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戰爭 雅爾塔體係

1947年至1991年之間，美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主的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華沙條約組織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政治、經濟、軍事鬥爭。

1946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說”，正式拉開了冷戰序幕。1947年3月12日，美國杜魯門主義上台，標誌著冷戰開始。1955年華沙條約組織成立標誌著兩極格局的形成。1991年華約解散，之後蘇聯解體，說明瞭蘇聯模式的失敗，標誌著冷戰結束，同時也標誌兩極格局結束，前後共44年。美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世界格局變為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一超多強”。

當時的美國和蘇聯同為世界上的“超級大國”，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兩國及其盟國展開了數十年的鬥爭。在這段時期，雖然分歧和衝突嚴重，但雙方都儘力避免世界範圍的大規模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其對抗通常通過區域性代理戰爭、科技和軍備競賽、太空競賽、外交競爭等“冷”方式進行，即“相互遏製，不動武力”，因此稱之為“冷戰”。

冷戰主要表現為以美國與蘇聯為首的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對峙。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爭奪，是世界長期不得安寧的主要根源。兩大軍事集團實力相當，誰都不敢輕易動用武力來結束對方與其的世界霸權爭奪。兩國都儲存了大量核彈頭，彼此相互保證毀滅。冷戰結束後再加上經曆了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磨難，世界各國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對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的倫敦第一屆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會議開始，圍繞與意、羅、保、匈、芬五個次要敵國締結和約的問題，四國外長前後共開了四屆7次會議進行討論。經過反覆爭論，最後終於就戰敗國的領土劃分、賠款以及政治軍事條款達成一致，並於1946年2月10日締結了五國和約。五國和約的簽訂反映出大國劃分勢力範圍的意圖。

根據蘇、美、英三國首腦在雅爾塔會議等一係列國際會議上所達成的協議，確立了處理德國問題的各項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原則。德國投降後，蘇、美、英、法分區占領德國，並由四國總司令組成盟國管製委員會。但是，後來在非軍事化、民主化以及賠款等問題上，蘇、美主張不同。美國從一開始就有重新扶植德國的意圖，以便把它納入美國的戰略體係。而蘇聯則要最大限度限製和削弱德國。針對西方在1948年製裁德國的做法，蘇聯於同年2月改組蘇占區經濟委員會，使之成為準zhengfu組織。3月，蘇聯宣佈退出盟國管製委員會。德國分裂不可避免。

在處理戰敗日本問題上，美國一開始就有獨占的意圖，而蘇聯方麵則進行了不少鬥爭。經過幾輪討價還價，在美國滿足蘇聯占領日本北方四島要求的情況下，斯大林最終同意美國占領日本本土。

二戰後，為了遏製蘇聯，實現稱霸世界的目標，美國推行了“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三根支柱，它們是在1947、1948、1949三年內相繼出台的。這意味著美國從政治、經濟、軍事上三管齊下，對蘇聯實行政治上的孤立打擊、經濟上的封鎖和軍事上的包圍。其中“杜魯門主義”是“冷戰”政策的核心部分，出籠的由頭是代替英國挽救希、土危機，鎮壓兩國的gongchandang。由此推而廣之，隻要哪個地方有進步運動，美國就宣佈這個地方有“**威脅”，就立即提供經濟、軍事援助，乃至出兵乾涉。

“杜魯門主義”由此便成了對世界的乾涉主義。“馬歇爾計劃”表麵上是一項純經濟援助計劃，但實際上同樣是為了壓製**的發展，進而從政治和經濟上取得控製西歐的主導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一個完全由美國領導和控製的純軍事組織，美國將西歐防務掌握在自己手裡，牢牢地確立了美國在歐洲的霸主地位。

反**的觀點認為“蘇聯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以及斯大林的偏執狂”是冷戰產生的根源；較公正的觀點則認為：對於冷戰的產生，美、蘇都應承擔責任。其實美國和蘇聯都想“領導世界”。美國要獨霸世界，而蘇聯決不準許美國任意主宰世界。美國要使東歐變成所謂的自由世界，而蘇聯決不容許美國插足蘇聯的勢力範圍。美國要關心和擴展自己的經濟利益，而蘇聯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利益。美國要在全世界推行資本主義，包括西方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而蘇聯要在全世界推行社會主義，包括推行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美、蘇都認為在剛剛經曆二戰後必須避免雙方直接交戰，但是，它們之間的戰略目標，戰略構想，戰略利益的衝突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種製度的對立，必然導致昔日盟友反目成仇。於是，冷戰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冷戰的根本起因。而杜魯門zhengfu在戰略態勢上采取攻勢，製定和推行了遏製蘇聯的冷戰政策，則是冷戰的直接起因。

1946年溫斯頓·丘吉爾訪問美國，在這次訪問中他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裡亞海邊的的裡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鐵幕演說”拉開了冷戰的序幕。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的布希·凱南的“八千字電報”，其中明確提出了遏製蘇聯的戰略理論。隨後的9月裡，美國總統特彆顧問克拉克又向杜魯門提交了一份題為《美國與蘇聯的關係》的報告，報告主張美國應準備與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努力締造其想象中的世界，並聯合一切反蘇力量。這些國家均可得到美國的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援。這些關於遏製蘇聯的戰略理論被美國決策層采納，成為美國冷戰政策的理論依據。之後，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美國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谘文，宣稱：今日世界的所有國家都麵臨著對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選擇，一種是以大多數人的意誌為基礎的自由製度，另一種是以強加於大多數人的意誌為基礎的極權政體，而美國政策必須支援那些自由國家人民抵抗武裝的少數人。他強調：“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直接或間接侵略威脅了和平，都與美國的安全有關。”杜魯門這篇谘文的發表標誌著杜魯門主義的提出。這是美國第一個具有全球戰略性質的對外戰略和安全戰略，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大轉折。

針對美國的政策，斯大林采取了相應對策。其基本指導思想：鞏固雅爾塔體製成果，加固東歐陣地；在理論上明確“兩個陣營和兩個平行市場”概念；立足於準備一場新的戰爭的到來。基於這些考慮，斯大林確立了他的積極防禦方針。大力恢複和發展經濟，加強國家防禦能力。優先和高速發展重工業，突出國防工業建設，迅速加強國防力量。整頓和改組軍隊，全麵提高武裝力量素質。蘇聯在戰後組織大規模複原，更新武器裝備，改組作戰指揮係統，使整個軍隊裝備和素質大大提高。實施戰略縱深防禦，在蘇聯國土周圍建立“安全防禦帶”。二戰後蘇聯不僅在東歐地區建立“安全帶”，並在遠東也得到了一些權益。中華人民共和國zhengfu對蘇奉行“一邊倒”政策，更加強了它東部的縱深防禦，為了恢複東歐國家的經濟和監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製訂了與馬歇爾計劃相似的莫洛托夫計劃來援助東歐經濟。

從50年代到60年代，美、蘇關係仍處在冷戰的發展時期，但是雙方的政策已有了相當大的變化。這一時期美蘇爭霸的特點是雙方既有緩和又有爭奪，優勢在美國。由於美蘇力量對比的消長，赫魯曉夫謀求蘇美合作，與美國平起平坐，開始以緩和姿態處理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關係。

1948年2—6月，美、英、法、荷、比、盧六國舉行會議，決定建立西德zhengfu。不久，美、英、法占領當局於1948年6月18日宣佈在西占區實行“幣製改革”，發行所謂“B”記馬克，在西占區流通。這是正式分治德國的第一個重大實際步驟。蘇聯隨即全麵封鎖西占區與柏林西管區之間的水陸交通，並宣佈在東占區和大柏林區發行新貨幣，由此形成戰後第一次美蘇冷戰**——柏林危機。美國為此一方麵架起空中橋梁為西柏林空運物資；另一方麵對蘇聯進行威懾加緊控製德國，於1949年4月成立北約。危機持續近1年，1949年5月達成協議，雙方取消了一切封鎖，這一危機使大柏林分為為東西柏林（各有自己的行政係統）。

柏林危機結束後，美國加快了分裂德國的步伐。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1948年9月20日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正式成立。同時，蘇占區也積極籌建東德國家。1949年10月7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成立。至此，德國正式分為兩個國家。不久，聯邦德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民主德國加入華沙條約組織，東西歐之間的分裂也於此最後完成。德國的分裂是美、蘇冷戰的產物，它在德意誌民族的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一頁。

美國從1953年1月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上台後便開始調整對蘇政策：首先，對東歐由原來的“遏製政策”改為“解放政策”，用戰爭以外的一切手段、特彆是“和平演變”的辦法把東歐從蘇聯的控製中解脫出來；其次，艾森豪威爾鑒於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的失敗、蘇聯插手這個地區填補“真空”，提出“艾森豪威爾主義”，同蘇聯爭奪第三世界；第三，軍事上用“大規模報複戰略”取代“軍事遏製戰略”，奉行“戰爭邊緣”政策，在東亞簽訂一係列軍事條約，並於1954年7月直接投入對印度zhina的軍事乾涉。

蘇聯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赫魯曉夫掌權開始，改變了斯大林時期的對美積極防禦方針，開始推行同美國爭奪霸權的政策。1956年蘇共召開20大，赫魯曉夫提出了同美國“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在第三世界進行“和平滲透”的“三和”政策。其目標是緩和冷戰開始以來僵硬的美蘇關係，希望實現“美蘇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同時加緊擴大在第三世界的影響，與美國爭奪戰略空間。

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改變了斯大林時期堅持的對奧和約應在德國問題解決以後才能簽訂的立場，主動與西方國家合作，於1955年簽訂對奧和約，結束了四大國對奧地利的占領，解決了二次大戰的一大遺留問題。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應邀訪蘇，舉行兩國建交談判。經過幾天的艱苦會談，雙方決定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59年，赫魯曉夫應邀訪美，在馬裡蘭州的總統療養地戴維營，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舉行會談。戴維營會談是蘇聯推行蘇美合作外交戰略的重大行動，美國實際上承認了蘇美同是超級大國的事實。

在肯尼迪時期，美國對蘇政策又有了一些新變化：1961年肯尼迪zhengfu提出“和平戰略”，力圖在實力地位基礎上，利用戰爭與和平兩手，把對抗與緩和結合起來，確保美國在爭霸中的主動地位；其次，用“靈活反應戰略”取代“大規模報複戰略”，提出要打四種戰爭、兩個半戰爭的戰略。

1961年8月，民主德國人大量湧入西柏林，民主德國在東西柏林間修築柏林牆。西方對此提出抗議，美國表示要不惜動用武力保衛西柏林。美蘇雙方出動坦克部隊在柏林牆兩邊對峙，接著兩國競相恢複覈試驗，持續三年之久的第二次柏林危機達到**。後因利益未受影響，西方默認了柏林牆。直到1961年10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宣佈取消締結對德和約的期限，美蘇緊張對峙的局麵才得以緩和，第二次柏林危機結束。

1962年，蘇聯向古巴運送導彈，企圖在古巴建立導彈發射場，被美國U－2偵察機發現。美國總統肯尼迪下令對古巴實行軍事封鎖，並進行戰爭威脅，蘇聯被迫撤走導彈，危機才告平息。

這一事件，表明蘇聯開始走上同美國進行全球爭奪的道路，同時也表明當時的戰略優勢仍在美國方麵。這一階段，在與美國爭霸的同時，蘇聯企圖控製中國，造成中蘇關係的惡化，這是它推行霸權主義政策的又一表現。

隨著蘇聯經濟和軍事實力的進一步增強和美國實力的相對削弱，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便愈演愈烈。50年代後期起，美蘇爭霸的格局逐漸形成。

1949年8月24日美國與西歐、北美主要發達國家為實現防衛協作而建立的一個國際軍事集團組織，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馬歇爾計劃在軍事領域的延伸和發展。主要是防範華沙條約組織的大規模軍事入侵。

1955年5月14日，蘇聯、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匈牙利、民主德國、波蘭、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8國針對美、英、法決定吸收聯邦德國加入北約一事，在華沙簽訂了《友好互助合作條約》，同年6月條約生效時正式成立了軍事政治同盟──華沙條約組織，簡稱華約。總部設在莫斯科。主要是防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大規模軍事入侵。

而到了70年代，蘇聯的力量上升到已足以同美國爭霸，一度占有較大優勢，美、蘇才真正擺開爭奪霸權的陣勢。整個70年代，蘇聯處於戰略攻勢，對美造成很大壓力；美國居守勢，以穩住戰略陣腳，並且守中也有攻。70年代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非常明顯，這十年的美蘇關係經曆了表麵上的緩和，爾後便是最緊張和最激烈的對抗。美國在這十年裡經過調整戰略、甩掉了越南戰爭的包袱。恰恰相反的是，蘇聯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反對霸權主義的靶子，背上了侵略者的罪責，陷進了難以解脫的困境。

1958年4月和7月，zhonggong要求蘇聯提供承諾給予的核武器及核潛艇，蘇聯則提出要在中國領土上建設用於軍事的長波電台，和在中國領海和中方組建聯合艦隊作為交換。在建設長波電台問題上，**認為這牽涉主權問題，提出中方出一半資金，蘇聯出另一半資金和全部技術，但長波電台主權屬於中國，被蘇聯拒絕；而組建聯合艦隊一事，**則認為蘇聯企圖軍事控製中國。

中國當時海軍十分薄弱，即使組建聯合艦隊也無能力共享蘇聯的海岸線。**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說：“事實上同蘇聯鬨翻是1958年，他們在軍事上控製中國，我們不乾。”

隨著中蘇關係惡化，赫魯曉夫撤走了原留在中國，輔助中國的科學家。

1969年尼克鬆就任總統時，美國麵臨國內外的困難局麵：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削弱了美國的實力，引起國內不滿；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相對下降；美蘇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不利於美國的變化；美國與西歐、日本矛盾加深；第三世界力圖擺脫超級大國的控製，中蘇關係惡化。由此可見，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對外戰略已到了非調整不可的地步。

1969年7月25日，尼克鬆出訪途中在關島對記者發表談話，提出美國在亞洲的新政策，被稱為“關島主義”或“尼克鬆主義”。

1970年2月8日，尼克鬆在向國會提交的第一篇國情谘文中，把隻是針對亞洲的“關島主義”正式發展為美國新的全球戰略即“尼克鬆主義”，宣佈要以“夥伴關係”、“實力”、“談判”三原則作為尼克鬆主義的“三個支柱”。其內容是：美國從實力地位出發，通過對話和談判穩住蘇聯；承認西歐、日本同美國的平等地位，即“夥伴關係”，來獲得盟國的支援，牽製蘇聯，達到戰略收縮的目的；同時利用中蘇決裂，製約蘇聯，使美國在外交上有更大的主動權。此外，美國的對蘇政策是一個“連環套”，還包括同蘇聯擴大經濟和文化交往，在政治關係方麵搞“緩和”，通過建立一個廣泛的協議網絡來套住蘇聯。

70年代的蘇聯是勃列日涅夫當政，60年代末期他利用美國深陷越戰的有利時機，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軍事實力。在這同時，他鞏固了“東歐大家庭”，一方麵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另一方麵宣佈“有限主權論”，加強對東歐的控製。70年代上半期，勃列日涅夫向西歐發動“緩和攻勢”，此後向第三世界展開猛烈的擴張攻勢，並製定了一套政治、經濟、軍事三管齊下的全球攻勢戰略：用經濟戰略作支撐，軍事戰略為核心，輔之以緩和謀略；以歐洲為戰略重點，在中東、非洲展開側翼迂迴，爭奪戰略要地、戰略資源和海洋通道；以打破美國戰略佈局為目標，逐步奪取對美戰略優勢。

70年代的美蘇緩和主要表現在兩國首腦的頻繁互訪和限製戰略武器談判等方麵。美蘇兩國領導人為解決相互衝突、增加彼此瞭解，在70年代舉行了5次會談。在這些會晤中，美蘇兩國共簽訂了100多個條約、協定，製定了指導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美蘇高級首腦會談是兩國政治緩和的主要形式和內容。在緩和的70年代，蘇美舉行了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談判、中歐裁軍談判、禁止核武器試驗以及化學武器談判。1972年莫斯科會晤期間，雙方簽訂了第一階段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和簽署了蘇美《相互關係原則》；在此後的會晤中，雙方在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談判方麵又有了不同程度的進展。

1975年，基辛格說服新任總統傑拉爾德·魯道夫·福特簽署了《赫爾辛基協議》。這是一份35國簽署的協議，認定了歐洲“不可侵犯的邊境”，並宣佈了對人權的各類保障。《紐約時報》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象征著批準”蘇聯對東歐的吞併。基辛格爭論說，與對民主國家相比，它“對擁有著最龐大陸軍的強國具有更大的約束”。華沙條約國家也宣稱這是一個巨大勝利。

在簽署《赫爾辛基協議》的一個月前，美國總統福特拒絕會見蘇聯人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是《古拉格群島》的作者，因為批評體製而被驅逐出了蘇聯。白宮發言人表示，福特總統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聽取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議，認為與索爾仁尼琴會麵將不符合緩和政策。

福特在幾個月後宣稱：“我再也不使用‘緩和’這個詞了。”然而，白宮表示這並不標誌著政策會有任何改變。1976年10月在國家電視台的競選辯論中，福特為《赫爾辛基協議》辯護，聲稱“蘇聯冇有統治東歐，這種情況也絕不會在福特zhengfu期間發生”。

1976年，中央情報局局長下令專門成立一個“B小組”，對蘇聯的目標和威脅是否比《國家情報評估報告》所描述的更嚴重進行研究。B小組的報告確認了《國家情報評估報告》起草者傾向於“將蘇聯戰略力量建設最小化，因為出於緩和的需要”，毫無疑問，蘇聯正在獲得戰略優勢。

B小組的報告冇有影響到1977年1月就職的卡特zhengfu。卡特總統本人也傾向於緩和。他放棄了B-1轟炸機項目，延長了MX洲際彈道導彈，放緩了“三叉戟”潛射彈道導彈。

從1971年至1981年的十一年間，蘇聯同埃及、印度、伊拉克、越南、埃塞俄比亞等十二個國家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利用這些條約把這些國家變成它的勢力範圍。而同蘇聯簽訂條約的國家又利用蘇聯的勢力向鄰國入侵。例如，蘇印條約簽訂後，印度馬上入侵巴基斯坦；蘇越條約簽訂後，越南便進攻柬埔寨。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對第三世界的軍事援助超過經濟援助，70年代後期，蘇聯軍火輸出直接服務於向第三世界的擴張。

蘇聯利用古巴在第三世界打代理人戰爭，由古巴派軍隊，蘇聯出武器，介入一些國家的內部爭鬥。例如，插手安哥拉內戰；在紅海地區，介入索馬裡和埃塞俄比亞的戰爭。利用這些辦法，蘇聯擴大了地盤。為了打通南下印度洋的通道，直接用十萬大軍占領了阿富汗。為了戰略上的需要，不顧國際輿論的強烈反對，達到了不惜工本和不計後果的地步。

80年代是美蘇關係從激烈抗爭走向迅速緩解的大變動時期。這十年是蘇聯走下坡路、乃至進入困難的穀底，美國從守勢中轉為逼蘇在各領域中讓步，而美、蘇之間又終於出現戲劇性和解的時期。這也就是戰後美蘇爭霸的最終一個結局。以馬耳他會晤為標誌，美蘇關係進入了全麵和解的新時期。這是以蘇聯的大步後退為條件的，美國認為是從幾十年“冷戰”中最終贏得了“勝利”。

70年代末期，蘇聯在緩和中的擴張以及中東事態的發展對卡特zhengfu提出了嚴重挑戰。1980年，卡特在國情谘文中提出了卡特主義，卡特宣佈“任何企圖控製波斯灣地區的外來勢力都將被認為是對美國根本利益的侵犯，我們必須采取任何必要手段，包括武力在內，反擊這種企圖”。這表明美國把它所關心的三個安全地帶，即西歐、中東和遠東連接了起來。此外，卡特zhengfu決心擴充軍力，調整核戰略。

麵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裡根提出“重振國威”、“以實力求和平”口號，采取以“現實主義、實力加談判”為主要內容的對蘇戰略總方針，把遏製蘇聯作為對外政策中心環節，努力恢複美國霸權地位。

1986年3月14日，在題為《自由、地區安全與全球和平》的外交谘文中，裡根認為，美國應采取對蘇聯強硬政策，“以低烈度的戰爭”方式支援親蘇國家中的反zhengfu武裝活動，甚至可以采取軍事行動直接介入反zhengfu活動不明顯的親蘇國家，支援那裡的“自由戰士”，以便將蘇聯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所取得的政治和軍事進展“有限地推回去”。對於第三世界中的親美“獨裁zhengfu”，要施加影響，促其實行“民主化”改革，避免因內部動亂而為蘇聯所用。裡根主義是美國推行強權政治的典型表現，其目標是要在蘇聯力量衰弱的形勢下，與其爭奪第三世界。

80年代前期蘇聯對裡根推行的新遏製政策采取了極為強硬和全麵對抗的政策和措施。但蘇聯在勃列日涅夫後期以來的老年政治危機造成蘇聯社會嚴重的停滯局麵，各種危機集聚起來。

1985年上台的戈爾巴喬夫在國內政治中提出“公開性”和“改革”，試圖結束蘇聯出現的停滯局麵，求得社會政治經濟的複興與發展。1986年1月，戈爾巴喬夫提出外交“新思維”政策，從理論到實踐積極推行和平主義方針。在“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的論調下，提出國際關係“民主化”、“非軍事化”和“人道化”；蘇聯的政策是“反對暴力”、“消除敵人形象”等等。

1986年1月15日，他發表了在十五年內分三階段全部銷燬核武器的聲明，想用這個辦法來阻止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同年4月和8月，蘇聯又先後提出大規模裁減歐洲常規部隊，暫停核試驗等倡議。美蘇關於中程導彈的談判幾經起落，最終在1987年簽訂了中導條約。在談判中，美國采取了進攻態勢，一開始就以一紙計劃來取消蘇聯在歐洲已部署的中程導彈；此後又提出“雙零點方案”，要求蘇聯銷燬在亞洲和歐洲的中程導彈。蘇聯在同美國進行了一番較量後，全盤接受了裡根zhengfu所提出的方案。可見，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是向美國求和的宣言，如果說戈氏有什麼戰略的話，那便是步步後退，直到美國能夠充分允諾和寬容為止。

80年代最後一年的1989年，是美蘇關係急劇變化和轉折的一年。這一年蘇聯、東歐形勢急轉直下，給美國帶來了“和平演變”的曆史性機遇，新上任的布什zhengfu抓住機會，提出了新的對蘇政策，使美蘇關係很快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1989年5月12日，布什總統在得克薩斯農業和機械大學發表了第一次對蘇政策講話，隨後又於5月22日在康涅狄格州美國海岸警衛學院進一步闡述了他的對蘇政策。這兩次講話便是“超越遏製”戰略的出台。“超越遏製”的主旨是積極同蘇聯發展關係，加強美蘇合作，促使蘇聯逐漸實現“自由化”，把蘇聯拉進“國際大家庭”，使其融合到國際社會中來。其具體目標是：用施加政治外交影響和提供經濟援助的辦法，加速對東歐的演變，布什於同年7月親自訪問波蘭和匈牙利；敦促戈爾巴喬夫加速實行收縮政策，從第三世界撤退、不乾預東歐的變化、在裁軍問題上邁更大的步子；鼓勵戈爾巴喬夫儘快改變蘇聯的社會製度，加入到西方的“國際大家庭”。

1989年，民主德國出現大量公民外逃的浪潮，使長期保持穩定的民主德國政局出現大動盪。這時，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領導更換，隨後黨的方針改變：承認反對派組織“新論壇”為合法組織；zhengfu宣佈開放東西柏林邊界，拆除”柏林牆”；決定實行多黨製。第二年春天，稱為“德國聯盟”的三個反對黨聯盟在大選中獲勝。10月，以民主德國併入聯邦德國的方式，實現了兩德的統一。柏林牆打開後，大批民主德國公民前往西柏林。後來擴展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前華沙條約組織國家。東歐劇變使東歐各國的政治體製和社會性質發生改變。戈爾巴喬夫因結束冷戰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1989年12月3日，美蘇兩國領袖在馬耳他的高峰會上宣佈結束冷戰。

1990年7月，西德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Kohl）說服戈爾巴喬夫不反對德國在北約組織下實現統一，以作為德國持續經濟援助蘇聯的回報，清除了兩德統一的最後障礙。

1991年7月1日，華沙條約組織在布拉格的會議中宣佈正式解散。在同月峰會上，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總統布什建立美蘇戰略夥伴關係，使冷戰走向終結。布什總統稱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實現美蘇合作，從而在處理雙方及世界問題上打好基礎。

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國領導人揹著戈爾巴喬夫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會晤。會晤後三方發表的公報稱，三國已共同簽署了由三個國家組成的“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議。其中宣稱，“蘇聯作為國際法的一個主體和一種地緣政治現實已不複存在”，蘇聯的法律和一切準則在三國已不再適用。這三個斯拉夫國家的總人口、總麵積和經濟實力在聯盟中占絕對優勢。三國的決定使戈爾巴喬夫簽訂新聯盟條約的努力最終成為泡影。明斯克會晤公報發表後，原蘇聯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彆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領導人於1991年12月13日發表聲明，表示願意成為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平等創建國。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簽署了他的最後一道總統令：辭去武裝力量最高統帥職務，將武裝部隊和“核按鈕”的控製權移交給葉利欽。晚上19時，戈爾巴喬夫在總統辦公室，麵對著攝像機、向全國和全世界發表了辭去蘇聯總統職務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