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大明：腹黑崇禎帝王術 第40章 端午，大明東風起

崇禎三年，五月初五，端午。

江蘇，啟東港。

晨霧還未散儘，碼頭已喧騰起來。

成百上千的漢子赤著上身，露出古銅色的脊背，喊著號子，將一包包裝著生絲、茶葉、瓷器的貨箱從岸上扛到船上。海風帶著鹹腥氣混著汗味、桐油味，還有剛出籠的米糕香氣，在港區裡瀰漫。

這些漢子大多不是本地農戶。他們的田，或是前些年水災時賤賣給地主，或是被官府征去辦了工場，或是自己覺得種地出息薄，乾脆把地租了出去，跑來碼頭討生活。按老話，這叫“失了根本”，是要被人瞧不起。

可如今在啟東港，冇人瞧不起他們。

徐光啟督撫江浙以來，大力推行一套“雇傭法程”。碼頭上，貨主、船主是“東家”，扛活的、駕船的是“夥計”，兩下立契，明碼標價，乾一天活，拿一天錢。病了、傷了、老了乾不動了，東家不包——可東家給的工錢，比種地強。

日子久了，這些聚在一起的漢子們，自己琢磨出道道來。

約莫半年前，幾個常在一起扛大包的老夥計，在港邊茶棚裡吃茶時扯閒篇。

一個說前日閃了腰，歇了三天，冇進項，家裡婆娘娃兒眼巴巴等著米下鍋。另一個說起隔壁工棚老丁上月急病冇了，家裡孤兒寡母，連口薄棺都置辦不起。

說著說著，有人一拍桌子：“咱們就不能自己想個法子？”

法子真想了出來。

先是三十幾個相熟工人湊一起組了“兄弟會”。每月發工錢那日，每人自願出幾個銅子湊成一筆“公錢”。

誰家遇上急難、大病、喪事，便能從這錢裡支取一些應個急。為了管好這筆錢，他們還請了港上賬房的一個老書辦做“師爺”，每月給些酬勞，讓他記賬、管錢、分配。

冇承想，這法子像滾雪球。

兩個月工夫，“兄弟會”從三十幾人滾到三百多人。碼頭其他工棚的漢子們聽說，也照著樣學，弄出“同心會”“義助社”名目各樣的團體。後來幾個頭頭坐到一起商量，索性合了統稱“工人互助會”。如今會裡已有一千多人，每月流入的銅錢碎銀得用箱子裝。他們不隻請了賬房師爺，還請城裡錢莊退下來的老掌櫃幫著“理財”，讓錢能生點小錢。

老掌櫃也不含糊，在啟東縣城裡買下一排店鋪用來出租，租金再反哺到這些漢子頭上，又在港口附近蓋起一排排小屋，來給這些漢子當做家。

今日端午，互助會做東。用會裡攢下的“紅利”向縣城食鋪訂了三千個鮮肉粽子，每個夥計憑竹製的會牌，能領兩個。肉是實打實的五花肉，用醬料浸透了和泡發的糯米一起裹在新鮮箬葉裡，大鍋蒸足兩個時辰。揭開蓋時，港區上空都飄著鹹香油潤的香氣。

劉老三領了自己和兒子的份，四個沉甸甸的粽子用乾荷葉托著。他蹲在泊位的纜樁旁，剝開墨綠的箬葉，露出醬色油亮的糯米，咬一口，肥瘦相間的肉塊鹹香滿口，油脂滲進米粒裡。他眯起眼，細細嚼著。上一次端午吃肉粽，還是二十幾年前，老孃還在世的時候。

兒子栓柱幾口就吞完一個，舔著手指上的油：“爹，這會真好。往後每月都能有點盼頭。”

劉老三“嗯”了一聲，心裡卻想，這互助會，這公中錢，這請人管賬生利……他們這些大字不識幾個的苦力，怎就搗鼓出這麼個東西？像是冥冥中有隻手，在推著他們往前走。

若此刻遠在北京兔兒山的朱由檢能看見這一幕，隻怕要愣上好一會兒。他那個來自未來研究員的靈魂，一眼就能認出——這哪裡是什麼“互助會”？

這分明是工會的雛形，是原始的保險，甚至有那麼點基金會的意思。

這些十七世紀的勞動者，在生存壓力下自發萌生的智慧，竟隱隱觸碰到幾百年後的社會組織形態。

啟東港往西百裡是蘇常熟地，魚米之鄉。

這裡的變革是另一番光景。

高家莊的高老爺，有良田四百畝。往年，他家裡養著十幾個長工，簽的是死契，管吃管住，一年給些粗布糧食，生老病死都歸主家。人是牢靠，可也憊懶，偷奸耍滑是常事。

前年，縣裡來了新章程，徐撫台頒了“雇工契式”。高老爺試著用了。

春耕時他不再雇長工，而是與本村和鄰村二十幾個農戶立了短契。契上寫明：犁地五天，每畝工錢米一升；插秧十日，每畝工錢米一升半；耘草、施肥、收割，各有價碼。做一天，算一天，當日或當季結清。契約期滿，兩不相欠。

起初高老爺心裡打鼓，怕短工不用心，誤了農時。可冇想到，這些農戶比往日長工賣力得多。為何？因為他們自家也有十來畝地，忙完自家活計，纔來賺這份外快。活兒乾得好、乾得快，主家滿意，下回還雇你。若是偷懶耍滑，名聲壞了，這十裡八鄉就再冇人找你。

村東頭的陳大，家裡七口人，卻隻有八畝薄田。往年青黃不接時，得去高老爺家借“驢打滾”的印子錢。

去年，他帶著兩個兒子給高老爺打了整整一季的短工，犁地、插秧、收割都乾，算下來竟掙了不少碎銀，加上自家田裡的出產，竟冇借債，還扯了幾尺新布給他媳婦做了衣裳。

人身依附的繩索，就在這一紙紙短契中，不知不覺地鬆動。

農民還是農民，地主還是地主，可那層“主仆”的舊殼，正在慢慢褪去，露出底下清晰的雇傭關係。佃戶們開始計較工時、工價，甚至敢和主家論一論契約條文。主家們則琢磨著如何定出更有吸引力的工錢，才能搶到農忙時最好的勞力。

海上變化更快。

從啟東港出海的“大明皇家商號”船隊，如今已不再用老一套的“船主-夥計”規矩。每條船上，從船長、大副、二副，到舵工、繚手、水手，乃至專司火炮的炮手、管貨的賬房，人人上船前都簽一份“航海契約”。

契約裡寫明：此番航行目的地是占城還是滿剌加，航期預計幾個月，基本工錢多少，若是順風順水提前抵達，有多少“快航賞”；若是途中遇海盜交戰，有多少“血戰銀”；若是平平安安滿載而歸，又能分多少“花紅”。若是途中病殘、身亡，撫卹幾何，也寫得明白。

簽了契，畫了押，官府蓋印備案。於是雇主心裡踏實，知道要付多少成本；水手們也踏實，知道這趟冒險能換來多少實利。在茫茫大海上，維繫人心的不再是虛無的“義氣”或嚴厲的“家法”，而是那一紙契約，和契約背後看得見摸得著的利害計算。

契約多了，糾紛便也多了。

工錢給少了，工時算錯了，船貨損毀了，撫卹不給了……往日這些事多是鄉老族紳調解，或是官府老爺一拍驚堂木，憑心意斷案。可如今，雇傭契約、航海契約、買賣契約，條文越來越細，尋常人弄不明白，衙門裡的老爺也未必精通。

於是，一種人應運而生。

他們多在衙門附近賃個小屋，掛個“代書”牌子，原本是幫人寫寫狀紙、家信。可來找他們的人越來越多是問契約的事：這條款是何意？那規定是否公道？若是主家違約，該如何告？若是雇工有錯，又該怎麼賠？

問得多了，這些“代書”先生便不得不去研讀徐光啟頒的各種新條例，琢磨《大明律》裡關於錢債、田宅的條文，甚至去揣摩撫台衙門判過的案例。

漸漸地他們不再隻滿足於“代書”，開始陪著雇主上公堂，在堂上引用律例陳述條陳，駁斥對方。

起初，縣太爺們非常不習慣，驚堂木拍得山響：“堂下何人，安敢多言！”

可這些人不慌不忙，躬身回答：“稟老爺，小人是原被告的‘訟理人’，代其陳情、質證，乃依撫台新例所允。”

徐光啟為理清民間日益複雜的契約糾紛，確曾頒下細則，允許不諳律法的百姓，可請“通曉文墨、明理知法之人”代為陳詞。這本是為便民，不料卻催生了一個新行當。

這些人聚在一起，也給自己這行當琢磨個名字。叫“代書”？太舊。叫“訟理人”？太拗口。有人翻古書，說先秦時似有“律士”之稱。又有人說，不若取“熟諳律例，為師為友”之意，就叫——

“律師”。

一名在蘇州府衙門外新掛了牌的年輕人，在木牌上鄭重寫下這兩個字時並不知道，他筆下的這個稱呼，連同啟東港的“互助會”、蘇常鄉間的短契、海船上的航海約書，正像一顆顆悄然投入水麵的石子。

那漣漪緩緩盪開，終將觸及這個古老帝國最深的肌理。

這是一個普通的端午，空氣中飄著艾草和粽香。

似乎什麼都冇變，又似乎有些東西，正不可逆轉地開始生長。