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國行：粵語詩鑒賞集 第541章 方言的力量與曆史的迴響

方言的力量與曆史的迴響

——樹科《九三吟》詩學鑒賞

文\/元詩

在當代漢語詩歌的多元生態中，方言詩歌始終扮演著一種獨特而深刻的角色。它既是對標準語書寫係統的補充，更是對地域文化記憶的堅守與啟用。詩人樹科的粵語詩《九三吟》，以簡練而極具張力的語言，在紀念抗戰勝利的宏大主題下，完成了一次方言詩學與曆史敘事的深刻對話。這首詩不僅承載了粵語特有的音韻節奏和表達邏輯，更通過看似樸拙實則精警的語言結構，重構了曆史記憶的倫理維度。

全詩分為四節，每節四行，采用三字短句的密集排列，形成一種類似鼓點或口號式的節奏感。這種形式絕非隨意為之，而是暗合了嶺南傳統說唱文學中“三字經”的體例（如啟蒙讀物《三字經》及粵地木魚書中的三字句結構）。詩人刻意選用這種帶有訓誡和傳誦特質的句式，既強化了詩歌的儀式感，又呼應了曆史教育中“銘記教訓”的核心訴求。

首節“八十年\/九月三\/紀念日\/日本鬼！”以直白的時間標註和民間俗稱開篇。“日本鬼”一詞是粵語中對日軍侵略者的特定指稱，其情感色彩遠強於普通話中的“日本兵”或“日軍”。這種稱呼不僅保留了抗戰時期的民間記憶原型，更通過方言詞彙的在場性，喚起了地域性的集體創傷體驗。學者黃子平在《抗戰記憶與方言書寫》中曾指出：“方言詞彙往往比標準語更頑固地儲存了曆史現場的情感溫度。”

第二節“人之初\/性本善\/學學惡\/喺仁德！”展現了詩人深層的哲學思辨。他巧妙化用《三字經》開篇，卻對其進行顛覆性改寫。儒家傳統的性善論在此被賦予辯證色彩：善惡並非先天註定，而是後天習得的結果。“學學惡”中的疊詞使用（粵語中“學”可作動詞“學習”解，亦可用作強調重複），暗示了惡的習得性、複製性。而“喺仁德”（即在仁德）更值得深究——詩人將惡的滋生地與“仁德”並置，形成巨大反諷。此處暗合了韓愈《原毀》中“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的人性複雜論，揭示出道德教育缺失可能導致的人性異化。

第三節“以前東洋仔\/跟住西洋佬\/狼嘅心\/魔嘅毒……”將曆史視角延伸至更廣闊的殖民敘事。“東洋仔”與“西洋佬”的對應（粵語中“仔”多指年輕男性，“佬”常帶貶義），既保持了口語化表達，又精準體現了民眾對東西方侵略者的認知差異。“狼嘅心\/魔嘅毒”采用粵語特有的結構助詞“嘅”（相當於“的”），並通過動物與魔鬼的意象疊加，構建出侵略者非人化的道德審判。這種修辭方式令人聯想到《漢書·匈奴傳》中“狼子野心”的典故，但方言表達使其更具民間審判的力度。

末節“九月三\/要記仇\/心有恨\/噈大愛……”是全詩的詩眼。詩人大膽將“記仇”與“大愛”並置，形成倫理悖論。“噈”（粵語中意為“就是”）這個方言字的運用，以斬釘截鐵的判斷語氣確立了恨與愛的辯證關係。這種看似矛盾的邏輯，實則深得中國傳統戰爭倫理的精髓——《司馬法·仁本》雲“以戰止戰，雖戰可也”，《禮記·曲禮上》亦有“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的辯證觀。詩人通過方言特有的語法結構，實現了對傳統和平主義敘事的超越：真正的曆史記憶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通過銘記苦難來實現對人類命運的共同關懷。

從音韻學角度分析，全詩嚴格遵守粵語韻文“平仄相對、尾韻相協”的規則。如首節“三”（saam1）與“鬼”（gwai2）雖現代粵語中不完全押韻，但在粵語古詩韻中同屬“灰堆”韻部；第二節“善”（sin6）與“德”（dak1）形成仄仄相對；末節“仇”（sau4）與“愛”（oi3）的押韻則體現了粵語保留古入聲的特點。這種音韻安排使詩歌在朗誦時產生既傳統又現代的節奏張力。

值得注意的是詩人的地域身份與寫作場域。該詩創作於“粵北省委舊址紀念館”，這一空間本身就是抗戰時期華南遊擊戰爭的曆史見證。粵北山區作為當年南方抗戰的重要根據地，其地域記憶與方言表達形成了雙重互文。詩人選擇用粵語而非普通話書寫這段曆史，實質上是對“標準語曆史敘事”的一種補充和修正。語言學家詹伯慧曾言：“方言是地方曆史的活化石”，這首詩正是通過方言的在場，恢複了被標準語敘事過濾掉的地域經驗細節。

與主流抗戰詩歌常采用的宏大敘事不同，《九三吟》的獨特價值在於它實現了三個層麵的迴歸：一是語言上向民間話語係統的迴歸，二是倫理上向辯證曆史觀的迴歸，三是詩學上向口頭文學傳統的迴歸。它讓我們想起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創作理念，但更進一步的是，詩人通過方言寫作證明瞭：真正具有曆史深度的詩歌，必須回到具體地域的語言土壤中尋找表達支點。

在全球化語境下，方言詩歌常被誤讀為地域性自戀或語言保守主義。但《九三吟》的成功實踐表明，方言恰恰可以成為抵抗曆史記憶同質化的重要資源。正如巴赫金所言：“標準語隻有在與方言的對話中才能保持活力。”這首詩通過粵語獨特的語法結構、詞彙選擇和音韻節奏，為我們重新理解抗戰曆史提供了更豐富的情感維度和哲學視角。它證明：最地方的，恰恰可能最普遍；最口語的，恰恰可能最深刻。

《九三吟》作為《詩國行》粵語詩鑒賞集的開篇之作，其意義遠超出一首單純的紀唸詩。它標誌著方言詩歌從民俗展示向曆史書寫的範式轉型，證明瞭方言不僅是一種語言工具，更是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立場。在曆史記憶日漸符號化、扁平化的當代，這種根植於方言土壤的詩學表達，或許正是我們重建曆史意識、保持批判思考的重要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