的人，為什麼隻談政治，不談靈魂，說來說去總也說不清楚的緣故。

我的風頭出得很劃不來，但因此出了點名。許多學生從此都知道中文繫有個梁曉聲。在女學生們眼中，我不過是個嘩眾取寵的傢夥而已。但我並不認為這不公正。很公正。與其說那是對一個工農兵學員的觀點的“圍剿”，不如說是對一個愛出風頭的傢夥的公開聲討。

在五角場買香煙，碰到了專業的一位老師。

他問：“氣色怎麼這麼不好？病了？”

我說：“沒病。”

他說：“你剛出院不久，肝病容易複發，要注意身體啊！”

我說：“謝謝。”

他說：“感到壓力了？”

我說：“有點。”

他說：“工宣隊是很惱火，還要繼續動員學生對你進行批判。我替你多次辯解過了。你是新生，剛入校，對復旦的情況缺乏瞭解，發表了錯誤的觀點也情有可原。”我默不作聲。

他又說：“其實我和你的觀點一樣，工農兵學員應該同革命教師是同一戰壕的戰友。大學又不是動物園，哪有什麼虎豹豺狼？聳人聽聞嘛！即令有，也不是我們。你的觀點並不錯，隻是太嘩眾取寵了。如果不是這樣，肯定會有不少同學支援你的觀點。嘩眾取寵，你就使自己正確的觀點也變成孤立的觀點了。在個性、氣質、風度和其他一切方麵，受人尊重的是質樸無華。你要記住這一點。今後要多觀察，多分析，多思考啊！復旦值得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我們教師的責任之一，就是盡量保護自己的學生。”

老師的話使我非常受感動。

因為那次發言，以及“四人幫”被粉碎的訊息剛剛傳到復旦，我第一個闖入校黨委抗議不許我們走出校園遊行慶祝，我的畢業鑒定上多了對我十分有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條——“與‘四人幫’進行過鬥爭”。

十六名同學中，隻有我的鑒定中有這樣一條評語。被粉碎了的“四人幫”是死老虎。踢死老虎一腳也算勇氣嗎？

細想想，真慚愧！政治對人的嘉獎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從此對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經三十六歲。愛出風頭的年齡早已過去了，與多情的年齡一塊兒過去了。從個人的教訓中，從別的愛出風頭者們的庸俗中，體會到了這種庸俗實實在在是對一個人自己的莫大損害。也就學會了一點自尊。人既從自己的教訓中發現自己的劣點，也是從別人的庸俗中總結出自己應當如何做人的原則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無限延長。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復旦見識到了不少在別的地方不太容易見識到的人和事。

中文係總支副書記中，有一個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餘歲，不知是留校生還是工宣隊，樣子很猥瑣。我從未見其笑過，永遠那麼猥瑣地嚴肅著。彷彿權力又極大，與係工宣隊隊長平起平坐，背景莫測。在《學習與批判》上發過一篇所謂雜文《贊“山羊角”精神》，據說很得張春橋好評。自那以後，似乎更身價百倍，使人覺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時刻想猝然頂你一頭。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在係裡拍著桌子訓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勢。而且他還沒有脖子。在校園裡看見他，矮矮地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地移動過來，猥瑣而嚴肅地瞪著你，夠令人不舒服的。我經常是退避三舍，繞條路走。無路可繞，便低下頭去。倒不是怕他到這般地步，是看見他也會破壞你一時的好心境。按說他應到某電影製片廠去做特型演員，卻狂傲之極地在堂堂復旦大學內招搖過往。“四人幫”納“賢”到了寵醜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國替復旦深感羞恥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隊員，某天中午還在復旦食堂用鋼精勺敲著鐵飯碗，一邊哼唱樣闆戲一邊排隊買飯，第二天便在《人民日報》上揚名顯姓，成了中央候補委員。他自己還不知道。別人將報紙拿給他看，指著他的名字問：“是你吧？”他回答：“我他媽的哪有當中央候補委員的造化！”後來證明果真是他，喜滋滋樂悠悠地又對人說：“洪文對我真夠意思！”原來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時的小兄弟。王氏還真夠講交情的。雞犬昇天尋常事。難怪那年頭許多人都認為政治是個一本萬利的賭盤，抹下臉皮往上拋賭注。

“四人幫”粉碎以後，有次我在公共汽車上碰到了一個不尋常人——上海曾紅極一時的一位小說作者。到我們專業去座談過，故而認得。我問他日子好過否。他倒對我說了幾句實話：“日子不好過哇。其實我們這些人呢，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我們是要通過文學走向政治，我們崇拜的是張姚道路。唉，前途如煙了呀！……”

心灰意懶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藝理論的老師，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我在係圖書館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冊子，“文革”前出的，便拿著向他請教某一文藝理論問題。

不料他連連擺手，有些驚惶地說：“不是我寫的，不是我寫的。”

我說：“別人告訴我就是您寫的呀！”

他更加驚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說罷匆匆而去。

同學小莫恰巧看見了這情形，對我說：“你別再給自己找麻煩，也別給他找麻煩！”

我說：“我又怎麼了呀？不過就是向他請教一個文藝理論問題嘛！”

小莫說：“文藝理論在中國隻有一個——‘三突出’創作原則，請教我吧！”

我問：“他不願回答也罷了，幹嗎那麼驚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著他走遠的背影，說：“因為他是個‘壞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訴我：據說他原是徐景賢的同學。徐氏還沒在政治上成氣候時，兩人碰在一起開過一次什麼會。徐氏愛聽鬼故事。他也善講鬼故事。講罷回自己房間睡覺，半夜徐氏敲門，隻穿著褲衩跨進他的房間，言道怕鬼，不敢獨眠。房間裡正好空一張床，徐氏便天天與他睡在同一房間。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糾纏他講鬼。後來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反對徐的一派組織就派人到復旦來找這位研究文藝理論的講師，想從他口中獲得“炮轟”材料。講師本是書獃子，不願捲入政治旋渦，被糾纏煩了，無法擺脫，便拍拍衣兜說：“材料都在這裡。時候不到。時候一到，材料丟擲，十個徐景賢也打倒了。”說的實在是氣話。

徐氏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當穩了，就下令將他抓了起來，被隔離審查半年有餘，逼他老實交代，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審來訊去，他也隻能交代出一條——徐景賢怕鬼。終於定不成什麼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對他耿耿於懷。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怕鬼，總歸是有點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產生疑問：真唯物主義者還是假唯物主義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諭”：“這個人是個壞人。要控製使用，永不得帶學生。”

於是未蓋棺而定論，這講師便成了復旦園內罪名抽象的“壞人”。以後我每次再見到他，心中尤為充滿同情。試想這“壞人”的罪名，對於好人來說，是作踐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測到道德敗壞，腐化墮落，以及與女人亂搞關係一類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無法向別人釋冤的。述說一次自己成為“壞人”的經過，便等於又散佈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怕鬼的言論，豈非壞上加壞，罪上加罪嗎？別人也是無法替他釋冤的。就隻有那樣令人莫測地和一個“壞”字連著了。在我看來，他那半禿的頭頂，那列寧式的智慧型的前額，那不修邊幅的樣子，完完全全是個隻會做學問的人，可能做學問做得還有點“迂”。嗚呼！悲夫！至今想來，黑色幽默之戲劇之文學，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蘊含著大量大量的素材與啟示，卻怎麼在外國異軍突起了呢？不是中國作家和戲劇家們的一大遺憾嗎？

講師成了壞人，學生原來是“試驗品”。

同學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縣人，農村姑娘。矮，胖，圓臉。像目前電視中正在播放的兒童動畫片中的“小咪”。挺厲害，誰說她一句不的話也不行。開玩笑她會當真，動不動就這樣搶白你：“咋啦，瞧不起阿拉貧下中農女兒哇？”心眼卻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學中，三年沒說一句違心話，沒做一件違心事的，我認為隻有她一個人。“批鄧”時，每個同學都至少貼過一張表態性質的大字報。唯獨她例外，不寫，很乾脆地說：“阿拉寫不來嘛！”若是別的同學，起碼屬於路線鬥爭的立場問題。對她，沒人敢這麼上綱上線。誰也奈何不得她。

她確是“寫不來”。

老師將我和她編在一組，交給我幫助她提高“寫作水平”的任務。

我第一次看她寫的東西，是學期個人總結，連標點符號也不會用，一“逗”到底，最後一個實心大句號。而那字，像稻田裡插的秧苗，一律傾斜地“長”在格子裡，彷彿字字是從下往上挑著寫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語法就更談不到了。我想替她重標一下標點，力不從心。一“逗”到底，還看得明白。若重新斷句，則沒有一句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驚詫，問：“你上過幾年學呀？”

答曰：“初一。”

又問：“為什麼初中都沒唸完？”

答曰：“母親死了，家中缺勞力，幫父親掙工分。”

再問：“教你的語文老師沒給你講過如何運用標點符號嗎？”

答曰：“誰有耐心認真學那些？”

“為什麼？”

“不學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著她，許久不知說什麼。她說崇明對麵是台灣。我告訴她不是，她就跟我爭執不休，爭得我隻好說是是是。

後來我才知道，張春橋對復旦中文繫有過什麼“指示”，要招收一個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學”為何物的學生，將其培養造就成為作家，以打破“文學神秘論”“作家天才論”。她就是按照這樣的指示，招入復旦的“試驗品”。

知道了這個底細後，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後來同學們差不多都知道了，卻沒有一個人告訴過她。她自己不知，也就從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學金，吃飯很節省，竟能省下近半數的錢。不買書，買衣服。對我說：“兩個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個月，我至少能添十幾件衣服是不是？將來結婚的時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問：“你有物件了？”

她誠實地點點頭，說：“還沒定。”

問：“為什麼還沒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將來就甩不掉了。”

問：“他很愛你？”

答：“當然，我們全公社，這幾年就出了我這麼一個大學生。”

她對我比對別的同學信任，肯講實話。

我在北大荒當過小學教師，就從怎樣運用標點符號起幫她提高“寫作水平”。三年來，我覺得我對她是盡了一個同學的義務的，不乏耐心。畢業時，除了逗號和句號，她還會運用冒號、引號、感嘆號了。字寫得依然如故，不見進步。殘字在她的文化廢墟上，依然可以組成一個“獨立王國”。

有年端午節她從川沙返校，給我帶回十幾個肉粽子。我說：“別都給我，也分給其他同學呀。”她說：“哼，給他們個屁！”她覺得所有的同學都瞧不起她這個“貧下中農的女兒”。其實更多的同學並非瞧不起她，是可憐她。她似乎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憐的，三年來與同學們“劃清界線”。

做集體畢業鑒定時，十六個同學中，對十五個同學她一言不發。隻對我一個人發了言，提了三條優點。過後，她單獨找到我，說：“我算報答你了吧？”一句話，竟感動得我幾乎落淚。

三年，三條優點，還有那些肉粽子……她是個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強。

三年來我對她的一些所謂幫助，實在不值一報。對於提高她的“寫作水平”，也並不起什麼作用。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訴她，她為什麼會被招入復旦，卻終於沒有告訴她。我想她知道了，準會大哭一場。何必要讓她三年後懷著一顆深深受傷害的心靈離開復旦呢？

她離校時，除了我，沒有第二個同學去送她。因為她不向同學們告別。

我一直將她送到公共汽車站。她對我竟有些依依不捨。忽然她哭了，說：“其實我早就知道我能入復旦是怎麼回事了，把我當成‘試驗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學，讓他們掃興……”“他們”——當然不是指的老師們。老師們對她都很關心，她對此也不無感激。張春橋的任何一條“指示”都是復旦的法令。老師們沒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來不過是以一種消極的心理，嘲弄政治對她的命運的擺布。

政治擺布人，如同貓擺布老鼠。

她還不是“工農兵學員”中最值得同情的一個。最值得同情的是評論專業的一個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兩個孩子的媽媽。入校後有壓力，也想孩子，對文學評論不感興趣，如同盲人對看電影不感興趣。數次要求退學，工宣隊不同意，黨委不批。她是農奴的女兒，認為退了她，是“階級感情”問題。

有天我端著臉盆到水房洗衣服，見她獃獃地站立在三樓走廊的一個視窗出神。一件衣服還未洗完，就聽“唰啦”一響，是什麼從樓上掉下去砸到樹的聲音。我覺著那聲音不祥，滿手肥皂沫衝出了水房——走廊視窗已不見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樓底下臥著她的軀體。

她摔死了……

這些人，這些事，漸漸使我意識到，復旦是不能滿足我強烈的求知慾的。它可以給予我的隻能是另外一類東西：入黨，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墊腳石。想要多少塊，它可以給你多少塊！但需用等量的“實際行動”去換取。在給了工宣隊一個不良的最初印象後，對我來說，換取到那些東西，得“搖身一變”，往自己臉上多塗幾道反差油彩。

我沒有足夠的信心和足夠的勇氣。出賣自己也總需要點勇氣，徹底出賣自己則需要大的勇氣。

我唯願自己能無風無波地在復旦度過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點纔好。

然而“本分”要成為一個人的願望和原則時，還需獲得客觀的恩典。客觀不發“允許證”，主觀就像一個被無賴糾纏的姑娘……

四

一天，吃午飯時，中文繫留學生視窗貼了一張大白紙，上麵工工整整的毛筆字寫的是：我們不要留學生特殊化，我們要與中國學生同吃同住。署名——申·沃克。

也許是這個名字在留學生中具有某種潛在的號召力，也許是他提出的要求符合留學生們的普遍願望，留學生視窗一個留學生也沒有，他們皆分散地和我們中國學生排在一起了。

我平素對留學生都沒太注意過，更沒接觸過，問同學小莫：“哪一個是申·沃克？”小莫朝前撅撅下巴：“喏，‘瑞典王子’。”

站在三四個人前邊的一名留學生轉過身來，對我們點頭微笑，態度友好。身材很高，一米八以上，卻並不魁梧。因為身材高，還顯得有些瘦。但舉止矜持，風度優雅。我們也友好地對他點頭微笑，僅僅是出於禮貌。中文係新聞係的同學合住四號樓。一幢樓一分為二，一半三樓劃給了留學生。走廊被門隔開。門上掛著一把拳大的鎖，鑲的是烏玻璃。某個中國學生若與留學生們接觸過多，準會被“留學生辦”找去談話。接觸過多是與無來無往相對而言。談話的實質卻意味著提醒、批評、警告。我當時是一個“走白專道路”的典型，時時處於某些同學的監視之下，稍有不慎，便有“小報告”打將上去。所以我避免與留學生們發生接觸，討厭給自己招來什麼麻煩。

逢年過節，什麼紀念日，歡迎新同學或歡送畢業生，係裡照例是要舉行聯歡會的，留學生們照例是要被組織起來參加的，他們有時也準備個小節目，一般照例是唱主席詩詞歌。《沁園春·雪》《詠梅》《蝶戀花》是留學生們很喜歡唱的。隻有在這些聯歡會上，中外學生之間才顯示出一點交往氣氛來。也隻限於氣氛而已，並不能深入到感情層麵去。像我和小莫回報沃克的微笑，談不上友好，隻能算禮貌。《重上井岡山》《鳥兒問答》兩首詩詞公開發表並被譜曲後，我卻沒聽到任何一位留學生唱過。我們中國學生是很快就會唱了的，廣播室天天以最高音量反覆播放，早、午、晚響徹校園，聽也聽會了。何況每人還發了油印的鉛印的歌篇，學生會還集體教唱了好幾次。也巧，那天食堂還就是做了“土豆燒牛肉”。許多中國學生和留學生都買了。不知是哪位大師傅燒的，土豆成了羹，牛肉卻不爛。食堂裡一片抱怨之聲。食堂外響而亮之地播放著《鳥兒問答》。

我和小莫買好飯後，端著碗用目光四處尋找座位。沃克剛剛在一條長凳上坐定。他看到我倆，又朝我倆點頭微笑。所有的桌子凳子全被佔據了，我倆找不到個可以坐下的地方。沃克欠身往他坐的那條長凳的一端挪了挪，隻坐了個角，招之以手，示意我們和他坐在一起。

不過去坐下連禮貌也失掉了。我和小莫對視一眼，走了過去，與他“三位一體”。條凳隻有二尺長，三個人坐上，兩邊兩個人的屁股就缺少支點。這麼坐著吃飯並不比站著吃飯強多少。我和小莫實實在在是出於禮貌。

其實飯廳裡有五張桌子沒人就座，都是“留學生專桌”。留學生們響應了沃克，誰也不去坐“專桌”，端著碗往中國學生的飯桌上擠。沒座位的中國學生們端碗站著吃，或端回宿捨去吃，也不願坐到“留學生專桌”去。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特殊化”，在留學生們提出來，是增進友好的願望。由中國學生去坐，就未免有“不自覺”之嫌了。

沃克見他提出的要求得到留學生們的響應，心中分明暗暗高興，一臉得意之色。

他將一塊嚼不爛的牛肉吐在桌子上，側臉瞅著我和小莫說：“朋友才坐在一條闆凳上。你們倆是我的支援者嗎？”他中國話說得相當流利，吐字很清楚，而且是標準的普通話語音。

小莫沒吭聲。

我自然也不願有所表示，滿懷信心地嚼著一塊牛肉。沃克又說：“你們中國學生也應該支援我。”

小莫低聲問：“你要我們用什麼樣的行動支援你？”沃克又朝桌上吐出一塊嚼不爛的牛肉，盯著它恨恨地說：“簡直像從輪胎上切下來的！”隨後索性放下筷子不吃了，兩肘支在桌上，雙手托下巴頦，微笑著說：“從今天晚飯起，我希望你們帶頭坐到‘留學生專桌’去，那麼這個飯廳裡就再也不存在什麼‘留學生專桌’了，嗯？”那一時刻，他臉上有種孩子般天真的神氣。他的微笑也顯得那麼幼稚。他使我懷疑，他對他的做法並不是很認真的，甚至可能摻雜著無惡意的玩笑的成分。校方是絕不會喜歡一位留學生開這種玩笑的，我想。

“這就是你要達到的目的？”小莫又低聲問。

我暗中踩了小莫的腳一下，希望他別愚蠢地提什麼問題，快吃飯，吃完快跟我一道走。因為我發現已經有人在注意我們。

沃克的目光在整個飯廳巡視了一遍，望著所有仍在飯廳裡的中國學生和留學生們，用緩慢的語調說：“我要達到的目的是瞭解。”他收回目光，又目不轉睛地瞧著我和小莫，情緒變得有些激烈地說：“我們留學生從各國來到中國，絕不僅僅是為了學到中國文化！我們還非常想要接近中國人，瞭解中國人！對於我們，這是同瞭解和學到中國文化一樣重要的！哪怕讓我們真實地瞭解一個中國人也行啊！可是你們中國學生見了我們留學生，無非就是點頭、微笑、‘您好’、‘請’，彷彿你們都是機器人，就會說這麼幾個簡單的辭彙！難道我們是到一個機器人國家來留學的嗎？有時我真想把你們的思想從你們頭腦中挖出來！難道你們中國人的頭腦裡當真什麼都沒有嗎？”

他的語調很高。這時的他，臉上那種純稚的微笑不見了，那種孩子般天真的神氣也沒有了。他那樣子好像要立刻同誰展開一場大辯論。

飯廳裡一時變得寂靜無聲。中國學生和留學生們都停止了吃飯，從各個角度愕然地朝我們這邊望。

我和小莫一時怔住了。我當時絕沒有想到，這位瑞典留學生，竟會當著我和小莫——兩個中國學生的麵，坦率地說出那麼一大番不夠友好的話。我以為他想瞭解中國人的願望是表達得過於強烈了！而經驗，別人的經驗，更準確說是別人的教訓警告我，與這麼一位不安分的留學生接觸，對自己是很危險的。

我當機立斷地站了起來。小莫卻仍愚不可及地怔怔坐著。外麵，大喇叭還在播放《鳥兒問答》，不知已是第幾遍了。沃克也突然站了起來，環視著所有的人大聲說：“安靜，請聆聽最高指示……”

他的話聲剛落，緊接著大喇叭裡傳出一句歌聲：“土豆熟了，再加牛肉……”再接著是：“不須放屁！不須放屁！……”留學生們鬨笑起來。中國學生們，則一個比一個神態嚴肅。不難看出，有人的嚴肅是佯裝出來的。一位老師傅在機械地抹桌子，彷彿身旁發生的事情，與自己毫不相幹。

沃克離開桌子，走到那位老師傅跟前，極其認真地說：“老師傅，如果先燒牛肉，牛肉燒得半熟，再放土豆，今天就沒有這麼多人抱怨您了。”

那老師傅木訥地瞧了他一會兒，竟驢唇不對馬嘴地張口來了一段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沃克無可奈何地聳了一下肩膀。我趁此時機，扯起小莫，趕快離開了飯廳。

“這個申·沃克！……”我邊走邊嘟噥。

“復旦園有了這麼一位留學生，夠工宣隊操心的嘍！”小莫幸災樂禍地說。

我說：“有什麼操心的？工宣隊實在看著他不順眼的時候，也許會將他開除！你以為工宣隊做不出來？”

小莫說：“隻怕沒那麼便當！沃克在留學生中很有威信，開除了他，也許會引起留學生們的普遍抗議，造成國際影響呢！”

我問：“他真是瑞典王子？”

小莫回答：“留學生們送給他的綽號罷了。”

“他像嗎？”

“我哪兒知道像不像！真正的瑞典王子，我也不曾見過。”

“真正的瑞典王子要比我溫文爾雅得多！”沒想到沃克又跟了上來，和我們並肩走，邊走邊說，“用你們中國話形容，儒者風度。”

我和小莫不禁都有幾分尷尬，猜想我們議論他的話一定全被他聽到了。

“你們對我的議論很有意思。”

果然如此！

我和小莫更加發窘。

他卻粲然一笑，避而不提了，問：“你們一定讀過新編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認同那種用階級鬥爭觀點闡述的文學史觀嗎？”

此作是很有威望的復旦F教授對其原著的“嶄新”的“修正”。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紅線貫穿了中國的文學史，完全符合“迄今為止，人類的一切歷史，都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歷史”的觀點。老人家親筆寫給F教授的信，影印件敬存在復旦校中展覽館，我們中文係的學生幾乎都“瞻仰”過。此著在復旦園內被稱為“新文學史”，規定中文係學生人必購之，購必讀之。“四人幫”對它也極為欣賞，在史學界大大鼓譟了一番，製造了一陣別有用心的熱鬧。

沃克提出了一個我和小莫不願回答的問題。關於“新文學史”，即使在我們中國學生之間談起，若非彼此絕對信任，也是諱莫如深，謹而慎之的。但如果我們根本不回答，又未免顯得我們心有所忌到了膽小如鼠的地步。這又會使我們感到，在一位留學生麵前，人格貶低，自尊難保。而且，說到底，他向我們提出的畢竟是一個純學術問題。起碼我們可以認為是一個純學術問題。

於是我用外交辭令回答：“那是一部很有獨到見解的著作。”我因頭腦中能想出這樣一句圓滑的話作為回答，對自己感到很滿意。同時極欲儘快擺脫掉這位“瑞典王子”的“糾纏”。是的，我已經覺得他是在“糾纏”我們了。小莫卻自作聰明地反問：“您呢？您是否能夠接受那種文學史觀？”

“我當然反對了！如果我們留學生在中國都接受了這樣一種文學史觀，那就太可悲了！那我們就白到中國來留學了，那我們回國後的個人前途就毫無希望了！一個尊重自己的文學和文化歷史的國家，是不會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篡改自己的文學史的，這難道不是極其愚蠢的事情嗎？……”沃克激動起來，站在我們麵前，看樣子要對我們發表“激烈反對派”的演說。

當時我心中真是對他充滿了羨慕。因為他有坦率說出自己觀點的權力。而我沒有，小莫也沒有。復旦園內哪一位教師哪一個中國學生都沒有。他說了，最嚴重的後果，也無非是可能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而他說的那番話如果出自我們口中，輕則受批判，被記過；重則可能被開除，甚至打成“反革命”。世界那麼大，中國不歡迎他，他還可以到許多國家去。中國若對我和小莫過不去，我們就他媽的徹底完了。

有幾個新聞係的女同學從我們身旁走過，頻頻回頭。顯然，她們聽到了沃克的話。

高音喇叭裡，《鳥兒問答》詩詞歌仍在播放。廣播員彷彿不但要使這歌聲響徹復旦園，而且傳遍神州大地。我和小莫對此已司空“聽”慣，並未做出什麼表情反應。

沃克卻皺起了眉頭，長長的手臂在空中一揮，大聲說：“真討厭！”

我和小莫這一驚非同小可！

可是我們無法擺脫他。我們加快腳步朝前走，他卻倒退著走，繼續麵對麵地和我們說：“這不能算詩！也不能算歌曲！你們中國古代的美學家不是講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嗎？可這兩首詩詞難道能算好詩詞嗎？‘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樹入雲端……’鶯歌燕舞，潺潺流水，難道這樣的詞句還不夠平庸嗎？你們卻說這是中國現實的偉大浪漫主義的寫照！這真實嗎？這使我聯想到了你們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大張旗鼓地對安東尼奧尼進行的批判。”

我和小莫裝聾充啞，隻有低頭走路而已。

沃克繼續倒退著走在我們前邊。

“不須放屁……不須放屁……不須放屁……”

男高音、女高音、男女齊唱、男女合唱，極有層次地反覆唱著這四個字。彷彿譜曲者認定了這四個字代表詩詞的最高美學境界，體現了歌曲思想內涵的最**似的，卻半點也不能使人感受到音樂的美好。不要說留學生們不喜歡，連我們中國學生學唱到這句時，也個個都覺得口舌笨拙，如鯁在喉，別彆扭扭的。

我和小莫唯有裝聾作啞而已，唯有低頭走路而已。

但願別人看來，沃克是在對“牛”彈琴。我當時真願變成一頭牛。我想小莫大概也恨不得坐地變成一頭牛或者別的什麼牲口。

“你們聽，這算音樂，這算歌曲嗎？你們的魯迅先生不是就曾經說過‘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的話嗎？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承認這算音樂，這算歌曲！這樣的東西在復旦這樣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學校園裡天天廣播，真是滑稽可笑，無法理解，不成體統！……”

小莫這時變得聰明瞭。脖子似乎從後麵被人砍了一刀，低垂著的頭始終不再擡起。

你他媽的說得很有道理！你他媽的說得都對！你他媽的說得對極了！但你他媽的這個外國小子幹嗎非糾纏住我們倆不放？！幹嗎非對我們倆說這些？！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他媽的太缺德了啊！我心中恨恨地想。

我猛地擡起頭，差點要將飯盒砍到沃克臉上。

大概我當時的模樣太可怕，沃克頓時緘口了。他驚詫地瞧著我。

我卻發現係總支書記、工宣隊隊長站在樓口台階上，像一隻觀察的袋鼠，正聚精會神地望我們。

一個聲音命令我：趕快脫身！傻小子，趕快脫身！

那是我自己的理智的聲音，也彷彿是一個陌生的令我討厭也使我懼怕的什麼人的聲音。這種人當時復旦園裡可真不少，防不勝防。在我們中文繫上兩屆的畢業生中，就有一個學生被自己最要好的同學出賣了——畢業前夕，係裡貼出了他的“反動言行百例”，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押送回原籍勞動改造。

我靈機一動，突然說：“哎呀！我的飯票夾丟在飯廳了……”說罷轉身就往回走。

“我跟你一塊兒去找！”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小莫的聰明倒來得真快，往回走得比我更快。

我們一路無話，匆匆走回飯廳。飯廳裡空空蕩蕩，一個人也沒有了。

我們麵對麵坐在一張桌子旁，相互望著，各自心裡都有種擺脫了一個什麼魔鬼逃入安全之門的獲救感。

“太可怕了！……”小莫心有餘悸地嘟噥。

我說：“但願他別認為我們和他的觀點完全一緻，那對我們倆可不美妙啊！”

小莫沉思了半晌，自言自語：“如果他認為我們和他的觀點完全不一緻，那我們在一位留學生眼裡可就分文不值了。”

我問：“難道你覺得他的話頗有道理不成？”

小莫生氣了，虎虎地說：“你別問我這種話好不好？”

“我可絲毫沒有不良居心。”我立刻向小莫解釋，又說，“在一位留學生麵前，我們都太虛偽是不是？”

小莫搖了搖頭：“不，是太可悲。”

“比我們更可悲者大有人在，比如F教授，嗯。”

“嗯。一世英名，毀於一旦啊！”

“你說在我們復旦大學三千多工農兵學員中，會有多少人異常清醒地在裝糊塗？”

“起碼兩千五百人吧。”

“剩下的那五百多怎麼回事呢？”

“比我們還清醒的野心家，小小的政治投機者，被既得利益收買者，時代製造的半顱人。”

“半顱人？……”

“隻有左半邊大腦。”

“你以為你挺深刻是不是？”

“反正我不是半顱人。”

我忽然覺得，我們相處兩年來，那天才彼此瞭解，往後可以成為最知己的朋友。我不禁隔著桌子向他伸過一隻手去，在他的手背上輕輕拍了一下。

小莫領會了我這一動作的表示，苦笑了一下，說：“不談這些，我們走吧！”

我也說：“走吧。”望著小莫，卻未站起。

小莫也未站起，又自言自語：“這個申·沃克好像認定了我們倆就應該是他主動瞭解的中國人似的！”

我問：“晚飯我們倆帶頭坐‘留學生專桌’嗎？”

小莫反問：“我們當時應諾他了嗎？”

我說：“也不算應諾。”

小莫說：“那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帶這個頭。”

“是完全沒有必要。”我表示同意。

可小莫緊接著又說：“其實帶了這個頭也無所謂，不過就是坐在哪兒吃飯的問題。”

我想了想，又表示同意：“是無所謂。”

我們剛才緊張的神情漸漸鬆弛，對望著，忽然都覺得我們之間的談話既認真又可笑，因為非常認真而顯得非常可笑。我們都忍不住撲哧笑了起來……

然而我們並沒有獲得帶頭坐“留學生專桌”就餐者的“榮幸”。當我和小莫一塊兒來到飯廳，“留學生專桌”早已不成“專桌”了。圍坐著它們吃飯的更多是中國學生。“留學生視窗”也名存實亡。有幾個中國學生想為所有的中國學生做表率，假裝大大咧咧的樣子，將飯碗從視窗遞了進去，卻又被粗魯地推了出來。賣飯的姑娘一本正經地說：“沒接到取消‘留學生視窗’的通知，我可無權擅自破例！”那幾個中國學生隻好悻悻離開。

但是所有的留學生們，畢竟有理由認為他們的願望實際上已獲得了所有中國學生們的理解和支援。他們一個個因此而格外高興，分散地與中國學生們坐在一起，又說又笑。大多數中國學生，在這種不常見的友好氣氛中，卻還是習慣地，不，是本能地表現出矜持和拘謹。

小莫說：“還真造成了一種水乳相融的局麵呢！”我糾正他道：“實際上還是水乳不相融，不過混兌在一起罷了。好比雞尾酒。”

小莫說：“比喻得不錯。”

兩天後，“留學生辦”通知我，說要找我談話。我馬上聯想到了申·沃克三天前從飯廳到四號樓的路上對我和小莫發表的那些言論，忐忑不安。但又一想自己畢竟沒說過一句附和沃克的話，心裡踏實了些。隔牆有耳。路上也有耳。大學沒教給我什麼正經知識，但教給了我不少“防人”的經驗，或曰“常識”。那便是——盡量將真實的“自我”包裹起來，包裹得愈嚴密愈安全。

我在這方麵得到的教訓是太值得記取了。

入學數月後，我便觀察出同學中有幾位善於“打小彙報者”，殊惡之。曾以言語相諷。

一日，晚飯後，同學H邀我出去散步。他與我同寢室，而且上下鋪。我下他上。我當時有些不舒服，但其邀甚殷，難以堅拒，強顏隨行。

走出校園，跨過馬路，漫步一條僻靜小街。其實那算不得一條街，也算不得一條巷，一側是大片菜地，另一側有零散民宅。我隻是相與走著，並無話說。H偶爾說一句淡話。實實在在的是“散步”。

H突然發問：“你猜，這是誰住的地方？”

我看時，見高牆內樹冠探出，洋樓露頂。院內寂寂然如無人所居。走至門前，門半掩，得窺院內孵石鋪路，冬青成籬，月季盛開。有葡萄架，串串葡萄掛綴架下，待人剪摘。我不知這是什麼人住的地方，搖頭。

H告訴我：“這是陳望道先生的住所。”言罷，臉上閃耀出神秘之色。

我頓時肅然起敬，倒退著離開院門前。直至那時我還是一句話都沒有與他說，不知為什麼，那個傍晚我就是不想說話。也許僅僅是由於身體不舒服。

我們從他路回返，H突然又問：“哎，你覺得那院子怎麼樣？”

我不甚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迷惑地瞧著他。

他一笑，進一步問：“要是讓你在那麼一座院子裡生活，你會感到滿意嗎？”

我隨口回答：“當然滿意。”我覺得他問得有點莫名其妙，回答前並未做任何嚴肅的思考。他問了我好幾次話，一次也不回答，未免有故意冷淡之嫌。我本無此意的。

那樣回答了，認為他就不會再問什麼了。而且我回答得也很實在。他果然不再問什麼。卻看出他內心裡暗暗高興，竟吹起口哨來。“當然滿意”——這四個字，是我與他散步時說過的唯一一句話。

五

兩天之後，星期六的晚上，係裡召開全係師生大會。工宣隊副隊長發表講話，表情嚴肅得義憤於色：“我們有的同學，資產階級佔有思想極為嚴重。嚴重到什麼地步呢？嚴重到想要住進陳望道先生家中的地步！我倒要問問這個同學，你想要住進陳望道先生家，那麼讓陳望道先生搬到什麼地方去住？

“大概你還夢想著住進中南海去吧？這叫野心啊！……”

我回頭看了H一眼，他明知我在看他，卻裝作沒有注意到我，一副認真聆聽的樣子。

我明白了，他那一天是存心“邀”我去“散步”。同時也明白了，他為什麼要設這樣一個智慧的圈套誆我上鉤——因為入學後我和他同時交的“入黨申請書”。也就是從那一天起，我退出了這場兩個人的“戰爭”。我實在不想捲入這樣一場“戰爭”。而且認識到，我一旦捲入，他我之間，便無所謂“正義與邪惡”了。況且我也絕不是他的對手。從此我再也沒有交過一份“思想彙報”。

還有一次，一位黨員同學，虔誠之至地對我說：“大梁，你入學前就發表過小說了，以後你得多幫助我啊！”我慌忙回答：“你可別說這樣的話！我發表過的那哪叫小說，不過是在《兵團戰士報》上以故事形式發表過一兩篇好人好事，咱們都一樣，要搞創作，都得從頭學起……”

我最怕別人提我入學前就發表過小說。提的人越多，提的次數越多，使我感到的壓力就越大。入學的第二天，十六名同學聚在一起，與老師們一塊開“漫談會”。一位老師問誰入學前發表過作品，皆默默然。我以為大家是因為彼此陌生而拘束，為了打破僵局，便首先說：“我入學前發表過幾篇小小說、小詩、小散文。”老師說：“你的情況我已經知道，其他同學呢？”默默然者們仍默默然。可憐，名曰“創作專業”，十幾個學生，半數以上黨員，發表過什麼的，除我和一位女生外，竟沒有第三個。也就是從入學的第二天，老師們總是不斷受到“推行智育第一”的種種指責。而我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所謂走“白專道路”典型。那位和我一樣入學前發表點小文字的女同學，因為是女同學，倖免之。

一位黨員同學要求我在寫作上幫助他，並未使我感到受寵若驚，反而使我感到意外。不料那位黨員同學一本正經地說：“你別假裝謙虛好不好？謙虛過分就是虛偽。”我見他這麼說，又確很虔誠，便回答：“你是黨員，你思想覺悟比我高，請你在思想上今後多幫助我。”

不料以後小莫暗暗告訴我，我又被“出賣”了一次，那位黨員同學竟向工宣隊彙報，說我要與他達成一筆“交易”——我請他幫我解決組織問題，以幫他修改文章為報答。他們不向老師彙報我什麼，因為老師們都挺愛護我。我雖憤怒，但隻想再多銘記一次教育，並不願與之吵翻。隨他們去好了。

又過了幾天，那黨員同學竟果然拿了一篇什麼文章請我幫忙潤色文字。其話、其態度、其表情依然那麼虔誠之至，那麼令人難以拒之。我的回答頗不文明——“去你媽的！”中國的“國罵”有時候很來勁兒。

“你……”，他目瞪口呆。

我說：“老子早就不交思想彙報了！你是黨員，你會不知道嗎？”

他心中有鬼（是否有愧不得而知），退回鋪位，鑽進蚊帳去了……

自從我打消了爭取入黨的念頭，覺得自己變得無所畏懼了，而且某些人也確實反過來開始怕我了。我嘗到了做人的某種“甜頭”。但戒備之心，已成本能。除了小莫，不與任何人過從。暗暗立下與某些人老死不相往來的誓言。

無所畏懼——其實是一種自我感覺。因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會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賣”得更慘的。“出賣”——各種人們之間的各種“出賣”，已不復能用“品德”二字解釋，那是那一歷史時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種顯微鏡下分析，每個最渺小的病毒，都帶有那一歷史時期的政治的特徵。

所以我本能地認為申·沃克對我是個“危險”的人物。小莫也接到了“留學生辦”的“傳訊”。

他將我扯到校園內一個僻靜的地方，很有些緊張地問：“前天我沒對沃克說什麼‘過杠’的話吧？”

我肯定地回答：“沒有。”

他又問：“也沒對你說什麼‘過杠’的話吧？”

我搖搖頭，用同樣肯定的語氣回答：“沒有！”

他頓時出了一口長氣。

我問：“就是你說了什麼‘過杠’的話，難道還懷疑我出賣你不成？”

他臉紅了，說：“你可千萬別那麼以為啊！我不過是有點神經過敏罷了。申·沃克這個外國佬，今後咱倆都得躲避著點。否則咱倆不定哪天準倒黴！”

我比小莫更明白這一點。

但是沃克自己肯定不明白。

他不過就是想主動與兩個中國學生建立友誼，對中國人有所瞭解而已。在那一歷史時期，一位外國人想要真實地瞭解一個中國人，那隻能是一種願望而已。哪個中國人如果向一位外國人真實地袒露自己頭腦中的思想，不是想入獄，就準是個瘋子！我和小莫都不願一腳就從大學校門跨進監獄大門去。我們的神經也沒什麼毛病。

我們按時來到“留學生辦”，“召見”我們的是一位我們不太熟悉的工宣隊員。看樣子不過是個小角色，卻偏要故做出一副大人物的派頭。從校黨委到各係總支，逐級都有工宣隊員擔任要職，所謂摻入高教戰線的“沙子”，領導“教育革命”。此公即是一粒“革命”的“沙子”。而當時復旦的黨委書記，竟是位“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的現役軍人。就差一位貧下中農了。若齊了，真可謂之曰“復旦工農兵政權”。

我和小莫落座後，那工宣隊員點著一支煙，吸了一口，吐出一縷，先瞅瞅我，後瞅瞅小莫，語調緩慢地說：“情況嘛，是這樣的，我們經過研究以後，接受留學生們要求與中國學生同吃同住的願望。當然，這無疑會使我們今後麵臨的思想政治工作更複雜化。可我們既是來領導上層建築的，就不怕麵對各種複雜的情況……”每說到“我們”兩個字，便帶有格外強調的意味。

“我們”兩個字，暗示出工宣隊在復旦園中至高無上的權力。我和小莫都不作聲。我們預先商量過“對策”，要裝成兩個頭腦簡單的大傻瓜。“情況嘛，也就是這樣一個情況。我們決定，你們倆以後同瑞典留學生申·沃克住在一起。”他話題一轉，眈眈地盯著我們。太出乎意料了！我和小莫對視一眼，真都有點發傻了。“據說，你們與申·沃克接觸頻繁？”對方挪動了一下工人階級強壯的身軀，往沙發靠背挺舒服地一靠，臉上呈現出令人懷疑的和氣表情。

“這是胡說！我們與申·沃克隻接觸過一次！”小莫當即反駁。

“別發火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那表情，那口吻，依然怪和氣的。

我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指一個人對待錯誤應採取的態度，我們與留學生接觸過一次，也算什麼錯誤嗎？何況是申·沃克主動與我們接觸……”

“這個申·沃克都與你們談了些什麼？”對方打斷我的話，猝然發問，同時將身體迅速地俯向我們，彷彿一隻會相麵的大猩猩似的瞪著我們的臉。

我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談氣候！”小莫隨口回答。

“談氣候？談什麼氣候？”

“談國內氣候唄！”

“說，說！……”

“申·沃克認為北京氣候好，我們認為還是上海氣候好。上海氣候多好哇，一年四季濕濕潤潤的，所以上海人的麵板才比北方人的麵板細嫩是不是？他說上海的黃梅雨季挺討厭，我們說北京風沙太大，他就同我們爭論不休……”小莫信口開河，胡謅八扯，煞有介事。

“當然還是上海好，當然還是上海好……”對方搭訕道，大臉盤上均勻地布滿了失望，又往後一靠，煙灰落了自己一身。小莫暗暗朝我擠了一下眼睛。我又說：“讓我們倆和留學生同住，我覺得不妥。因為我們生活作風挺散漫的，政治思想也不夠成熟，隻怕會在留學生麵前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請工宣隊慎重考慮，是否重新選擇兩位政治思想上比我們更成熟的同學？”

小莫連連道：“就是，就是，就是。”

對方將煙掐滅在煙灰缸裡，看著我說：“我們還是充分信任你們的嘛！不過，申·沃克這個留學生，不是我們的朋友。據我們掌握的情況，是散佈許多與我們不友好的言論的。你們要及時向我們彙報他的情況，要同他展開必要的鬥爭。這也是對你們的考驗嘛……”說著，站了起來，表示這次“召見”已經結束。

我和小莫巴不得早結束這場談話，馬上站起退出。退出之前，我真想問一句：“要是申·沃克成了你們的朋友，你們大概會封他為什麼‘榮譽工宣隊員’吧？”我們走到校園裡時，小莫低聲說：“這太卑鄙了！和讓我們當‘告密者’有什麼兩樣？”

我說：“反正我們又沒有接受他們的經費，完全可以不必向他們彙報什麼。”

“那我也覺得這場談話夠令人噁心的！”小莫憤憤地啐了一口……

我們中文係學生，一般七人住一房間。和留學生同住，四人一房間。除了我、小莫、申·沃克而外，還有一位黑人留學生。不過那黑人留學生不久便因為什麼事回國了，H搬了進來。傻瓜也會明白，他是工宣隊摻入到我們這個宿舍的一位“沙子”。我和小莫雖然與沃克同住了，但更加避免與他交談什麼。我們不願被工宣隊第二次“召見”。H卻時常提出各種話題企圖在我們這個中外學生同住的宿舍裡引起討論和爭論。比如：評《水滸》的現實意義是什麼？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是什麼？主席最理想的接班人應該是誰？……

我和小莫知其居心不良，任其獨自高談闊論，姑妄聽之而已。

申·沃克曾經對評《水滸》的現實意義發表過一通“獨闢蹊徑”的見解。

他說：“《水滸》是你們中國最偉大的一部反人性的古典名著。”

“什……麼？”H當時臉上充血，不知是被一股辯論情緒所激動，還是由於另外的目的而感到興奮。

沃克從容不迫地說：“在《水滸》這部著作中，誰殺人不眨眼，誰就是英雄。評《水滸》的現實意義就在於，為今天的缺少人性和明天的殺人尋找形象的理論根據。現在對那些‘走資派’和他們的親人子女不是非常沒有人性的嗎？……”

“你這是誹謗！”H的臉愈加充血，慷慨激昂地說，“《水滸》裡的英雄殺的儘是貪官汙吏！‘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

“武鬆‘血濺鴛鴦樓’，不是就殺了好幾個無辜的人嗎？孫二孃不是也將許多不見得壞的人包到饅頭裡去了嗎？”

“那是武鬆殺得性起……”

“殺得性起就可以亂殺無辜了嗎？”

“這……好人殺好人是誤會……”H的辯論才華，發揮到頂點也就這麼高的水平。

“好人殺好人是誤會？”沃克眯起眼睛，表情嚴肅地思考了片刻，似有所悟地點了一下頭，自言自語，“難怪武鬆也差一點被孫二孃麻翻後剁成肉餡。”

H得意地說：“隻有我們中國人才能理解目前重新評價《水滸》的現實意義。”

沃克不動聲色地說：“也隻有在中國才能產生‘好人殺好人是誤會’這一理論。我一會兒就去動員我的留學生朋友們，要他們和我一塊離開中國。好人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誤會的國家裡真是太不安全了。謝謝你使我明白了這一點。真是一條冷冰冰的理論。不，我得現在就去動員我的留學生朋友們，我要和他們一塊去找學校的領導！要求退學！”說罷，站起來就大步往外走。

“哎，你，你別去！……”H慌了。

“你有什麼權力阻止我！”沃克轉身質問，依然那麼不動聲色。

“我求求你……”H狼狽極了，走過去拽住沃克的袖子不放。

沃克朝我和小莫擠擠眼睛。

我和小莫將臉扭向窗外，使勁咬住嘴唇才沒笑出聲來。我們都認為沃克是很善於辯論的。他每次總是沉著論戰，一步步將H引到辯論的“邊緣”。而每到這種時刻，H就一聲不吭了。

“為什麼**要稱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為‘四人幫’呢？”沃克常會在辯論中故作天真地向H提出這一類問題。這一類問題，好比是被辯論氣氛吹薄了的氣球，誰最後輕輕觸它一下，它就會爆炸。H極其害怕這類玩意兒，如同迷信的人害怕什麼不祥之物。

我和小莫漸漸開始對沃克產生了某種好感。因為這瑞典留學生的思想竟和我們頭腦深層的真實思想那麼相通。隻有關心中國命運的外國人，才會提出他所提的那些問題。沃克雖然不是復旦大學工宣隊們的“朋友”，卻應該成為我們的朋友。我們對他的好感，並不明顯表示出來，以替他捎一瓶開水，下雨前提醒他將曬在外麵的衣物收回，到市內去時，問他需不需要我們代買什麼東西這類小事表達。我們相信，他是理解了這一點的。

按照“紀律”規定，與留學生同住的中國學生，是不能將《紅旗》《學習與批判》《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訊息》和各種大批判學習材料帶到宿舍的。我和小莫嚴格遵守這一“紀律”。

一天上午，宿舍裡隻有我和沃克，我抱起被褥去曬，卻忘了有本過期的《學習與批判》壓在褥子底下。它被帶到了地上，我沒發現。曬好被褥回到宿舍，見沃克正拿著那本《學習與批判》在看。

“我看看行嗎？”他將《學習與批判》朝我揚了一下。

“這……”我不禁麵露難色。

《學習與批判》是上海市委機關刊物，被工宣隊們稱為“小紅旗”。上海市委禦用寫作班子的大塊文章，經常以頭號標題發表在上麵。幾乎每一篇大塊文章都有政治背景，都是一種政治煙幕。

“這是不許我們留學生看到的嗎？”沃克似乎敏感到了。

“不，不，沒這個規定。”我說，同時暗想，我這是在替誰辯護啊？

其實，莫說《學習與批判》，就是《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隻要一個在中國的外國人想看，搞到一份或一期看看並非難事。搞不到手的，也可以站到某些報刊欄前去看。《紅旗》雜誌一有“重要”文章發表，則被按頁碼扯下，張貼於有玻璃櫥窗的某些報刊欄內。希望更多的人從中得到某些暗示，從而緊跟之。

“你騙我。你們一定有這個規定。我不看了。”沃克將《學習與批判》輕輕扔在我的床上。

那一時刻，我覺得身為一個中國人，在這位瑞典留學生麵前無地自容。世界上絕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哪一所大學，像當時的復旦一樣，連自己國家公開發行的報紙和刊物，也對外國留學生實行“封鎖”。

我望著他，低聲問：“你生氣了？”

他聳了一下肩膀，說：“是的。但我並不生你的氣。”

我走到自己的鋪位前，默默坐下了。

沃克則在他的鋪位一躺，頭枕在雙手上，眼睛瞧著屋頂。忽然，他低聲問：“你知道嗎，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國家。”

我說：“知道的。”

隔了一會兒，他又說：“我愛中國。東方文化和文明，在我很小的時候對我就具有一種神秘的吸引力。我的父親是斯德哥爾摩研究東方文學資格最老，也最有成就最有權威的教授。他經常對我說，中國是東方文化、文明和文學的寶庫。他支援我到中國來留學。可是我的母親堅持反對。她認為中國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國家。我到中國來，她很不放心。但是我的父親幫助我說服了母親……”

我靜靜地坐著，望著他，將那冊《學習與批判》捲起來拿在手中。

他問：“你在聽嗎？”

我回答：“是的。我在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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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著說：“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將自己封閉得那麼嚴。中國人，作為人，一個個也將自己封閉得那麼嚴。使我感到要在中國真正瞭解一個中國人，與一個中國人建立誠摯的友誼，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認識那位羅馬尼亞女留學生嗎？”

“認識。”

“你與她很坦率地交談過什麼嗎？”

“也沒有。”

“真遺憾。你們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難道你們中國學生對一個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留學生也戒心重重嗎？”

“……”

“我和她交談過。她對我講過一件事，真是滑稽可笑。她說一艘中國商船有次在羅馬尼亞的一個港口城市停靠，三個年輕的中國船員走上碼頭。那一天是羅馬尼亞的假日，碼頭上很熱鬧。姑娘們和年輕的婦女們穿得漂漂亮亮，惹人注目。她們都又主動又友好地向三位年輕的中國海員招手，微笑，拋送飛吻。可是他們呢，排成三人縱隊，在碼頭上齊步走，對周圍的一片熱情毫無反應，個個臉上表情嚴肅，就像在碼頭上操練步伐的士兵一樣。而且目不旁視，使熱情的羅馬尼亞姑娘和婦女們感到又古怪又迷惑。有一群羅馬尼亞姑娘瞧著他們哈哈大笑。其中一個調皮的姑娘悄悄跟在他們身後，出其不意地抱住了走在最後那個年輕的中國海員，並在他臉上使勁親了一下。他用中國話大聲叫喊起來。你猜他叫喊了一句什麼？”

“什麼？”

“快救我！”

“你胡說。”

“你問濟珈去，她會對你再講一遍的。因為那個親了中國海員一下的羅馬尼亞姑娘，不是別人，就是她自己。”

“……”

“那個被她親了一下的中國海員，還當著她的麵兒對兩個夥伴宣告：‘不是我抱住了她！是她……主動抱住了我！不信你們問問她！你們得給我作證！’……”

“濟珈怎麼說？”

“她說：‘是我主動抱住了他，還親了他一下。’碼頭上的女人男人全大笑不止。三個中國海員重新列成縱隊，跑步回到了船上……”

“……”

“和我們外國人接近，說出一些真實的思想，對你們中國人就那麼可怕嗎？”

六

H還沒回來。

小莫恨恨地說：“這小子真他媽的，都不叫醒我們，不知什麼時候出去的！”

我想，這符合H的為人。他準希望我們都被埋在廢墟之下，創作專業隻活著他一個，那麼他就會如願以償，篤定可以入黨，也可以分配得無比理想了。

沃克朝視窗瞅了一眼，忽然不安地說：“他剛才會不會從視窗跳出去了？”

我和小莫不禁對視。

小莫走到視窗，探身朝下一望，立刻轉過身，臉色蒼白如紙，低聲說：“老天爺，果然如此！……”

我和沃克一步搶到視窗。我們看到的情形使我們吃驚得呆住了——月光下，一個人仰臥在被翻鬆了的那片地上，雙腿幾乎插進了地裡，而頭，撞在水泥護樓圍牆上……幾天後，從醫院裡傳來訊息，H雖然保住了一條性命，卻成了白癡。

畢竟是一個人，畢竟與我們共同生活過。我們對H都產生了一種惻隱之心。我們一塊兒到醫院去看望H，沃克買了許多東西。我們希望從醫院傳來的訊息並不屬實，或者誇大其詞。但H的的確確變成了一個白癡，並且癱瘓，身上將永遠地插著兩隻管子。醫生說，喪失醫療價值了。

H的父親，一位黑而瘦小的老農民，站在兒子的病床前不停流淚，兀自喃喃地說：“為什麼就你要跳？為什麼就你要跳？……”

H兩眼大瞪著，卻不認人，臉上僵固著一種苦笑般的表情。還有一位農村幹部模樣的人陪著他的父親。那一天我們才知道，H入學前是某省某縣某公社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我們絲毫不能從H平素的為人與他那位可憐而篤誠的老父親之間找到什麼相同之處。也覺得像他那樣的一個人當上什麼革委會副主任，是又在意料中又匪夷所思的事。

那陪同者說：“我們H若是黨員，地革委主任也早當上了！唉，如今這……全完了！……”不勝惋惜之至地大搖其頭。難怪H那麼迫切地要入黨！如果削尖了腦袋確能“鑽”入黨內，他是會捨得一顆頭的。

我們對於H的種種記恨都不存在了。隻覺得他是那麼可憐，覺得他的老父親更可憐。沃克給了那可憐的老父親一百元錢。我和小莫是拿助學金的窮光蛋學生，隻能表示我們的同情而已。

從醫院回校的路上，沃克沉悶不語。小莫有幾分懺悔地說：“也許我不該和他換床位，可我哪能預想到這麼個結果呢！”我說：“這也不能怪你，隻能怪他自己。”沃克說：“我們三個都有責任，如果我們對他多加勸阻，他也許最終會聽的。我心裡真為此而難過。”之後他就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要我們對H的可憐下場負責任，我和小莫覺得太欠公道，卻並沒有同沃克爭論。

H的老父親委託我們幫助他收拾一下兒子的東西。我們收拾H的東西時，發現了他的一個筆記本。上麵的記載有幾段與我有關，摘錄如下：

到北京去！一定要想方設法爭取分配到北京去！隻有分配到北京，才能前程似錦！

今天我已探聽到底細，專業有兩名分配到北京文化部的名額，據說首長指示，要善於在文化部門展開思想和路線鬥爭的畢業生，要能成為摻進文化部門的“沙子”的畢業生，要插隊下過鄉的上海知識青年。陰錯陽差，竟使梁與C兩個哈爾濱知青偏得機會……

原來專業裡有好幾個學生都暗知這兩個名額的底細。他們都想進京。我們上一屆分配到中央教育部的一個學生，已經當上了《教育革命》的負責人，前途無量。C的名額是別人所擠不掉的，她是專業支部副書記，係工宣隊的紅人。因此梁成了眾矢之的，誰都想“整”垮他，取而代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其實我與梁並無積怨，也無近仇。但我不“整”他，別人也照樣“整”他。我不取而代之，別人最終也要取而代之。不是我壞，是前途如此，不得不為。否則，畢業後，我則可能“社來社去”，再當那個小小的公社革委會副主任……

梁似乎變得處處謹慎了，但這麼多人盯著他，他絕不可能從此不再說一句錯話，做一件錯事。他的下場註定了的，不過“鹿死誰手”罷了……

梁的一封看過的信被我發現，在我手中，是黑龍江出版社一個人寫給他的，信中有“老妖婆”數句……這就足夠了。天助我。現在我不忙丟擲來，到畢業前來個“奇襲”……

這日記本先是小莫翻看的。他看了一會兒，遞給我，恨恨地說：“你自己看吧！沒想到這小子這麼不是人，可我們還傻乎乎地同情了他一番！他媽的多不多餘！”

我看過之後，許久沒說話，覺得自己彷彿沉入了零下二百七十度的冰窖底。

入學二年多，我才明白為什麼有人像密探似的時常監視我的言行；為什麼有人連我在中文係的借書卡也要暗暗統計，閱讀“封資修”作品比例多，也作為“思想意識問題”的一條向工宣隊彙報；為什麼我在閱覽室學習《列寧選集》時，隻因旁邊放了一本沒讀完的《拿破崙傳》，也會被誣為假學馬列之名，行摘抄“拿破崙”言論之實；為什麼我的信件時常不翼而飛……

沃克瞧著我，似乎也想看那本日記，但卻不開口說。自從《學習與批判》事件之後，沃克“自覺”多了，我們不主動給他看的，即使他興趣極大，也絕不提出請求。我將那日記本扔給沃克，說：“你願看就看吧！這對你瞭解我們中國學生大有好處。”

沃克看完之後，望著我，低聲問：“梁，你心裡很難過是不是？”

我冷笑道：“不，我並不難過。老子他媽的這個大學不唸了，讓他們去為一個北京名額明爭暗鬥吧！”

小莫說：“別發傻，這個日記本得銷毀。更重要的是，得找到你那封信！”

小莫幫我在H那些信件和書籍中翻找。翻找了半天，卻未找到。小莫說：“看來找不到了。他會不會已經交給工宣隊了？”

我想了一會兒，搖搖頭，說：“大概不會的。他要是交了，工宣隊早拿我開刀了。再說他日記上明明寫著，要等到畢業前夕再對我進行‘奇襲’……”

小莫說：“如果你的判斷不錯，反正他已經那樣子了，再也不會威脅到你了，你也就不必再擔心了。”

可我找不到那封信，還是很有些擔心。因為那封信如果落入別人手中，我的下場可能同樣不堪設想，黑龍江出版社的肖沉老師將頭上懸刀。我和小莫當著沃克的麵將H的那本日記燒了。沃克直搖頭，用譴責的語氣說：“你們這樣做可不好，很不好。H的父親委託我們代他整理H的東西，未經同意，怎麼能……”

小莫打斷他的話說：“收起你那套西方式的道德觀吧！你是在中國！讓他的老父親看到自己的兒子在日記裡記下了這麼見不得人的鬼心腸，未免太受刺激吧！”

我也生氣地反問：“難道別人存心坑害你，你連點措施都沒權力採取嗎？”

那是我和小莫第一次與沃克正麵發生矛盾。沃克受到我們的搶白，不再說什麼，默默掃盡紙灰，用撮子端到廁所裡沖走了……

放暑假了。小莫不論寒暑假，必定要回貴州去的。我和沃克一同送走了小莫。我問沃克這個暑假打算怎麼度過，他回答說想回國去看望他的老母親。

“我已經一年多沒見到母親了。我從來沒有離開母親這麼久過。”

他微笑著對我說，臉上又顯出那種純真的大孩子神氣來。

他反問我打算怎樣度過這個暑假，我回答說要留在學校裡多看些書。係閱覽室的李老師對我不錯，某些當時還封存的書，在假期他也肯偷偷借給我。入學後，我還一直沒探過家。助學金十七元五角，剛夠飯費。弟弟每月從烏蘇裡江邊寄給我十元錢。弟弟的工資也低得可憐，三十二元，一級農工。我決心三年不探家，省下幾筆路費。

沃克聽我說假期要留在學校裡，思忖片刻，改變了想法，說：“那我也要留在學校裡。”

我問：“為什麼？”

他說：“和你做伴。沒有人監視我們，我們之間可以交談很多很多，對不？”

即使沒有人監視了，我又能對沃克說些什麼呢？我微微苦笑。

沃克果然就陪我留在學校了。

一天，我那雙豬皮鞋開膠了，不能再穿了。而且，一條最像樣的褲子也洗薄了，再搓洗一次就會破。我想，我得買一雙鞋了，也得買一條褲子了。可弟弟尚未寄錢來。想朝沃克借，終覺羞於啟齒，未借。

我決定將自己那塊上海牌手錶賣掉，暫解拮據。是在延安西路上一家小小的委託商店賣掉的，作價八十五元。我宣告要現錢，便隻得到六十五元。買了一雙鞋，照例是豬皮的。買了一條褲子，照例是“三合一”的。走出商店，發現同學齊某，拎著大包小包，與哲學係的一高個子女同學邊走邊談，親親密密，興緻勃勃。不願被齊某看到，更不願與他打招呼，我轉身朝另一方向而去。

齊某算是個“幹部”子弟，其父十二級。十二級幹部並不顯貴，若在北京大概總要數以萬計的吧！但他卻常常自詡“我們高幹子弟……”如何如何的。他帶工資上學，這一點倒令我極羨慕。他專愛跟女同學，尤其愛跟那些年齡不大、思想單純的女同學“建立友誼”。同學們對他頗有非議。但他根本不在乎，說這是他從小養成的習慣。說跟男同學們在一起沒什麼可談的。彷彿他認為男同學個個都是“汙濁之物”，那些年齡不大、思想單純的女同學們纔是“水”化成的清臒人兒。小莫說他患的是“賈寶玉症”。

回到學校，沃克不在宿舍裡，不知幹什麼去了。忽然間我覺得異常空虛，異常孤獨，靠著窗框，像隻猴子似的坐在窗台上，手中拿著一本《新華字典》百無聊賴地翻看，全然不怕掉下去，落H那麼個下場。

信手翻來，卻翻到“女”字旁部。在偏旁索引中占的比例竟還不少。於是想到，大概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專門為女人們創造了那麼多文字，在形容女人方麵有那麼多細緻的學問。比如就說女人的笑吧，外國文字的形容，也不過就是大笑、微笑、冷笑、美好地一笑、天真地一笑、單純地一笑等等。而中國文字中，則有嫣然一笑、莞然一笑、嫵然一笑、媚然一笑，思量起來，果然各領風騷。外國人形容女性身材，也不過就高低胖瘦，充其量再加上“線條”怎樣怎樣，如何如何富有“性感”。而中國文字中，除“苗條”之外，還有“婀娜”，“婀娜”之外還有“窈窕”，“窈窕”之外還有“亭亭玉立”“風姿鑒人”一類。還有“秀色可餐”，要吞吃下去的意思。想起前些時候偷讀一本《香艷詩抄》，其中更不乏什麼“軟玉溫香”“被翻紅波”“蝶浪蜂狂”一類。外國人叫“做愛”，或者直言曰——“睡覺”，就像阿Q對吳媽說的那麼明白。可中國人卻謂之曰“雲雨”。怎麼他媽的琢磨的呢！可見中國男人在女人身上動用的腦筋自古以來就很多。可是又自古以來都愛裝正人君子。繼而想到那位召見過我兩次的工宣隊員，他在欣賞“白毛女”年曆片時，目光就很有幾分猥褻。倘若那年曆片上沒有女人的大腿，印的是仿宋體或隸書體或“狂草”的“最高指示”，誰知那粒革命的“沙子”會不會伏在玻璃闆底下，時不時就低下頭去“欣賞”起來，沒夠沒了的？

我進一步想到周圍那麼多人都在“裝孫子”。包括我自己。

我又在裝什麼呢？裝大大具有“工農兵學員”的本色的樣子。儘管工宣隊們已經覺得我不具有了，但我卻還要硬裝下去，唯恐畢業分配時被劃入“另冊”。

這想法使我覺得自己可憐亦復可悲。

乾脆他媽的退學的念頭便又產生了。

校園外，馬路對麵，有一個什麼陶瓷廠，時值下班，一幫姑娘們，剛剛在廠裡洗過澡的樣子，一個個披散著頭髮，結伴走出廠門。其中一個，擡頭望見我，竟大聲問：“嗨！大學生，想什麼吶？”

我俯視她們一眼，高喊一句：“想你們吶！”話一出口，立刻覺得不對，怎麼自己口中出了流氓語言？頓時麵紅耳赤，趕快溜下窗檯，不敢露頭，怕遭到辱罵。

窗外卻一陣咯咯嘎嘎的笑聲。我彎著腰離開視窗數步。直起腰，見沃克站在門口，正對我微笑。我覺得臉上是更加發燒了。

沃克走到視窗，朝下望瞭望，轉身對我說：“她們還站在下邊呢！”

我說：“我可沒招惹她們！”

沃克愣愣地瞅了我一會兒，變微笑為哈哈大笑。我獃獃地坐在床上，彷彿犯了什麼天條似的，沒人問罪，徒自心中惶惶然。沃克也坐在床上，麵對麵地望著我，那目光，彷彿在鑒別一個什麼中國古董。我被他望得不自在，就躺到床上，避開他那研究的目光。

他低聲說：“我聽到你對她們說的那句話了。”

聽到了又怎麼呢？我想。

他又問：“你在想什麼呢？”

我回答：“想女人。”故意使他吃驚。

“哦！天啊！……”

聽他那語調，似乎果然大吃一驚。

我朝他扭過頭去，見他的表情並非吃驚，而是快活。

他說：“你真可愛。”

我說：“就因為我這會兒想女人？”

他說：“不，因為你對我說了一句真話。是真話吧？”

我思考片刻，自認這會兒確是在想女人，便答道：“是的。”

他又問：“你想的是你的未婚妻？”

我說：“沒有未婚妻。”

“那麼，是在想情人？”

“中國人隻許有老婆，不許有情人。有了情人是壞分子。”

“想女朋友？”

“從來沒交過女朋友。”

“你二十幾歲？”

“二十七歲。”

“二十七歲從來沒交過女朋友？”

“從來沒交過女朋友。”

“你打算奉行獨身主義？”

“我剛纔不是說過了嗎？我正在想女人！”

“你想的是性吧？”

“什麼？”

“性。做愛。”

“就是雲雨囉？沒雲雨過，想也想不快活，不想！”

“瞧，你又不說實話了！”

“在你們瑞典，女人和性是同義詞嗎？”我騰地坐了起來，生氣地瞪著他。

他莫名其妙地說：“我並沒有侮辱你的意思，你為什麼要生氣呢？”

我又慢慢躺下去，自言自語地說：“我想的是女人。這會兒如果有個女人，無論年齡比我大還是比我小，隻要不很醜，隻要有溫情，我就真願意將我的頭靠在她懷裡，睡上整整一天不醒……”

“可是她如果有丈夫呢？”沃克彷彿存心大煞風景，從道德的角度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簡直惱火透了，大聲說：“她有沒有丈夫關我什麼事？我不過就是想將頭靠在她懷裡。隻要她願意。”

沃克很認真地說：“她丈夫知道了會揍你的。”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我沉默了一會兒，說：“謝謝你的告誡。我現在不想女人了，現在想喝啤酒了。”

沃克說：“我陪你到五角場去。我請客。”

於是我們就到五角場去喝啤酒，啃五香雞頭。

七

沃克舉杯說：“謝謝你今天跟我談到女人。第一次一個中國人跟我談到女人。”

我問：“你以為中國的男人們都是不談論女人的吧？”

他點點頭：“給我的印象是這樣。”

我冷冷一笑，說：“我們中國是個君子國。來，為君子國乾杯吧！”

……

我們都喝得醉意醺醺纔回到學校裡。啤酒和五香雞頭代替不了女人。喝過了啤酒我更想女人。我感到我周圍布著許多陷阱，防不勝防。我的心理時常處於戒備狀態，它太累了。也許是它太需要靠在一個女人的懷裡，太需要一種女性給予的溫情了……想女人真是男人們心甘情願的痛苦！二十七歲了，第一次明確地想女人。想得好苦哇！後悔早幾年沒將頭往一個女人懷裡靠過。想得就很朦朧。

那天夜裡，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一個真真實實的姑娘，我將頭靠在她懷裡，她用手輕輕撫摩著我的頭髮……第二天醒來，這個夢境仍歷歷在目。

多虧這個夢，使我想的女人具體了。

沃克仔細地瞅瞅我，問：“看你樣子好像睡得不太好。”

我說：“睡得還好，不過做了一個夢。”

“噩夢？”

“不，美夢。”

“夢見了什麼？”

“夢見我將頭靠在一個姑娘懷裡。”

“真夠味兒。”

“我今天要去找她。我很想見到她。”

“誰？”

“我夢見的這姑娘。”

“她是幹什麼的？”

“她是掃馬路的。”

“那，我給你點錢吧！我看你最近好像很缺錢花。”

“謝謝，我已經把手錶賣了。”

“你為什麼要賣掉手錶呢？為什麼不向我借錢呢？”

“我沒有借錢的習慣。更不會向一個外國人借錢。”

沃克注視著我，直搖頭……

我匆匆洗罷臉，也不去吃早飯，就跑到一樓，給那姑娘掛了一個電話。

“喂，誰呀？”她婉聲婉語地問。

我低聲說出了我的名字。

“你？……有事？……”

“我想……請你今天陪我玩玩。”

“這……我在上班啊！”

“也許……也許我不久就要離開上海……”

“為什麼？”

“不為什麼？我累了……”

“累了？喂，喂！你聽著，我今天請假，我在四十八路車站等你！……”

我緩緩地放下了電話，心情卻更加憂鬱。我曾在上海雜技學館深入過生活，每天清晨帶著孩子們在新華路跑步。那姑娘每天在新華路掃馬路。有一次我的手錶掉了，自己卻全然不知，等我帶領孩子們從另一條馬路繞回來，見她站在人行道上，招手叫住我，將手錶還給了我……我們就那麼認識了。

以後每天我讓一個大孩子帶領全體孩子跑步，我和她就站在人行道上交談。

她是上海音樂學院一位教授的女兒。兩個姐姐都下鄉了，都在北大荒。一個姐姐我還認識，是三師師部宣傳隊的隊員。我們之間似乎從一開始就沒有什麼拘謹。除了小莫，我對她暴露的真實思想算最多了，我還經常將從學校圖書館借的書送給她看——她是一個很清秀很文靜的姑娘。

我跳下四十八路公共汽車，看見她站在路旁等我。見了她的麵，我竟不知第一句話應當說什麼。

她問：“我們到哪兒去玩呢？”

我說：“到哪兒都行。”

她想了想，說：“那我們上西郊動物園去吧。”

我說：“那裡有老虎嗎？”

她說：“有的。”

我說：“好吧，我們就去看老虎。”

到了西郊動物園，老虎躲在洞裡不出來。我們沒看成，卻也不覺得十分掃興。我們在小河邊的一條長椅上並肩坐下，看魚。不是金魚，是青魚。每條都一尺多長，又肥得笨笨拙拙，紛紛遊到岸邊覓食吃。

她從書兜裡取出兩本書，遞給我，低聲說：“還你吧。”

我問：“看完了？”

她搖搖頭。

我說：“那你留下看吧。”

她又搖了搖頭，望著河麵，用更低的聲音說：“我母親前幾天去世了。父親被‘掃地出門’了，過幾天我就要跟我父親回浙江農村老家了……可能我們今後再也不會見麵了，謝謝你經常借書給我看……”

我怔怔地望著她，許久許久說不出話來。我忽然覺得，我心中對這姑娘充滿了無邊無際的愛，也可能是同情。

至今回想起來，分辨不清。愛情加同情，使男人對女人的愛成為憐愛。

她緩緩將臉轉向我，凝眸睇視著我，幾乎是用請求的語調說：“對我講幾句話吧。”

我說：“我想退學。”

“退學？……”她臉上顯出十分意外的表情。

我又說：“我實在不想念下去了。”

她問：“為什麼？”

我說：“沒意思。”

她很能理解我這句話的含義，沉思了一會兒，說：“再有一年多你就畢業了，什麼事兒都忍著吧。多少人都在忍著啊！”

我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她的一隻手，緊緊握著。她的手那麼小，那麼柔軟。她愣了一下，矜持地抽回自己的手，訥訥地說：“你怎麼了？……你……病了嗎？”

我說：“我也想到浙江農村去。和你們父女一塊兒到你們的老家去。我可以當小學教師，也可以當農民。”

她說：“你胡說些什麼呀？”

我說：“不是胡說，我愛你。如果你同意，我明天就打報告退學。”

“不，不，你千萬別這樣。”她慌亂地說，“你就是打了退學報告，被批準了，也隻能回北大荒去……咱倆沒緣分……”

我又不知說什麼好了，情不自禁地第二次抓住了她的手。這一次，她沒有將手抽回去，任我緊緊地握著。

河裡的大青魚，紛紛聚攏岸邊，將嘴冒出水麵，比賽吐水泡。

她的眼淚落在我手背上，一滴，兩滴……她又抽出了她的手，從布包裡取出一支筆，雙手交給我，說：“我特意買了送給你的，留著做個紀唸吧！”我握住了那隻筆，也再次握住了她的手。

她忽然將頭靠在我懷裡，說：“我們沒緣分……”說完，她就無聲地哭了……

回到學校，沃克見我便問：“你終於將頭靠在一個姑娘懷裡了？”

我說：“和我夢到的相反，一個姑娘將頭靠在我懷裡。”

沃克說：“都一樣。她很美麗嗎？”

我說：“女子們的美麗是不同的，有的使男人想到性，有的使男人想到絞刑架，有的使男人想到詩，有的使男人想到畫，還有的能使男人們產生懺悔的念頭……”

沃克說：“這不過是男人們的想象，你那位姑娘屬於哪一類呢？”

我說：“她如同一顆橄欖，我要用心永久含著她。”

沃克看了我半天，說：“你動真情了。”

我說：“是的。”

沃克問：“你果真愛上了她，為什麼不跟她結婚？”

我說：“我不知我的命運會在何方。”

沃克沉默了一會兒，又問：“被H偷去那封信，是不是仍使你心中不安？”

我說：“不安極了。”

“你仍恨他？”

“我恨不得一刀宰了他！”

她告訴了我離開上海的日期和車次，卻不許我去送她，很堅決很斷然地不許。我還是到火車站去了，怕火車站人多，尋找不到她，很早就去了。在一排長椅上，我發現了她，獃獃地坐著，腳旁放著一隻帆布箱，身旁坐著她的父親，一位頭髮蒼白、氣質斯文的六旬以上的老人。我隱蔽在一個角落，不想讓她發現我。我望著她一手攙老父親，一手拎那隻舊的黑色的小箱子，微微低著頭，被緩緩移動的人流裹入了檢票口，像一個幻影似的，從我眼前一晃，倏然消失了。

我獃獃地站在我隱蔽的那個角落，被充滿心間的憂鬱壓迫得有些窒息。她的命運將會是什麼？那一時刻，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命運中也畫著一個問號……

開學後，復旦園內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物理係三年級的一位女同學，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批駁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兩個小冊子——《論資產階級法權》和《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那是工農兵學員中反叛精神的第一次公開的大無畏的宣戰。那是孤單無援的勇士捨生取義的行為。正直的師生們肅立在她那張大字報前，用他們嚴峻的表情，沉思的目光，互相傳達著他們心中的敬佩。反叛的潛流在復旦園內暗暗地匯聚著。政治投機者們卻認為這是一個自我表現的大好機會。於是就有一些學生“自發”地前去圍攻那個物理係的女學生。操縱幕後的則是工宣隊。

我們專業的支部副書記C，也帶著她“革命的夥伴們”參與圍攻。她也叫我去，她說我善於辯論，最應該去。還應該“立功贖罪”。

我冷冷地問：“贖什麼罪？”

她說：“別忘了你作為專業發言代表的那次發言。”

我回答：“你忘了我有口吃的毛病嗎？我現在正要讀《列寧選集》。”便開啟一本《列寧選集》，伏在桌上讀起來。

她悻悻地走了。我卻讀不下去。我終於坐不住，便獨自走到大字報欄前，看那張勇士的“宣戰書”。大字報寫得犀利極了，使人讀罷，熱血沸騰。一種強烈的衝動，促使我從衣兜取下鋼筆，就想在那張大字報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然而那種強烈的衝動很快就變成了最大的怯懦，握著鋼筆的手出了汗。產生得最快的勇氣也消失得最快。任何衝動如果不能變成行為，不過就是一種心理本能而已。除了證明你有這種本能，再無其他意義。

我默默地轉身離開了，手中仍握著鋼筆，內心裡對自己充滿了蔑視。“梁曉聲，梁曉聲，在那個無畏的女同學麵前，你不過是一條被政治的電棒擊怕了、學乖了的狗！”我一邊緩緩地走著，一邊這樣詛咒自己。彷彿詛咒了自己，就能驅除內心裡的羞恥感似的。無畏者敢做真勇士。懦夫卻隻希望別人為真理拔出決鬥之劍，將勝利的小旗背在身後，連一聲助戰的吶喊也不敢發出。倘邪惡倒下了，他們便舉起小旗，分享勇士的榮耀。倘勇士倒下了，他們便悄悄丟掉小旗，退隱到什麼安全的角落，固守著卑下的沉默，期待著另一位勇士挺身而出……

回到宿舍裡，我鎖上門，為自己，也為許許多多像我一樣的人，在一本日記的中頁寫下了這幾行字，也寫下了我對自己的認識和評判……

沃克回來了，一進門就氣憤地大聲對我說：“怎麼可以這樣！他們怎麼可以打她！”

我合上日記本，問：“都是什麼人打了她？”

沃克說：“有男學生，也有女學生！你們專業的C帶的頭。他們將她拽到一張桌子上，那麼多人圍攻一個姑娘！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保護她！他們還摔掉了她剛買回來的飯！他們還不許她穿上自己的鞋！我喊了一句‘不許打人’，就有許多人也圍攻我！看，拽掉了我兩顆衣釦！……”

我站了起來。我望著窗外。我流淚了。一個龜縮在安全形落的懦夫的眼淚，沒有什麼價值的眼淚。

小莫突然推開門闖進來，對沃克說：“沃克，你快躲避起來，有幾個男學生要來揍你！”

沃克說：“他們敢！我要向‘留學生辦’去彙報的！”

小莫說：“就是‘留學生辦’那個姓莊的工宣隊員慫恿他們來教訓教訓你的！”

我說：“沃克，你就先躲避一下吧！”

沃克堅決地搖頭：“不！”

小莫扯著沃克想往外走，晚了。走廊裡傳來了來勢洶洶的腳步聲。小莫剛放開沃克，門就被踢開了，闖進來四個男學生，也不開口說話，揪住沃克就打。沃克沒有反抗，沒有還手。我和小莫阻擋，被粗暴推開。小莫的頭咚的一聲撞在書架上，我的暖水瓶不知被哪個傢夥踢碎了。

八

沃克畢竟是留學生，他們不敢過分放肆。所謂“教訓教訓”，不過是推過來搡過去，一拳一腳而已。其中一個極為可恨，打了沃克一記耳光。

他們離開我們的宿舍時，小莫大聲譴責：“你們怎麼能毆打留學生？！”

為首的一個答道：“叫他明白他是在中國。”

我說：“你們踢碎了我的暖瓶，得賠我。”

那傢夥冷笑道：“就算你為我們的革命行動貢獻了吧！”他們揚長而去。

沃克捂著臉在自己床上坐下，許久才喃喃地說：“真想不到，在中國，我被中國人打了。如果我的老母親知道了這件事，不知會怎麼想。”

小莫說：“沃克，你應該通過瑞典使館向那幾個傢夥提出嚴正抗議！”

沃克搖搖頭，說：“不，我不會那麼做的。瑞典是第一個和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在我記憶中，瑞典政府從來沒有向中國政府提出過任何形式的抗議。我不願因為我自己，使兩個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受到絲毫影響。”

我說：“沃克，你回國吧！目前你在中國能學到什麼呢？世界這麼大，你又何必到中國留學呢？”

沃克沉默許久，又搖頭，低聲說：“不，我不回國。也許他們以為我會害怕了，回國去。可是隻要我還沒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我就要在中國待下去！”

小莫揉著頭，無比歉疚地說：“沃克，真對不起你，我們沒有能力保護你。”

沃克望著他，苦笑了一下，說：“你們每一個中國人也沒有能力保護你們自己呀，不是嗎？”

小莫無言。

我說：“是的。”

沃克說：“這真可悲。”

我果然又遭到了“算計”。而事件湊成之情節，猶如小說家的巧妙構思。先是，半年前，弟弟給我匯來了二十元錢。隔日，我要到郵局取錢，卻找不到匯款單了。我在宿舍樓各樓口貼了“尋物啟事”，兩日後也無人送回。便到係裡開了一張證明信，證明我匯單已丟，將二十元錢取了回來。

幾天前，我又到雜技學館去體驗生活。一天傍晚，接到V從學校打來的電話，告知我弟弟又給我匯錢來了。正缺錢花，便匆匆趕回學校，拿到了匯單。郵局已經下班，隻好將匯單帶回雜技學館。

第二天，和我一同在雜技學館體驗生活的C，有事要回學校，我就將匯單交給她，委託她代取。她回到學館，快晚上十一點了。我已躺下，在看書。她敲門，我給她開了門。她不進，站在門外對我說：“明天上午，係工宣隊莊師傅叫你回校一次。”

我問：“什麼事？”

她一笑：“不知道。”

我覺出她那一笑頗不善，但又想不出自己近來有什麼失謹的言行足可被人“整治”，也就隨她笑得不善，又問：“我的匯款單替我取出來了嗎？”

回答：“E老師替你取。”

E老師是我們專業上一屆的留校生，我們的“教導員老師”，負責抓政治思想工作的。

我因此而怪，不免再問：“怎麼E老師替我去取？”

C又那麼令人莫測高深地一笑，其意味更加不善，慢悠悠地答：“我沒工夫。”一雙眼中，放射出兩股冷氣，逼得我從臉到心一陣發寒。

復躺下後，總覺C那笑，那話，那目光，包含著什麼幸災樂禍，不再能看下書去，苦思苦索，終不悟其所以然。輾轉反側，難以安睡。翌日，滿腹狐疑回到學校，E老師和工宣隊莊師傅在工宣隊辦公室聯袂“召見”了我。

E老師隨口問了幾句在雜技學館深入生活的情況後，話鋒突然一轉：“你最近丟什麼東西了嗎？”

我回答：“前幾天將書包在48路公共汽車上丟了。”

又問：“除了書包，還丟什麼了？”

我一貫地丟三忘四，想不明白為什麼問我這個，還以為他們要發慈悲，補助我點錢呢！便答道：“除了書包再沒丟什麼。書包裡有十幾元錢，不過我弟弟又給我匯錢來了。”

“是這張匯款單嗎？”E老師拉開抽屜，將那張匯款單取出，朝桌子上一丟。

我說：“是啊，您沒替我取出來啊？”

E老師臉色頓變，厲色道：“你好好看看。”

我拿起那張匯款單“好好”看，寫得一清二楚，是弟弟匯給我的沒錯，問：“怎麼啦？”

“你看看郵戳！”

我就翻過來看郵戳，一時不免大為尷尬，訥訥地說：“這是我半年前丟的那張匯款單呀，從哪兒出來的呢？”

“這正是我們要向你提出的問題！”一直正襟危坐的莊師傅，朝我瞪起了眼睛。我說：“這得去問V呀，是他打電話叫我回來取的，那麼他一定知道這張匯單是誰從什麼地方找到的。”

“V在宿舍，”E老師站起來說，“我這就去問。”

E老師走出去後，那位工宣隊領導一邊吸煙，一邊目不轉睛地瞧著我。許多人在訊問別人時，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裝出捷爾任斯基的樣子。這位工宣隊領導也不例外。他大概自以為他那雙肉眼泡投射出來的目光，也必定稱得上“鷹一樣的目光”。

一會兒E老師回來了，身後跟著V。不待E老師開口，V便沖我大聲質問：“我沒有給你打過電話！你怎麼無中生有呢？”

“你……沒有給我打過電話？可我明明聽出來是你的聲音啊！”

“你胡說！豈有此理！”他彷彿被牽扯進了什麼極不光彩的事件之中，做了“嚴正宣告”後，憤憤離去。

見他那種彷彿受了奇恥大辱的樣子，我真懷疑自己從電話裡聽錯了聲音，低聲說：“讓我再想想，也可能是別人給我打的電話……”

E老師說：“你不必想了。我問過咱們專業所有的同學，誰都沒有給你打過電話。”

我意識到問題很嚴重了——我企圖用一張作廢的匯單，再從郵局騙取二十元錢，且讓別人代取，嫁禍於人之心，昭然若揭也。

莊師傅說：“坦白交代吧，這張匯單你為什麼保留至今？”這句話的意思就等於是說——你半年前偽裝丟失了匯單，從學校開出證明取了款，而將匯單保留至今——是有“蓄謀”的。

“我？！……我將匯單保留至今？！”我拍案而起。

“你坐下！難道是別人替你保留至今的嗎？！”工宣隊領導者也拍案而起。

E老師說：“這件事明擺著，性質是嚴重的，證明你的品質、手段也是惡劣的。你要抵賴是不行的。隻有端正態度，老老實實承認錯誤。否則，你是不能帶著這樣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畢業的！”

我說：“你們想一想，一個頭腦正常的人，會辦這種蠢事嗎？二十元啊！不是二百、二千，值得我從半年前就處心積慮，製造假象嗎？難道我不知有人正希望我畢不了業嗎？”

E老師說：“你不要將問題扯到別人身上去，這對你自己沒什麼好處！”

那位係工宣隊副隊長說：“你的態度很壞，我們今天就談到這兒吧！你回去想想，還是誠實點，別拖到畢業分配時處理！那樣對你更不利！”

我簡直發矇了。弄不明白他為什麼希望“莫須有”的事成為事實，更不明白他何以會因此而內心裡產生了某種快感似的。

我說：“我什麼也不會交代的，隨你們的便吧！”說罷，起身便走。

回到宿舍裡，小莫見我臉色不對，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將事情前後對小莫述說了一遍。

小莫追問：“到底是不是V給你打的電話？”

我說：“是。可他否認。”

沃克連聲說：“這太無恥了！這太無恥了！……”

小莫沉思了一會兒，說：“我問你一句朋友之間的話，你可別多心。”

我說：“問吧。”

小莫說：“你真希望分配到北京去嗎？”

我說：“見他媽的鬼吧！我隻希望能讓我平平靜靜地度過這最後一個多學期！我家有老母病兄，我想回哈爾濱。回不了哈爾濱，能讓我回兵團也罷！”

小莫說：“那就好辦了。我代你找V去談判！告訴他，他可以想方設法進北京，但不要和你競爭，更不要陷害你達到目的！”

似乎也隻有這條路可走。我點點頭，表示同意。沃克卻說：“這太軟了，這太軟弱了！我看讓我找幾個留學生狠狠揍他一頓才對！既然你們中國學生可以在工宣隊的唆使下蠻不講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聯幾個留學生揍他一頓！”

我說：“沃克，你要敢這樣，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小莫的“談判”以失敗告終。

V將此事亦向工宣隊彙報了。

於是我莫須有的“錯誤”更加屬實，情節更為惡劣。

小莫懊悔不已。

我婉言相勸。

我忽又想起，那一天除了V給我打電話，還有一個人也在電話中嘻嘻哈哈了一陣。這個人是誰呢？

我怎麼也想不起來。

沃克仍想串聯幾個留學生揍V。我和小莫極為嚴厲地向他提出警告，他到底打消了念頭。

好事無人知，醜事有人傳，此話真不假。中文係許多學生，都漸知創作專業的梁曉聲“出事”了。於是有人因此而莫名其妙地覺著高興。雖然我與他們並無利害衝突，亦無什麼不快的瓜葛。自己沒什麼值得高興的事的某些人，見別人“出事”了，可不是會覺著也夠高興的麼！實乃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心理遺傳吧。

我走在校園裡，出現在圖書館或食堂裡，便不免招緻某些人看一個“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覺著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著我。我也確實覺著大不自在。C和V們，當然挺高興的。因為這正是他們預期的“輿論效果”。

在給工宣隊打的“證言”中，C寫道：“某月某日，事發前，我與梁同返雜技學館。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郵局內的‘匯款領款常識’前，看了許久——可見其犯錯誤前是有縝密準備的。”

確有其事。我承認了。她寄信，我沒事，就看那東西。

“梁在將匯單交付我時，猶豫了一陣——這是其犯錯誤前矛盾心理的反應。”

我也承認了。確實猶豫一陣——因我本不願勞她代辦任何一件小事。

“當我對梁說‘E老師替你取’時，梁的臉色頓時蒼白，獃獃地半天說不出話來——這是他預感到事情將要敗露時的緊張心理的反應……”

這就有點不實事求是了。

但她覺著我當時就是那樣的，我也無法。

V的“證言”簡單些，隻有兩條，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沒給梁打過電話，叫他回學校取匯單；二、莫替梁與我“談判”，企圖說服我承認給梁打過電話。

作廢了的匯單壓在工宣隊那兒。人證物證俱全，隻待我低頭認罪了。

我離開學校，“逃亡”雜技學館。

大學裡有工宣隊，雜技學館也有工宣隊，是上海某紡紗廠的幾位女工。學員們儘是十幾歲的男孩女孩，整日被關在曾是汪精衛的一個小老婆的獨院別墅裡練功，其實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與他們無關的。但幾位紗廠女工卻不這麼認為。她們也時常地造出什麼“新動向”“新情況”，折磨孩子們，折磨雜技老師們，也折磨她們自己。彷彿不唯此不足以顯示出她們存在的價值。孩子們在她們的授意下，也常常寫幾張“大人腔”的思考“路線鬥爭”或“思想鬥爭”的大字報，貼在練功房裡。

我是北方人，愛吃辣醬。學館的趙老師就經常從家中帶點辣醬來送給我。趙老師是學館負責人，但受工宣隊領導，被女工宣隊員領導更是不幸。故而學館內的“路線鬥爭”“思想鬥爭”便集中體現在她和幾位女工宣隊員之間。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馬玉濤。她也是北方人，我們便認了“老鄉”。她為人坦誠，性格耿直，我覺得她比幾位嚴肅的女工宣隊員可親，願意接近她。她是中國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員，而且是蘇聯舞蹈家西諾夫培訓過的。工宣隊認為她是“文藝黑線”上的人物。我則覺得她不唯可親，亦復可敬。我親她近她，女工宣隊員們大不高興。她們認為：一名“工農兵學員”，理應對工宣隊員們親而敬之，才對頭，否則，就不對頭。她們經常對C叨叨咕咕，說我“屁股坐歪”了。C是我在學館體驗生活時期的直接領導，非常樂於將學館工宣隊們對我的這類意見反映給學校工宣隊。其實我的屁股是常和她們坐在一條闆凳上的。她們還是不高興，認為我“屁股雖然和她們坐在一條闆凳上了”，可“思想是與趙老師合拍”的——也即“與舊文藝思想合拍”。我無法討她們歡心，隻好隨她們不高興去。她們不免常以冷臉對我。

有一次我問趙老師：“她們怎麼這樣吶？”

趙老師：“你別在意，隻當她們是在更年期。”

我那時特傻，不知“更年期”為何意，因問：“更年期是怎麼回事啊？”

趙老師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麼辦纔好的年齡。”

我覺得身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們一樣受命運的擺布，還要受生育之苦，還要受“不知把自己怎麼辦纔好的年齡”的捉弄。便對那幾位女工宣隊員格外同情起來。中文係圖書館有“文革”前的《婦女雜誌》，我便特意回校一次，大量翻閱，選出幾冊載有“婦女到了更年期怎麼辦”一類文章的，借出來帶到學館，推薦給幾位女工宣隊員讀。不料想她們甚為惱怒，以為我當麵羞辱她們。其實我一向尊重婦女，而且確確實實一片好意。我盡辦傻事。

著名戲劇家黃佐臨先生小女黃小芹，在雜技學館做鋼琴伴奏老師，與我是同齡人。我們之間亦頗有話說，心是相通的，常揹人一起咒咒“老妖婆”，覺得彼此都一吐為快。我們唯獨不避趙老師。小芹是趙老師調來的人。趙老師與我交談時，常流露出對佐臨先生的敬仰。她將小芹調到學館，頗費了一番周折。幾位“不知把自己怎麼辦纔好”的女工宣隊員，當然自以為她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推斷，一個“文藝黑線”上的人物，一個被“打翻在地”的“資產階級戲劇藝術家”的女兒，再加上一個愛吃“文藝黑線”上的人物的辣醬，“屁股坐歪了”的工農兵學員湊在一起，所談所論肯定都非“革命言論”無疑。

我從學校逃到學館，連我給他們做了半年之久輔導員的孩子們也知道“大梁老師出事了”。C已將“輿論工作”做到家了，我真佩服她。被自己喜愛的孩子們用種種猜疑的眼光看待和不敬的態度對待，令我尤其不堪忍受。連趙老師和小芹也不知我究竟出了什麼事，欲問而不便問。

我也沒心思向她們解釋。隻好再逃。

上海郊區有個小鎮叫朱家角。據說電影《枯木逢春》中的一些鏡頭，就是在那裡拍的。我的一位上海知青朋友的外婆家住在那小鎮上。他回上海探家時，曾帶我到他的外婆家住過幾日。我很喜歡那小鎮。那裡似乎是一個寧靜的世界。老阿婆非常真誠地歡迎我再去做客，視我為他的親外孫一樣。

我從大上海逃避到小小的朱家角，著實過了幾天清靜日子。老阿婆說我瘦得叫人可憐，頓頓給我做好吃的。

一天，沃克竟找到了我住的地方，令我大出所料。我問：“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裡？”

沃克回答：“小莫告訴我的。”

我隻告訴了小莫一個人我在什麼地方，而且囑咐他不要告訴別人。他告訴了沃克，我有些不悅。我不願被任何一個人擾亂我在小小的朱家角所感受到的清靜。這小鎮上最主要的一條街，又深又窄。兩旁儘是歪斜的木闆閣樓。對門住著的女人們，常一邊坐在自家門檻上摘菜，一邊隔街拉話。姑娘們結伴從街上走過，木底拖鞋在石路上發出吧嗒吧嗒的響聲，其聲如梆，遠遠地傳過來，又遠遠地消失了，給這小鎮增添了一種獨特的音韻。而老人們在敞開的視窗隔街對飲，那真是一幅妙趣橫生的畫。鎮外還有一條河，河上有古老的石橋，河中有木船駛來駛往。就這些，對我已足夠了。我喜愛上了這小鎮。而最主要的是，這小鎮的政治氛圍較淡薄，不那麼壓迫人。沒有男性工宣隊，也沒有“不知將自己怎麼辦纔好”的女工宣隊員。也許隻有鎮“革命委員會”那幢不大的二層樓裡的人們，纔像別的地方的某些人一樣，有興趣去玩那同一局政治橋牌。總之我是那麼不願離開朱家角，不願回到上海，不願回到雜技學館，更不願回到復旦去。我真希望就能在朱家角待到畢業，隨便他們將我分配到什麼地方。還有那張匯單，也見鬼去吧！隨便他們給我下個什麼結論！

沃克看出我有些不高興，說：“小莫本不想告訴我你住在這裡，是我逼問出來的。我不能不來見你一麵。因為……我是來向你告別的。我……要回國了。以後，也許不會再到中國來了……”

我心中倏然對這位瑞典留學生產生了一種依依不捨的感情。同時也因為對他的冷淡而自責。

我問：“你為什麼突然要回國呢？”

他說：“我把V揍了一頓。”

“你被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了？”

“沒那麼嚴重。不過我對中國感到失望了。”

九

我不知再說什麼好。

老阿婆見一位外國人來找我，顯出極為忐忑不安的樣子。在這個小鎮上，誰家裡來了一位外國人，可是件不尋常的事情。不尋常的事情往往也會被認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鎮上的人們肯定都忌諱這一點的。我很理解老阿婆便告訴她，沃克是我的外國同學，不會給她帶來任何麻煩，見我一麵就走，叫她打消疑慮。

隨後，我陪沃克來到一家小飯館。落座後，我說：“沃克，我請你吃頓便飯吧。”

沃克說：“還是我請你，我比你有錢。”

拗他不過，讓步。隨便點幾樣菜，要了三瓶啤酒。沃克先替我的杯裡倒滿了酒，接著往他自己的杯裡也倒滿了酒，之後盯著我，問：“告訴我，我們是朋友嗎？”

我也盯著他，莊重地回答：“當然是朋友。”

沃克說：“在中國，有一個中國人承認我是他的朋友，我覺得自己不算白來中國留學一次。”

我說：“不，沃克，你不隻有我一個中國朋友。除了我，還有小莫呢！除了我和小莫，復旦園裡一定還有許多中國學生把你當作朋友的。不過他們沒有機會向你表示罷了。”

沃克說：“謝謝你的話。”

我舉杯，說：“讓我們像朋友那樣幹一杯吧！”

沃克說：“好，不但為了我們之間的友情，也讓我們共同為一個中國姑娘少遭厄運而乾杯！”

我問：“哪一個中國姑娘？”

沃克說：“就是你覺得你愛上了的那個中國姑娘。”

一陣憂鬱籠罩在我心間。

沃克問：“你現在還想著她嗎？”

我說：“幾乎天天都在想著她。”

我們的塑料杯無聲地碰到了一起。

沃克問：“按照你們中國的習慣，這一杯得一飲而儘是不是？”

我說：“是的。”

於是我們眼睛注視著眼睛，一口氣喝光了那杯啤酒。沃克用手背抹一下嘴，微微一笑，說：“我曾經有一個願望，想找一個中國姑娘做我的妻子。我們西方人都認為，東方女性溫柔多情，而且對丈夫，對孩子，對家庭比西方女性有責任感……”他遺憾地搖搖頭。

我說：“中國的潑婦悍婦也是很可怕的，《聊齋》裡將她們比作枕旁夜叉，將那些不幸的丈夫比作床頭係羊。”

沃克說：“我當然要找一個美好的中國姑娘做妻子啦！如果我再來中國，仍抱有這種願望，你幫我尋找好嗎？”

我說：“你趁早打消這種願望吧，難道你不明白一個外國人與一個中國人結成夫妻是多麼困難嗎？”

沃克說：“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

他天真得可愛。我啞然一笑。

剛吃罷飯，他就要往回趕。他說他已買妥了明天的飛機票。我一直送他到公共汽車站。他從兜裡掏出一疊人民幣，說：“我來不及兌換了，帶回國沒用，你收下吧！不多，不到一百元。”

我說：“我們中國古人有句話——不輕受一文。”

他說：“你真怪。”

我說：“我們中國古人還有句話——不敢忘一餐。沃克，你跑到郊區來向我告別，你請我吃了一頓飽飽的飯菜，我不會忘記的。如果你真還會到中國來，如果那時我的處境好些，我一定請你在最高階的飯店吃一頓中國大菜。”

沃克十分認真地說：“別忘了你還要替我尋找一位願做我妻子的美好的中國姑娘。”

我也十分認真地說：“隻要那時我們的政策允許一個中國姑娘嫁給一位外國人，而且你保證不欺負她。”

公共汽車來了，我們匆匆握了一下手，他便跳上了汽車。

汽車開出很遠，我還看到沃克一隻長長的胳膊從車窗伸出，向我不停招著。

我惆悵地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

我這“出事”了的工農兵學員，在朱家角生活了十來天後，心中漸感不安起來，總有種近乎“逃亡”的陰暗意識，時時地擺布著我。

我便告別了阿婆，鼓起勇氣，回學校了。

回到學校的第二天，E老師把我叫到一個學生宿舍裡，訊問我對自己的錯誤反省得怎麼樣了，還暗示我，工宣隊認為，人證物證俱全，我拒不承認，也是可以定“案”的。那就不是我將被分配到何處的問題了，而是我有沒有資格畢業的問題了。

V就住在這個宿舍裡。我不知E老師為什麼偏偏將我叫到這個宿舍。桌上有瓜子、果脯、軟糖，毫無疑問都是V買的。他是我們專業帶工資學員中工資最高的一個，每月七十多元，比我們有些老師的工資還高。除了我和E老師在宿舍裡，V也在。他不離開，使我憤怒。按理說他是無權聽我與E老師這番特殊內容的“談話”的。可他卻躺在床上一邊吸煙一邊看書，一副優哉遊哉的樣子。E老師不讓他出去，也使我大為不解。

我老老實實告訴E老師，我這些天來根本沒有進行過什麼反省，到一個去處躲清靜。

“你當真不想要畢業證書啦？”E老師一邊嗑瓜子，一邊瞪著我問。

我說：“隨你們他媽的便！”

V騰地坐了起來質問我：“你罵老師？”

“滾！你有什麼權力質問我！”我指著他大聲說，真想和他打一架。

“你……”E老師臉氣白了。

就在這時，門開了，進來的是專業的於老師。他到安徽去“開門辦學”，昨天剛回來。他見我們三個虎視眈眈的樣子，奇怪地問我們在爭吵什麼。E老師就把我“犯錯誤”的事對他講了一遍，還說：“大梁的態度這麼不好，是畢不了業的呀！”

於老師說：“這事啊！那張匯單是我從閱覽室一本《朝霞》中無意翻到的。我當時也沒想到去細看郵戳，不知那是大梁半年前丟失的……”

V這時要往外走。

於老師叫住他說：“哎，小V，我不是親手把匯單交給你，讓你打電話告訴大梁回學校取的嗎？”

V不免狼狽起來，支支吾吾說不出話。

E老師不禁地轉臉去看V。

V半天才憋出一句話：“可我也沒叫你拿著作廢的匯單再冒領啊！”

我氣恨得渾身發抖。

這件事從此就算過去，不了了之。那位係工宣隊副隊長往後見了我，臉上也強作微笑了。

實事求是地說，V與C，在這件事上，並無“合謀”。他們各有各的想法，各幹各的。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讓C代領匯款。如果換了別人，這事本不成其為事，最多埋怨我幾句。C將這件事搞成一件事，當然沒什麼奇怪；對於某些人，能夠有什麼機會“整”別人一下，不“整”白不“整”。V不過是見C首先已將這事搞成了一件性質嚴重的事，順水推舟，使其更為嚴重罷了。因為他是做夢都想進北京啊！自從我們上一屆的畢業生中，就是對同學突然“襲擊”，貼出“某某反動言論百例”的那個，進京後據說可能當教育部副部長，多少人都認為進京簡直就等於躍龍門。

不久，復旦園內暗傳，“四人幫”在北京被逮起來了。接著，馬天水、王秀珍在北京交代問題一說被證實。

復旦園內人心揚沸。工宣隊員們一個個如喪考妣。在發生於復旦園內的許多大大小小事件中“革命”得過分的某些人，像偷了漢子被揭發的女人似的，都變得有了幾分扭捏，有了幾分羞臊，有了幾分不自在，低眉順眼起來，而做過惡的，受到的心理衝擊是太突然也太大了，未免惶惶然不可終日。

復旦大學與**的學生，率各大學之先，深夜衝出校園，會聚外灘。市革委樓前，萬頭攢動。

兩校學生的隊伍，從市革委門前出發，幾乎繞市遊行十週。復旦學生歸校，時間已過午夜。

我在遊行隊伍中發現了C，其情緒之昂奮，令我驚詫。圍攻物理係女學生時的表現，大概也不過爾爾。健忘若此，真奇人也！我暗想，像她，總該轉個彎子吧？卻順溜筆直地就從一條路線衝刺到另一條路線了！

中文係學生首先貼出一批揭發“四人幫”在復旦罪行與陰謀的大字報。C一手拎糨糊桶，一手持刷糨糊的笤帚，忙前忙後，頗不辭辛勞。……又過不久，畢業分配工作開始了。E老師動員我留校，我表示願意服從分配。小莫暗中向我透露，動員我留校，是為了照顧V，將他分到北京去。因為他最怕被重新分回新疆去。而他留校是沒指望的，老師們十之**堅決反對。我便找E老師，告訴他，我寧肯回北大荒，也不留校。E老師問我何以變卦。我說：“你心裡明白！”

那一天我賣了手錶買的那件“三合一”的褲子曬在外邊丟掉了。我隻有兩條褲子，丟的是體麵的一條。V就拿著一條新褲子來送給我。

我說：“我穿著短褲畢業，也不會接受你給我的褲子。”

他說：“我女朋友在北京，求求你。”

我說：“把你的褲子拿走，否則我從視窗扔出去。”

他不拿走。我便當著他的麵從視窗扔出去了。那條褲子悠悠地飄過了院牆，飄落在馬路中間。一輛卡車駛過，車輪又將它捲入了路旁的水溝。

V尷尬地待了一會兒，又說：“我錯了……”

我朝房門一指：“出去！”

V不得不離開了。

小莫走進來，問：“那小子來幹什麼？”

我沉思許久，低聲說：“小莫，要不我就成全了他吧？他女朋友在北京……得理讓三分才對是不是。”

小莫說：“狗屁！他女朋友是北大哲學係的，與我們同屆，半年前就與他徹底斷絕關係了！全專業哪個同學不知道？E老師也是明明知道的！……”

我說：“就算這樣吧！反正我也不是北京人，北京對我並沒什麼吸引力。他剛才對我承認他錯了……”

小莫說：“好，好，好，你是君子，你多好啊！可生活中的壞人，就是讓你們這些人給他媽的慣的！你成全他吧，也成全你那顆自以為善良的心吧！老子從此和你絕交！……”摜門而去。

我又想了很久，決定報復一次。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報復人。

直到如今，我仍每每回想此事，不知自己當初對抑或錯，得不出個結論。其實我並不算報復了V，我隻不過是不肯原諒他對我的傷害，在完全可以成全他的情況下沒有使他如願以償而已。這麼想，似乎也就寬宥了自己。但進而一想，若我當初成全了他，說不定他分到北京之後，尚可能與其女友重歸於好，結成伉儷，夫敬婦愛，一生幸福。愛是一種機緣，誰錯過了則可能鑄成千古恨。斷送了別人愛的機緣，畢竟是有幾分可惡的事。而且也太小人氣。這麼想，又覺得自己當初很不應該。

臨畢業更近了。每晚，在校園裡談心的人大大多起來。分離使人與人之間都變得友善起來。

C抓緊在校的最後時間開始談情說愛。沒什麼政治的事兒可做了，對一個二十七八的，其貌不揚的，毫無女性魅力的大姑娘來說，趕緊抓住一個可以做丈夫的男人，就“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了。

每晚有比我們低一屆的一個部隊學生陪著她，與比我們高一屆的一個留校生在校園裡兜圈子。據說那部隊女學生是“紅娘”。逢熟人“紅娘”便“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解釋“我們談工作”。

我在校園裡碰見過他們幾次。C總是將臉扭向別處，裝未見我。

我知這不是害羞。害羞的本能使女性可愛，在這一點上C挺不幸的，她避我另有緣故。她曾向我們專業一個比她小兩歲的同學求愛，而對方又愛著新聞係一位女同學。她明知卻又“鍥而不捨”，結果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按理說作罷算了，她不。她以創作專業支部副書記名義，到哲學係去“調查”人家的“不正常關係”。從法律的角度講，這屬於“刺探”別人的隱私，非法活動。假專業黨支部名義而行之，更是做得太過分了。她還不作罷。還要在專業的各種會上大講特講“上大學時期談情說愛，對不起送我們上大學的人民”一類話……那位新聞係的女同學有次當眾大罵了她一通，於是她的所作所為徹底敗露。女人天生是女人的對手。那一次她真是大現其眼。有這個前因，她碰到我自然要將臉扭向別處。這絕不是害羞。套用句京劇道白，是——“叫奴的臉兒往哪擱？”不過我倒因此同情她則個了。那也算正經地談戀愛嗎？跟著個女“陪同”，像跟著個寸步不離的女保鏢似的。碰上熟人還要來一句：“我們談工作。”彷彿三個中央委員在一起似的，真真大煞風景！也太沒詩意。沒半點詩意，那愛還值得一談嗎？天可憐見的！

有人也邀我談心，是專業的一個部隊學員。我對他一向極好。除了小莫，視他為第二知己。他年齡比我小三歲，我拿他當弟弟對待。

我們從宿舍樓走至校門口，在**塑像背後站住了。他忽然說：“大梁，有件事我對你挺內疚。”

“你？……什麼事？……”我詫然。

他說：“你肯定已知道，裝不知道。”

我說：“真的什麼也不知道。”

他說：“V給你打電話，我在場。我還接過電話與你開了幾句玩笑，你怎麼能沒聽出？……”原來如此！我始終想不起那個“第三者”，竟是我這位“第二知己”！我又怎麼能想到是他？幾次電話裡那聲音使我想到了是他，我都將他從苦苦的追憶中排除了。我連問都不曾問過他。

“那你當時為什麼不作證？”我覺得他變得那樣陌生。

在**塑像的陰影裡，他臉上浮現出一種令我感到吃驚的純粹概念化的笑。

他說：“你瞭解的，我這個人，不願與任何人發生矛盾。我的處世原則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願捲到什麼矛盾之中。所以……所以我要向你當麵解釋一下……”

我獃獃地看了他片刻，猛轉身撇下他走了。直到畢業離校，我再沒跟他說過一句話。

他給我留下的最後印象不是可恨，而是實實在在的可怕……

畢業證書領了。火車票也訂了。再過三天，我就要離開上海了，卻總覺得有什麼縈繞著我的心。彷彿我人離開了，心也會留下一半似的。我竟弄不明白自己何以會產生這樣的失魂落魄般的情愫。不明白究竟是什麼縈繞著我的心。第二天，有人喊我接電話。

我抓起話筒問：“誰？”暗想沒什麼人會給我打電話的。

“我……”一個姑孃的聲音，低低的，語調柔婉。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定住了。不能動，也不能發音。我聽出她是誰了。我明白究竟是什麼縈繞著我的心了，我明白我那種失魂落魄般的情愫究竟因何而產生了，我明白某種感情一旦作用於我的心靈，我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人了。

“你怎麼不說話？……”那低低的、柔婉的聲音又問。

“你在哪兒？”我用顫抖的語調反問。

“在校門口。”

“我去接你！”我一放下電話，就飛快地朝校門口跑去。跑到校門口，並未發現她。我旋轉著身子尋找她。

“往哪兒看？”她卻突然出現在我麵前，笑吟吟地望著我。她穿一件白色短袖衫，一條淺咖啡色裙子，顯得那麼清秀淡雅。她心情分明很好，臉上神采照人。難怪我看見了她，也未敢上前認她。我笑了。她說：“我父親病了，我陪父親回上海來看病。”

我關心地問：“病得重嗎？”

她說：“是大學裡過去的一些老教授們想念他了，找藉口把他接回來的。”

我說：“我見過你父親了。”

她奇怪地眨著眼睛問：“在哪兒？”

我說：“在火車站，你們父女離開上海那一天。”

“你到底去火車站了？”她收斂了笑容。

我點了點頭。

“那你為什麼不露麵？”

“怕你不高興見到我。”

“你……”她注視著我，搖搖頭，“真傻啊！”

有人注意我們。我說：“走吧，到我們宿捨去坐一會兒。”

我帶著她來到宿舍，將她介紹給小莫。小莫打量了她一番，對我說：“是像橄欖。”沃克將我對他說過的話告訴了小莫，小莫就常拿那句話開我的玩笑。

小莫藉故走出。我們麵對麵坐在桌子兩旁。她說：“你的同學為什麼說我像橄欖？”

我臉紅了，說：“是嗎？我沒聽見啊！”

她沉默了一會兒，低下頭去，說：“知道你快離校了，來看看你。”

我說：“我分到北京了。”

她擡起頭來，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復低下頭去，又沉默起來。

我說：“我本是可以留校的。”

她漸漸擡起頭，問：“你不願留校？”

我說：“談不上願意或不願意。北京上海對我反正都一樣。因為我將來總歸是要回到哈爾濱去的。我有一個身體很不好的老母親，有一個患精神病的哥哥，家庭需要我。”

她輕輕嘆息了一聲，再次低下頭去。她的雙手像幼兒園裡等待阿姨給剪指甲的小女孩那麼規規矩矩地平放在桌上。而她低著的頭卻扭向一旁，似乎永不會再擡起，永不會再看我一眼。

我站起來，走到她身旁，握住了她的雙手。她沒有抽回她的手，有半分鐘的時間，她保持著原來的姿勢，一動未動。她坐在那裡彷彿是一個石頭人。她的雙手在顫抖。也許是我的雙手在顫抖。忽然她將她的臉貼在我的手背上。

我說：“我愛你！”

她說：“不……”

我不禁放開了她的雙手，走到窗前去，背對她站著。

她問：“你生氣了？”聲音低低的。

我轉過身，盯著她的臉說：“那麼請原諒。”

她說：“我有老父，你有老母。我有侍奉我父親的義務。你有孝子之心。我們雖然是在馬路上偶然相識的，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因為你是第一個對我說‘我愛你’這句話的人。今後南北相離，何必鍾情呢？這是緣分，你我命定如此。”

我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她低下了頭去，沉默著。

我也沉默著。

不知過了多久，她站起來說：“我該走了。”朝我淒然一笑。見我還怔著，不說話，她轉身向房門走去。

“等等！”我叫了一聲。她在門前站住了。我走到她跟前，將門鎖落下了。

“你……”她吃驚地瞪著我。

我堅定地說：“我要吻你一下。”

她凝視著我，低聲問：“你吻過幾個姑娘了？”

我覺得，她的凝視是那麼幽深。我說：“在你之前，我沒吻過任何一個姑娘。”

她說：“在你之前，我沒被任何一個小夥子吻過。”

她閉上了眼睛，我輕輕在她眉宇間吻了一下。

她睜開眼睛，問：“你吻過了？”

我說：“是的。”

她說：“我什麼也沒覺得。”

我說：“那我再來一遍……”

有人敲門……

第二天，我離開了上海。小莫去送我。還有三個同學：小杜、小劉、小周。我從車視窗探出身子，一邊和他們說些告別的話，一邊用目光在站台上的人群中尋找著。

小莫說：“你尋找她？”

我突然發現了她，隱蔽在一根水泥柱後，獃獃地凝視著我。我要從視窗跳出來。列車開動了。小莫、小杜、小劉、小周對我喊了些什麼，我一句也沒聽到。我的目光隻望著那根水泥柱子，柱子後的她。

上海，別了！別了，你這在新華路掃馬路的姑娘！我們在新華路的人行道上相識。那時你手中拿著掃帚，我是一個“工農兵學員”。我們卻在上海火車站相別！你隱蔽在水泥柱子後，就像我送你去浙江農村時隱蔽在候車室的一個角落一樣。你有老父。我有老母。我有孝子之心。你也有孝女之心。今後南北相離，我們命定如此。我們沒有緣分。你像一顆橄欖，我用我的心含著你。今後我將成為丈夫，但我不會忘記你。人人都有這點權利。

我又瞭解你多少呢？瞭解得那麼少，那麼少，那麼少！我為什麼竟愛你呢？我自己也不明白。永遠也不想弄明白。列車向北、向北、向北……

我望著車窗外，思考我這三年的大學生活。學到了識別人的一些經驗和一些教訓。如果這也是學問，三年還不算白過。

做過什麼虧心事嗎？做過的。“批鄧”的時候貼過一張大字報。寫過三篇“反小生產者”的短篇小說，沒發表。寫過一部“反文藝戰線‘走資派’”的長篇，沒寫完。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幫”，短篇也發表了，長篇也寫完了。為了什麼呢？為了獲得。為了獲得什麼呢？為了獲得我所憎惡的那種政治勢力的青睞。憎惡是真的。想討好也是真的。產生過奮起疾呼果敢抗爭的類乎勇士精神的衝動，更多的時候唯恐禍及自身，以懦夫的可鄙的沉默維護著一點點可憐的人格。如果討好成功呢？如果想獲得的獲得了呢？我會不會加入“另一類勇士”的行列，順著政治的竹竿往上爬，越爬越起勁呢？

而我的畢業鑒定上卻寫著：“同‘四人幫’做過鬥爭……”一條永恆的榮譽。

我忽然覺得，自己並不比V、C一類人正派多少。

我忽然覺得，自己彷彿和一個娼妓鬼混了三年。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亦是假，假亦是真。隻有對一位姑孃的愛，是不打什麼折扣的。

也算是收穫——我認識了我自己。

列車向北、向北、向北……

我忽而又想到了沃克。如果他還在中國，我真願將自己內心裡最真實的一切一切都坦率地告訴他，讓他真正瞭解一個中國人。

列車向北、向北、向北……

我在心裡對自己說：“梁曉聲，梁曉聲，你今後得多少變得好一些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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