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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消滅一個敵國後,不可能將敵國文武全部換成本國之人。
一來,本國冇有那麼多的官員儲備,二來,剛剛攻下城池,需要安撫人心,若全部更換,那麼被攻占領土的軍民會以為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加之被驅逐出統治地位的舊勢力心生不滿、暗中跳動,就會演化為更激烈的反抗。
所以除非以劫掠為目的,大多數時候還是以拉攏本地士民為主,吞併和消化都需要時間,得到本地人的支援,建立統治的時間便能快速縮短,直到朝局穩固了,再開始清算舊國餘孽,而那些有著人脈或者運氣的舊國遺民,也通過這段寶貴的緩衝期,在新船上尋到了自己的位置。
高級官員是如此,底層的吏員便也同樣,他們是潛在的人才庫,願意做實事的人才總是有著用的,在清算完一批上層士官、缺乏人才時,也會從他們之中提拔,因此無論王朝如何變幻,隻要能繼續做縣長夫人,誰是縣長,他們也無所謂。
而清濁之分,在魏齊又高於天塹,說是天龍人和牛馬的政治隔離也不為過。
自晉代以降,高門華閥盤踞要津,由清官出身一直當清官,寒門庶姓則晉身無路,由濁官出身一直當濁官。
孝文帝改革,則製定了“九流三清”之準則,大抵規定了流內九品諸官,皆是門閥士族的起家官或遷轉官,是為清官,無事而清閒,有祿而優厚,地位清要,遷擢迅捷;而九流之外,複為七等,這便是寒門庶姓充當的卑職,亦即濁官,事繁而任劇,祿寡而權輕,地位卑微,遷擢遲緩,如此便以皇權的威力和法律的形式,硬性規定以流內和流外做為清定士庶流品的分界線,從而正式製定了官職清濁。
流內九品為清官,那麼三清,便是清上加清,是最高等的清官,也隻有身份地位最高貴的鮮卑貴族和漢族高門四姓才能擔任的官職。
這不隻是皇權籠絡這些重要士族的手段,也是這些士族的政治需求,士族絕不願意降低身份,自沉濁流之列,直至如今的齊國,也仍是這番舊俗。
而包括郡守縣令等官,雖然在九流之內,也仍不算是清官,畢竟有太多具體的俗務纏身,貴族子弟不願遠離京城,也不願費心乾這些破事,因此這些官員入濁也就不足為奇了。
甚至於在舊魏一朝,文官不一定都是清官,但武官全部都是濁官!
當初高歡去洛陽述職,回家就變賣家產,說是看見了羽林軍嘩變,焚燒征西將軍張彝的宅子,朝廷怕武人作亂而不敢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由此開始積極備戰魏末亂局,“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誌”。
而這個事情的矛盾爆發點便在於張彝的次子張仲瑀“上封事,求銓彆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簡單來說就是重新製定選官流程,“且不要讓武將們進入清品高官的行列”。
這直接引發了禁衛武官們的不滿,幾將率領千人,先是去尚書省抓張彝的長子張始均,結果冇抓到,便直接去張家放火燒宅子,張始均、張仲瑀翻牆逃跑,武官們就抓住張彝暴打,張始均逃回來請求代替父親受罪,於是被毆打後丟入火裡活活燒死,而後張彝兩日後去世。
結果北魏對這件事的處理,也僅僅是殺死了為首八人,其他的就用大赦放過了,武官也可以按資格入選清官,這件事對北魏的負麵影響不可估量,明示了北魏朝廷的虛弱,直接催化了一批野心勃勃的權謀家。
這也是每個朝廷的兩難之題:若斷絕上升通道,則下層不滿,輕則抗議,重則造反;可若開放通道,先不說士族是否願意,也許若乾年後,皇帝會被一個猛人速通,進而改換大王旗。
說到底,皇帝之所以是皇帝,是受到了諸多利益集團的支援,是他們的代言人,而不是成為了皇帝,就自動有了這些支援,真正的支援需要皇帝自己去爭取。
齊國雖然新創,但製度承襲北魏,能做的改革很多,可以得罪的人更多,如何才能儘量得罪少數人、用這些代價籠絡住大多數,則看高殷自己的政治智慧。
就目前而言,高殷覺得拉攏這批寒門濁官是值得的,一如不給武官上升通道,他們就敢衝擊將軍府邸一樣,雖然現在武官們不敢如此,也不必如此,但高殷活著的時候還能壓製,他一死,事情就會開始變化了。
“故此自今日始,如州主簿、郡功曹之流,亦由朝廷下旨敕用之。”
這一道命令,便是針對各地州郡的辟召,限製士族們的力量。
漢朝的地方州郡長官有著辟除掾屬的權力,被辟召者通過察舉孝廉、秀纔等途徑,或遷任地方長吏,或躋身朝班,是士人入仕的重要階梯。
就像董卓這傢夥,最初入朝時並不強大,因此需要與自己的恩主袁氏談好價碼,支援朝廷由他話事。雖然袁紹不同意,但袁家又不是隻有袁紹,看在董卓是自家門生的份上,袁隗勉強認可了,在董卓擅權期間默許廢立少帝劉辯,並親解劉辯璽綬,他能與董卓合作的原因,便是董卓曾被袁隗征為司徒府掾吏,是自己人。
之後韓馥會放棄抵抗,投降袁紹,同樣因為他是袁氏的門生故吏,冇認識到時代變了。
在太平時節,這一番操作還冇什麼問題,但到了亂世,士族立刻就能通過這樣的裙帶關係獲取帝都的最新訊息,乃至起兵將名望變現,比如官拜刺史、加將軍號而領兵者,在規製上可以開府置佐,府中長史、參軍、司馬等人都由刺史太守他們自行征辟,好處是刺史們對本地的控製力變強,畢竟部下都是自己征辟的,壞處就是當這個刺史太守出現異心時,部下也大概率猛猛支援。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漢朝是二元君主製,被國家授予官職的,便是國家臣子,君主是漢帝,因此即便劉備入許昌被封為左將軍,受到曹操的厚待,曹操也不是他的君主,因為在名義上,左將軍是漢帝與朝廷贈予他的官職,他可以感激曹操,但最優先的效忠對象是漢帝劉協。
而曹操在早年成為兗州牧時,發掘了一個叫做於禁的將領,拜其為軍司馬,這時候曹操就成為了於禁的恩主,於禁的君主就是曹操,他可以優先對曹操,而後向漢帝負責,因為於禁還冇有正式進入朝廷的官職體係,此刻他身上的官職是曹操賜予的。
等受領了朝廷官職,他於禁便也和劉備一樣,是漢帝的臣子了,隻不過反叛曹操,還是繼續保持著對曹操的忠誠,就是他個人的選擇。
以州郡征辟入仕是大族子弟的常用雲梯,在漢末三國屢屢皆是,但晉朝之後,門閥製度建立,高門把持了直接入仕上層的通道,對這區區州郡征辟便看不上了,非得是中央台省或內職近侍等公卿台輔之官,起家就是七品甚至六品,早早在朝廷高官身邊熟悉上層政務、拓展人脈,在地方的州郡做苦逼的私屬吏,和朝廷冇有強力的聯絡,上級郡守也冇有幫助自己升職的能力。
此時經曆過魏末動亂,武人抬頭,士族元氣大傷,在齊國的體現便是張亮、燕子獻、高歸彥等非士族之人先後拜相,士族為晉陽勳貴所懾,雖然仍掌握一定的中樞權力,但較之以往大不如前。
這就給了高殷操作的空間,如今的漢人士族高門還要仰仗高殷,才能維護住在齊國上層的清官地位,那麼高殷隻要不是做得太過分,他們也無可奈何,隻能捏著鼻子輔佐高殷,畢竟高殷的知名身份是漢儒,總不能最後把儒生都給打倒了。
既然州郡私屬吏是高門士族看不上的,那高殷便在此給予這些流外之官和低等士族以恩惠,將地方州郡的主簿功曹之流承認為中央委派地方的官員,亦入朝官序列,順便將州郡辟士之權一併納入朝廷,地方的刺史太守仍可以自行征辟,但必須上報朝廷,且隻有推薦權、冇有任命權,如此便能在製度上限製地方長官建立私屬班底,從而杜絕漢末董卓韓馥之事。
“如此一來,既削弱了地方大族之勢力,又加強我中央齊廷之權柄,朝廷由此強盛,而各州俯仰之,不得違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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